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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专制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体现在社会形态的更迭之中，也表现在大国的兴衰上。本文将试图从民主的源头——雅典城邦民主政治中，寻找出对今日中国乃至国际社会有意义的启示。具体说，即为：民主制度本身的反噬作用对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必然衰落产生的虽非决定性但却是意义重大的影响；这对中国民主化道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雅典民主政治胜于公元前五世纪，其形成过程可追溯至古希腊形成之初，农业生产左右经济生活，因而占有山间平原的氏族权贵左右政治生活，拥有政权。随后海外贸易，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工商业阶层则逐渐兴起壮大，他们开始反对贵族政治，实行财富政治，工商业奴隶主和贵族开始分享政权。同时工商业奴隶主一方面扩大海外贸易，另一方面通过战争掠夺奴隶，进而促成城邦商品经济的繁荣。在这个阶段很多城邦又出现了僭主政治，扶植工商业，使得民主的力量扩大，经济发展加速，贵族则日渐势微。追中民主政治发展起来，进而建立起平民政治。但是这一政体在雅典并未长存，公元前五世纪末开始衰落，究其原因，在表层上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结果；在深层上是大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中下层自由公民的没落。下面我就将着重分析民主与这两层原因的具体关系，借以阐释民主的反噬作用。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修昔底德的解释似乎最为一语中地了，“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然而仅从结构变化角度去观察战争是不够的，战争的主要构成因素——“人”的因素同样重要。换句话说，“人性与人类行为同样促成了战争；自私导致战争，误向的进取冲动导致战争，愚蠢也导致战争。”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双方来看，斯巴达是贵族共和国，即贵族专权；而雅典则是民主政府，即全权公民的统治。这就使得斯巴达贵族惧怕雅典民主因其势力的扩张而引起斯巴达内部的革命，而雅典人总是怀疑斯巴达要推翻自己的民主政治。这一点可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找到诸多佐证：“斯巴人害怕雅典人的冒险和革命精神；同时，他们也认为雅典人是异族人……煽动一些革命政策”，“他们想向斯巴达人进攻……二则怀疑斯巴达有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谋。” 意识形态的因素导致了双方决意一战的心理，而这恰恰是民主的悲哀。纵观世界历史长河，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允许有强国互动的较大区域中出现诸国均是民主政府的状态。民主这个目前来讲相对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倾向于扩大民主影响，求取 “大同”来实现国家利益；而“不民主”则希望避免，消除外来民主的影响来实现国家利益。这两种思想在冷战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冷战最终没有成为热战，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有限性，核武器的出现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中我仅强调在民主意识形态的掩护下政治家利用人民的民主优越感等思想来保持，扩大或显示国家权力以及满足自身权力欲望。 伯里克利在国葬典礼的演说词中说：“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的。” 很显然，这种自我标榜是在激起和利用雅典人民心中的优越感，这是民主的非普世性 及其卓越于其它政体的特性所决定的。虽然这也很可能是民主走向真正普世的必由之路。事实上，伯里克利的演说词之所以似曾相识，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在美国总统的任一篇演说词中找到极其相近的措辞。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最近的伊拉克战争都是美国披着“民主的外衣”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军事行动。美国人民骨子里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因而民主二字巨大的感召力与说服力往往使之支持政府行动而且当美国人发现自己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截然不同，得知世界上存在众多非民主国家且他们的人民正在被压迫时，上述的优越感则化为一种类似十字军东征的使命感。这就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政策得以实施的民众心理基础，这种信念也正是国家统一和认同感的来源,然而美国人政治思想与政治现实的严重不统一可能会成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不可否认，美国人民的支持对政府发动以上几场战争的推动作用，但是历史曾经多次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力都经不起世界范围的扩张，美国也不会例外。这不仅会表现在经济方面，国家内部人民厌战情绪上涨与美国在伊拉克伤亡人数增加成正比的事实也体现了阶级层面的矛盾。战争的胜利或失败对国内矛盾有重大影响，胜则消逝转移矛盾，负则激化突现矛盾。而民主制度下人民强大的权利意识则令上述正反作用更为巨大。 从人的角度讲，民主之所以优越，是因为它满足且平衡了多数人的权力欲，实现了多数人的根本需要。但他同时也使得人民的民主意识对国家政治影响非凡，特别是民主与民族主义一道出错时。民主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成为其制下的人民往往视之为评判好坏的标准。上述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再加上民主并非普世的现实存在，就成为了民主国家政治由稳定转向不稳定的催化因子，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正是在这一重要催化剂的作用下爆发的，从而直接导致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衰落。 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大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以中下层公民的没落从内部瓦解了雅典的民主。本文的分析重点放在“中下层公民的没落”。雅典的民主政治实质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以中下层从事小土地经营和独立手工业的公民为基础。这些人在民主制度的襁褓中安逸的生活，逐渐开始无视劳动。在经济利益的屈从下，出卖地产而从商，进而脱离了土地为大奴隶制兼并土地扫清了障碍。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反噬作用，即民主制度与生产关系相适应时往往会对本国人民产生一些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国家政治。 奴隶制发展导致了中下层平民多无视劳动，工业革命即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发展史的民主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而两者一道出错时，国家的权力就会倾向于集中，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基础就在于此。目前国际社会已经进入数字时代，作为技术进步的结果，工业制造已经失去了主要生产方式的地位。虽然这种转移仍处于初始阶段，但在美国数字技术已经被应用到美国社会，经济和军事。查尔斯?库普乾认为数字时代很可能会危害美国的核心政治和社会制度。在《美国时代的终结》中他写道：“现在还太早，还无法在数字时代和当前美国民主中表现出来的压力迹象之间划一条确定性的因果关系线。然而潜在生产方式的转换开始对民主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美国公民参与精神的下降则支持着这样的观念。” 普特南通过调查得出结论：美国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兴趣，时间和质量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例如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公民基础结构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还多。这将通过影响美国的民主政治进而影响国家的治理力量。公民参与的减少和治理的衰弱则很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由于美国人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对公众制度丧失了信任，因此怠慢的选民使当选官员缺乏责任感。结果治理质量下降，并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公众的玩世不恭和拒绝参与。简言之，数字技术与信息革命是美国民主政治发生衰退的主要原因。因为信息时代不仅打断了公民参与时间（在电视机前花的时间越多，可以用来参与公民活动的时间就越少），而且还改变了残留的不论何种形式的社会参与的质量和性质。例如人们使用因特网花费的时间越多，他们花在传统媒体上的时间就越少。对范围广泛的观点和事实的接触日益减少，预示着选民会变得更极端化和更缺乏审慎。以因特网为媒质的政治还减少了面对面的接触，更使政治生活的分裂化和原子化更严重。数字时代还助长了个人主义精神和自私自利正逐步取代公民关怀。日常生活可以通过“定制”来解决，通过因特网与移动电话订购任何东西，从食品杂货到机器书籍等。这当然是便利的，但是它也助长了物质主义，一种直接满足的需要以及追求权利的伦理而不是责任的伦理，而且这种现象一直在大量涌现。 通过上述论述，我把雅典民主政治的另一个启示总结为民主制度通过适应生产关系的发展，对社会基本单元“人”总是会产生不利于民主发展的诸多因素，这不仅是中国崛起可以利用的条件，也是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中注定要遇到的困难。 在本文末尾，我将对上述两个启示看似矛盾的地方进行解释，并对中美政治进行简单的探讨，补充启示的现实意义。 启示一认为公众参与政治的民主意识会造成国家政治不稳定，启示二则认为公众参与政治热情下降会导致国内政治的恶性循环，这似乎是矛盾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向，“过犹不及”很好的概述了民众参与意识的两个倾向，因此两者不矛盾。 中国的民主观念正在普及与深化，它是不成熟的也是不稳定的。中国民众缺乏公民意识；同时，他们却拥有积极的参政议政的意愿。并且当这种因发展阶段和封建残余而造成的不完整也不甚正确的民主意识与激进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时，中国的集权体制就会受到严峻挑战。英国走向世界强国之前经历了至关重要的“玫瑰之战”，法国宗教战争则是法国专制王权走向极盛的前奏，美国窥见世界首富的曙光之前则经历了南北战争的黑暗。中国崛起也可能会经历这种似乎是规律性的过程。所以谨慎应对的态度与方法是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的主要问题。制度霸权下的美国还处于其极盛阶段，强大的经济实力，恐怖的军事力量，极具感召力的民主制度与自由精神；但是外部连年战争的窘境与内部公民参政热情的下降已是潜在的威胁，这对处理好内部问题的中国来说或许将是一个崛起的大好契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