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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的暴虐，骄狂仍旧会被后人提及，但近来对秦始皇的评价多趋向于肯定。这是从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宏观背景下去考虑这一问题的。正所谓“百代多行秦政制”，“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为利”。作为大秦帝国的开创者，秦始皇毋庸置疑是“千古一帝”，而其开创的中国历史的新局面，使得后人得出“秦也者古今之界”的感叹。 对于秦始皇的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历代学者首先想到的是“秦王扫六合”，以一统六国作为秦始皇的主要历史功绩。而到了唐代，柳宗元更进一步地指出秦始皇的功绩在于郡县天下。他在《封建论》中写到“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 度侯卫而为之守宰”，并得出了“有叛国而无叛郡”的精辟结论。诚然。上述功绩，放在历朝任一帝王身上，足以流芳百世，彪炳千古。但我认为这些功绩对于秦始皇来说都是次要的。以我之见，秦始皇帝的最大历史功绩在于中央集权。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当中央集权制度出现时，自然而然的专制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传统与近代学者评价不一，甚至是截然相反。秦亡后，汉承秦制，自然也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汉高祖刘邦曾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及其即位后，承秦之制，制定礼仪，行尊君卑臣之法，“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自汉以降，历朝历代莫不行皇帝之法，损益增减，加强中央集权。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中央集权专制体制越来越受到后人的诟病和攻击。称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扼杀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云云。与此相联系，秦始皇作为“始作俑者”，自然也受到学者们的批评。郭沫若称秦始皇为“空前绝后的大独裁者”，翦伯赞先生也说“提起秦始皇，就会想到专制与独裁，因为秦始皇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是专制与独裁的符号”。 其实在看待秦始皇中央集权制度时，要将之与专制主义剥离，区别对待。如果将专制主义考虑进来，我们对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积极作用的分析将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要重新审视秦朝的中央集权。 秦朝的集权制度有着很深的历史背景。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来，法家思想成为秦国的统治思想。战国时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明确提出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专制主义思想，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达到成熟时期。韩非著书十余万言，传到秦国，正合秦国政治的需要，秦始皇赞叹不已，完全贯彻了韩非子的思想，建立起中央集权专制制度。 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必定要求其对政治体制进行较大的改革和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中央和地方上。在中央，秦始皇自称皇帝，掌握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政事无论大小，最后全由皇帝裁决。主要官吏也由皇帝任免，他自称“朕”，并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礼仪制度。中央设有三公、九卿等官职，辅佐皇帝。丞相是中央政权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帮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事。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分别掌管各部门的政务。在地方，秦始皇废分封，推广郡县制。天下分为36郡，每郡设郡守，直接对皇帝负责。而尤以郡县制最为出色。 中国的宗法制早在殷商后期便已萌芽。西周初年，周公将其与分封制相结合，“封建诸侯，以藩屏周”，形成了一种以周天子为核心，由血缘亲疏不同的诸侯国竞相拱卫的等级森严的政治体制，为周初政治的巩固以及此后几百年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春秋以后，随着宗法血缘的逐渐松驰，传统的宗法分封制受到了挑战。《史记·周本纪》记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先是五霸迭兴，然后是战国七雄互相兼并，分封制越发衰微。 但分封制在上层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仍然占主导思想。秦朝统一六国，就分封制和郡县制进行过讨论，“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君臣内部，当时更多的人主张实行分封制。“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反映出这是一种更为社会所接受的思想主张。而秦始皇与李斯等少数派则坚决主张建立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要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他们认为，只有政权的高度统一，才能消除战争，才能有社会秩序的稳定。 秦始皇三十四年，又有儒生对郡县制提出非议，“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而正是这次儒生以古非今的言论，使得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 纵观秦朝两次对于分封和郡县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分封制虽然在战国时代受到冲击，但其“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的思想依旧是正统思想，特别是在传统的“以尊先王之教”的儒生那里更加坚持。而秦始皇坚持郡县制的原因则有两点，第一，秦自商鞅变法后，废除了世禄公卿之，开始实行按军功授爵。而秦始皇“事皆决于法”，故而秦始皇不分封子弟。第二，也是根本的原因，是秦始皇与李斯等人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而只有真正的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将地方牢牢地控制在君主手中，才能使“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从历史的发展可知，郡县制主张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秦始皇“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县制的推行有利于中央集权和全国的政治统一，有利于推行全国性的改革措施，如统一度量衡、货币，有利于中央统一调用全国的人力物力；组织兴建大型工程，也有利于抵御匈奴的侵略。 但是，分封制思想还是难于一时消灭。在秦统一后，宗法分封制的许多原则及其内容都仍然存在。在旧中国的内部，“郡县式的统一”政治中仍有许多“封建式的统一”因素。秦朝之速亡与夏、商、周政权之长期延续在历史上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因此许多人都推崇分封制而贬低郡县制。贾谊便认为：“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汉代以后，有好几个朝代都以秦的速亡而实行分封制，分封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残留。汉初刘邦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分封同姓王，这直接导致了西汉中期以前中央与地方王国之间权力斗争的不断发生，甚至爆发七国之乱，直至用武力解决。西晋武帝司马炎“惩魏帝孤立之蔽”，封宗室27人为王，并允许王国拥有地方军政大权，坐镇一方，酿成八王之乱的恶果，使西晋政权耗尽了元气。明代朱元璋实行分封制，以“慎固边防，翼卫王室”。又让几个有才干的儿子“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尽管明太祖有意克制诸王成为割据势力，最终藩王势力的膨胀仍然不可阻止，拥有强大的一方军政大权。到建文帝时不得不“削藩”，从而发生了明朝统治者内部的“靖难之役”。总之，秦以后曾经多次讨论并推行分封制，其结果都是不可避免地形成统治者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战争，成为一种内在的分裂势力。通过秦以后分封制实践的失败，我们可以对比看出秦始皇政治眼光的长远卓越。 秦一统六国，天下初定，政制甫立。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立即显示出他超出时代的优越性。秦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 三十二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甚至 修建骊山陵就动用刑徒及奴隶七十万人。在中央集权的便利优势下，始皇帝将整个大秦帝国至于自己的股掌之中，对秦朝的各项措施，统筹策划，战略安排。从销毁天下之兵到徙天下富豪于关中，从北方击胡，发兵三十万抗击匈奴，置郡戍守到“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始皇帝无不从国家的战略目标出发，发兵徙民，屯边戍守。目标之高远，手段之宏大，可谓前无古人，但足以启发后起。虽然始皇帝运用天下之物力人力，并非单单为国家社稷，他只是为了是他的大秦帝国万世长存，且他也滥用民力建阿房，修骊山。但其对于国家资源之运用，启发后世当政者，使得中国常常能毕全国之力于一役，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 后世之人在评论历朝帝王时，总喜欢将秦皇汉武并称。但纵观历史，就会发现汉武之雄才远不及于秦始皇帝。汉武和后世之君均未跳出始皇帝所创设的集权政治制度，只是有所损益罢了，后世者鲜有如秦始皇这般创制立法，革故鼎新，开创“古今之界”。“始皇即没，余威振于殊俗”，始皇之影响足以震烁古今，甚至于两千年后的今天。中国历史上足以和秦始皇并称之人，恐怕只有“至圣先师”孔夫子了。孔夫子对于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格修养，而始皇帝的影响在于中国人的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足见秦始皇是划时代的历史开创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