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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基督教贬低现世，主张生活真正的、也是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和上帝沟通并获得拯救，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天国，才能享有永恒的荣耀、光明和幸福。这是对无奈而痛苦的现世采取一种带有强大力量的消极态度。韦伯说：“这种对所有经验到的存在的摒弃，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但同样明显的是，这种摒弃可以给人们的伦理生活注入强大的力量。”11 为了更好地理解基督教，韦伯曾分析了印度下层种姓的宗教，韦伯认为这两种宗教都属于拯救性宗教，为苦难的人们所信奉。古代印度的下层种姓生活悲惨。他们是无特权的、在职业上受到严格限制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与外界封闭隔绝，世世代代处于印度古代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在宗教上，他们坚信拯救性宗教的承诺，希望能通过完成其宗教责任，从而使自己能重生在一个更高的种姓等级中。总之，这两个宗教都致力于有一个美好的来世生活。 三、基督教为什么会在罗马帝国、以及后来整个欧洲中世纪的平民百姓中盛行在罗马帝国时代，乃至在欧洲中世纪，占人口80％以上的，是平民百姓。基督教能广泛流行，最重要的就是被这80％的人广泛接受。事实上，基督教从发端到盛行于罗马帝国，一直就是在被压迫的犹太人、然后是罗马帝国的奴隶以及下层百姓中流传。当然，后来国王、官僚、骑士、商人等等都接受了基督教，他们接受的原因我们后面再讲。在这里，我们只讲为什么那时的平民大众会接受基督教。要知道，在公元初，庞大的罗马帝国内部宗教林立，但就大者而言，就有正统的罗马国教，有犹太教；东方波斯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在罗马帝国的东部也有很大影响；古代希腊的宗教仍有流传；而且，基督教本身也有一些内部异端的不同派别。为什么最后基督教能脱颖而出，成为最盛行的宗教呢？基督教在开始时没有得到行政力量的帮助，相反，罗马帝国在她刚刚流行时对她进行了残酷镇压，然而她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可能来自其他地方，只能来自于她的教义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基督教是如何满足了当时欧洲被压迫、被压榨的贫苦平民大众的心理需求。当时，罗马帝国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罗马的官方宗教。她崇拜传统的罗马宗教的神：朱庇特等等。这种十分正式的宗教，是由社会地位很高的官方僧侣阶层把持和举行仪式的。她讲究仪式和场面，人们信奉她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罗马帝国的繁荣强大。罗马人感到这种宗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她似乎真的给罗马带来了胜利、安全和财富。但是，她有着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给予人们精神和情感上的安慰。单就这一点来说，罗马帝国的国教和中国的儒家有相似性。而基督教的最大优势，就是能给信徒们带来很大的精神安慰。汤普逊认为：“基督教是古代悲观主义的一个新的反映。……例如，藐视人性，对理性不信任，认为寻求快乐是徒劳的。基督教依据这些学说，培养着禁欲、苦行和独身主义一类的实践。”12可是，如果仅仅对悲惨的生活采取一种悲观消极、听之任之的态度，那基督教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感召力。基督教的魅力在于：她要让绝望的人们有希望，苦难的人们有憧憬，悲观的人们有安慰，没有尊严的人有尊严。基督教给予其信仰者以现世中没有得到的尊严。在《对现世的宗教性摒弃》一文中，韦伯认为，贫苦百姓们在生活困苦、备受欺凌的情况下苦觅生活的尊严。而基督教这种通过拯救而上天国、从而获得永恒荣耀的教义，满足了那些被压迫被压榨的平民百姓们对尊严的渴求。“他们没有在现世中得到尊严，而正是在对尊严饥饿般的渴求中，产生了拯救的观念。……一个人在社会身份等级的阶梯上越下降，他对拯救的需要就越强烈。……非特权阶层的尊严建立在一种宗教承诺上，对于在现世中没有得到的尊严，他们或者用在将来某个时刻会具有的尊严，或者用注定在某一未来世界或另一世界中获得的尊严，来作为替代物。”13。这样，贫苦百姓们就在对基督教的信仰中获得了尊严。基督教给所有犯了错或犯了罪的人以原谅。基督教认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已经为人类赎清了罪过；只要信徒们真心向上帝忏悔，就一定会得到上帝的谅解。基督教给信徒们以生活的目标。每一个基督徒，不论贫贱，都在致力于实现基督在大地上的胜利；这是上帝的旨意，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神圣责任；每一个基督徒，通过自己对基督教义的身体力行，都为这一伟大事业而尽了一份力；而且因为这一事业是属于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所以她必将胜利。基督徒们因为投身于这一伟大事业，因为是在为至高无上的上帝而工作，从而获得了生活的目标、生命的意义，并因此而感到自豪荣耀。基督教使贫苦百姓们在信仰中感到了公平。对于自身的辛苦劳作以及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基督徒的心中会秉持这样的“补偿”观念：“不公正之所以能在现世畅行无阻，是因为地狱早已为不公正者们预备好了，而永恒的祝福则专为虔敬者们所保留。”14基督教给人们以普遍的关怀。她既拥抱男人，也拥抱女人；即拥抱奴隶，也拥抱贵族；既拥抱罗马人，也拥抱欧洲人，拥抱亚非拉人民；她拥抱每一个愿意接受她的人。基督教给信徒们以归属感。在基督教普及的地方，每一个信仰她的人都不再孤独；每一个信徒都感到自己是一个大集体中的一员，这个大集体的所有成员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实现上帝的计划。这个大集体、这个计划，是不可能被战胜的，因为她们属于上帝。物质生活悲惨，社会地位低下，人的各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所有这些原本都是令人痛苦的；但在基督教的教诲下，这些反而具有了积极意义。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禁欲、苦行、对现世的漠视，是获得永恒幸福的唯一途径。这种拯救性宗教是先知预言式的，它向其信奉者保证：或者幸福在现世会降临到他们身上，或者他们一定会在来世享有这种幸福。而信徒们则由此获得很大的心理安慰，这种心理安慰通过宗教信仰的集体性和各种仪式，在信徒的心中得到加强。这样，基督教就给罗马帝国以及其后中世纪的欧洲贫苦大众，带来了尊严、生活的目标、公平感、永恒幸福。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在现世所能得到的，她们只能在天国中才能获得。在现世中，人们则应该禁欲、忍耐、爱别人、勿抗恶，最好能做到别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再送上去。所以耶稣从一开始就不主张反抗压迫者，他并不提倡改变现实，消除苦难，他认为受苦反而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在现世中受苦就可以到天堂上享福。因此，基督教在鼓励人们追求来世和天国中的拯救和幸福的同时，鼓励人们对现世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它鼓励人们接受现实，漠视现世，把注意力放在来世上，放在与上帝的沟通上，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当时社会秩序与格局的稳定；这也正是为什么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各欧洲王朝的国王贵族们支持基督教的原因，基督教从而成为晚期的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国教。而且后来基督教会自己成了欧洲占有土地最多的封建主，压迫压榨着自己领地上的隶农们和奴隶们，于是，让那些被压迫被压榨的人们接受基督教，就更是符合教会僧侣阶层的现世利益。欧洲中世纪史权威汤普逊说：“教会集团灌输着‘驯服’的德行，为的要使那些不满意的和被压迫的仆役和奴隶阶层安心处于屈服的状态里。教会向中世纪欧洲的‘贱农’和奴隶阶层详细地讲述着天堂上的幸福和极乐生活，这构成了一个极好论点，来说服他们听天由命地在社会经济制度的压迫下劳动着。”15他举例说：“在十世纪中，维罗那主教拉特里那斯伪装神圣地劝告农奴和奴隶说，一切人们都是弟兄，同时劝告他们遵守那项使他们受着束缚的神命，说上帝慈悲地注定那些人要做奴隶，他看到，对他们来说自由是不相称的。”16甚至后来新教改革的旗手路德，在面对闵采尔农民起义时，都坚决主张国王贵族们对反抗的农民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列奥·施特劳斯在《政治学说史》中这样概括路德的观点：“所有政治权利都是因上帝而来，并将为他服务，‘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他们是上帝的佣人。’（圣经·罗马书，第13章第14节）‘我们必须牢固地树立世俗法律和宝剑（喻君权）,这样无人能怀疑它在尘世间是受上帝的意志和法令所支持的。’（路德《论俗世权威》）世俗政权的起源在于上帝的仁慈宽大的意志，它的权威是上帝所委派的权威，而不是由人民所委派。在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中，绝对没有给任何类型的社会契约论或人民主权观点留下任何地盘。世俗政权是上帝为了一个堕落的世界中的人类之福祉而发布的一条成命，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可被认作是人类的一件政权设计，或者被认作任何基于赞同而产生的东西。”17。对于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不人道的制度——奴隶制度，基督教从未否认过它的合法性。基督教曾给予奴隶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慰籍，但它承认奴隶制是当然的事实。甚至一直到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地的封建领主们都纷纷解放自己的奴隶了，属于教会领地上的奴隶却是最晚得到释放的。我们还应看到，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学在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上有相似性：两者都有助于稳定当时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社会关系。基督教没有给信徒们现实的幸福，但她给予了人们心理上的幸福、心理上的安慰。我愿意把基督教乃至所有的宗教比成音乐。现实生活即使不是苦难的，也是琐碎的、沉闷的、庸常的；但是，音乐能使人精神振奋、心情愉悦，能使人暂时从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获得精神和情感上的享受。宗教和音乐在功能上是有相似性的：两者都给予听众或信徒以心理、情感上的安慰和享受；只是所使用的手段不同：宗教用教义、仪式、以及教堂这种富有宗教意味的建筑，而音乐则用旋律、歌词、音色等来打动人。两者作为人类精神的活动，都创造出了某种“天上”的境界：宗教是关于天堂的学说，杰出的音乐则给人“此曲只应天上有”的美好感觉。所以，说到底，基督教仍然是入世的，因为她给人们实实在在地带来了幸福和安慰——只要你真心真意地相信她。所以，涂尔干在《宗教生活中的基本元素》中强调宗教具有的对人们心理上的积极价值：“宗教思想给人们带来一种热烈兴奋的精神状态，它改变了人的心理状态，他不认识他自己了，他感到自己被转化升华了，……这样，他就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之上发现了另一个更高的尊严，虽然这个世界只存在于他的思想中。”18 所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才会这样说：“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 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19 所以，韦伯认为，宗教的价值，就在于其能给予信仰者们他们乐于接受的心理感觉。“从心理学上说，渴望拯救的人正被其当时的态度所控制，其心理上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一种永恒的荣耀。……当那些信仰者们奉献他们的虔诚时，他们首先是在寻求一种情感上的价值，在这方面，这种心理情感状态，绝对地是在事实上等同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酒精迷醉，……等同于所有的魔法性迷醉（intoxication,意思有喝醉、陶醉、高兴欲狂、因吸食毒品而中毒等）。”20音乐是美好的，但音乐不能代替真正的生活。我们可以唱“让世界充满爱”；但世界并不会因此而真的充满爱。和真实的生活相比，音乐总是次要的、单薄的。音乐如此，宗教也如此。另外，当我们今天去了解罗马时代、了解中世纪，千万不能以为基督教教义所倡导的，就是那时欧洲人民真实的生活，好像那时的欧洲人都已经相亲相爱如兄弟了，都已经是人人平等了，都已经道德意识极高犯点错误就忏悔半天了。事实恰恰相反，近代以前的欧洲人民，和中国古代人民相比，互相争斗得更凶，因为在中世纪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欧洲的皇权，所以各个国王、各个贵族之间不停进行战争；等级制度更严，因为欧洲没有科举制，而又盛行世袭的贵族制；道德意识更差，因为在一个凶险四伏的世界上怎能多谈道德，而只有在中国大一统的安定环境里才会产生“礼仪之邦”。 因此，基督教对于罗马帝国乃至中世纪欧洲的苦难的百姓们来说，是无可奈何中的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而只要一旦有可能，人总是要去追求现实幸福的。这种现实可能性的出现，即意味着欧洲近代史的发端。马克思说：“反宗教的斗争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废除作为人们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 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