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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各类小段在“外侵”阶段中所占的比例 地区 小段内乱-入侵兼 并统 一大间歇 北秦汉故地1/41/2近1/50 西罗马故地1/4强1/402/5 “表四”显示,双方的不同点是显著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北秦汉反复出现“统一”局面,西罗马则从未“统一”。北秦汉在“统一”完成时才有大间歇（表中把这种间歇归入“统一”）,西罗马的大间歇却是分立时的均势。这种差别,直接来源于兼并程度的高下。统一来自兼并的最大发展,而分立的均势则起自兼并的中断。北秦汉的兼并战占有突出的地位,甚至“内乱-入侵”也与“兼并”接近；而西罗马的兼并战只占次要地位,它反倒与入侵接近。其所以如此,仍是因为北秦汉诸势力的基本的流向，是集中争夺一个内部关系密切地理单元——以黄、淮、海为中心的华北-中原地区；西罗马的则是分散占据几个关系松散的地理单元——高卢、西班牙、北非、不列颠和意大利。换句话说,在北秦汉所发生的是向心式的收拢,而西罗马则是离心式的展开。正是这种相反的政治军事活动样式,造成了兼并程度的殊异。 军事活动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地理环境的基本结构(或曰地势)左右着军事活动的基本样式(或曰兵势)。那么,西罗马和北中国的地势又有何基本的特征呢？入侵者所要进入的历史舞台，又存在什么区别呢？如果用形象的语言来表达,那么，西罗马可以称作“树根形”,而北中国可以称作“漏斗形”。西罗马(相当于今天的西欧、南欧和北非)的基本地势(形状)像一个正立的三角形（△）：北部窄而南部宽，且在南部又分叉为三大半岛——伊比利亚、亚平宁和巴尔干,外加更南的北非以及西北方的海岛不列颠,在非洲、西亚之间,又有地中海、黑海相隔。从整体上看,是支离破碎的多元地理结构。而北中国则恰似一个倒立的三角形（▽）：从满洲经蒙古高原到天山南北一线向南,由于太平洋和青藏高原东西相对夹峙,形成了一个大漏斗。由北向南的运动,除了因青藏高原的分流作用可能有少部进入中亚以外,其它所有的力量就都汇流进华北-中原地区,而这一地区正是浑然一体的单元地理结构。这样,入侵西罗马的各路蛮族,越往前进,就越分散,离得越远,占地越宽,其兼并自然少而缓,而渐成分裂之局。北中国的五胡,越往前进,就越集中,离得越近,占地越窄,这样就难免被卷入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兼并战,而渐成一统之局。由此派生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西方蛮族入侵后建立的国家,寿命普遍较长：除去不列颠、奥多维克意大利和苏维汇王国(409-584)不计外,其余五国的平均寿命达150年；其中最短命的东哥特王国,也有61年。而中国五胡所建立的国家,寿命则普遍较短：除去代、冉魏和西燕不计外，“十六国”的平均寿命只有31年多些；就是最长命的前凉(还是汉人所建)，也只有59年。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公元前12世纪入侵迈锡尼希腊的多里安人。他们所进入的“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入侵者入侵之后,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10]。如此经过约四百年的演变,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城邦,由此构成了古典希腊文明的政治基础。我们可以看出来,希腊的地理结构简直就是西罗马的缩影,而多里安人简直就是日耳曼人的前身! 笔者认为,统一或分裂局面的形成,并不以统一或分裂的观念为基础，而是植根于历史进程所依赖的地理环境的基础结构之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1]而实践着的人，先天地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唐朝的柳宗元以为“封建非圣人意,势也。”[12]这岂不可理解为,一统天下的圣人之“意”,如果没有一统之“势”与之相应,则不能实现吗？北中国“外侵”之际及“重组”以后各阶段的兼并战争，正是这种走向一统之势。兼并，就是强吃弱、大吞小的聚合过程。在北中国这个大漏斗内,多股势力窄路相逢。在这里,兼并势如角斗场上的厮杀：只要你跳进这个圈子,就只有一条成功之路,即击败一切对手；不是你吃掉他,就是他吃掉你；苟且偷安、割据一方是没有久远保证的；严峻、残酷的形势,使卷入的各方欲罢不能；其结局自然而然地走向某一方的彻底胜利和其他各方的彻底失败——投降或被消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包括胡人)的统一观念才是顺应潮流的,才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加速兼并战争的进程,强化走向一统之势,观念本身当然就得以实现。反之,西罗马那种树根形的多元地理结构,则淡化和阻滞了兼并战争的发展,使分裂(独立)的观念易于实现。 但是,仅仅考虑西罗马和北中国本身的地理结构,还不足以说明全部的问题。如果说在“外侵”阶段的最后一次兼并浪潮中,东罗马和东晋(它们都是旧帝国的残余部分)的介入还类似的话(见“表二”、“表三”),那么到了“重组”阶段,阿拉伯人对西罗马故地的介入,在中国就找不到相对应的情况了(见“表一”)。漠北的突厥人当时虽方兴未艾,但并无深涉中国之势,更何况他们只是落后的游牧人,根本比不上发达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此阶段终了时,在中国是北南两大势力对峙:北周-隋和陈；在西方则是三大势力鼎立:阿拉伯、拜占庭和法兰克。中国的北方势力无疑对南方占有相当的优势；北方从再度统一到征服南方,只隔了12年。阿拉伯是新兴的强大势力,拜占庭也远比中国的南朝强大(它在不断抗击外部军事进攻中生存到15世纪),而法兰克也正处在四面扩张的盛时。它们之间真可谓是势均力敌，结果,任何一方都无法独占罗马帝国旧地，特别是阿拉伯向西的扩张彻底击破了拜占庭和法兰克恢复罗马帝国的企图：穆斯林横扫北非、又踏平伊比利亚,直逼法兰克的腹心之地。“总之,伊斯兰教、拜占庭和西方基督教,在8世纪中期维持了均势……中世纪余下的年代里,这三种文明发展的趋势不再是相互倾轧,而是分道扬镳。”[13]拜占庭、阿拉伯和法兰克征服了哥特人、汪达尔人和伦巴德人建立的国家,但“外侵”所形成的总的分裂格局并没有变,相反甚至更加巩固了。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对西方的统一前途起了如此重大影响的阿拉伯人对罗马帝国故地(南欧和北非)的征服,以及笔者在第一节中所提到的西方各先进文明间的碰撞,是何以能发生的呢？为什么在古代中国就看不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如果不弄清这一问题,还是不能完满地回答本文的论题。因此,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探讨。 古代文明的主要生长地,集中在旧大陆。它们从西到东分布为西方、印度和中国三大地区。西方在最初包括西南亚、东北非和东南欧。所以把它们统称为西方,是因为和印度、特别是中国的孤立处境相比,这里的诸文明呈聚集状态。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爱琴海地区之间,相距不远,并以小亚细亚为中心呈三角鼎立关系。以图上直线距离粗略计算,与它们之间相互距离的一千公里左右相比,从其中位置最东的两河下游到印度河中游有两千公里以上；从印度河中游再向东到华北平原,又有约四千公里以上,其间还横亘着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如果说印度同西方间还有些断续联系的话，那么中国则被远远地冷落在旧大陆的东端。据此，笔者认为：西方是可以称作“文明丛”的多文明聚集地区，中国是“单一文明”地区；印度则处于中间偏西的位置上。这种以自然地理为先决条件的文明分布态势,从古代一直保持到近现代,构成了东、西历史发展分歧的基本大背景之一。难怪我们在西方时常能看到各先进文明间的碰撞,而在中国则不见“阿拉伯”的介入了呢！ 在西方这个“文明丛”中,数强并立,众势交错,各文明的发展程度接近,具有互相争衡的实力,即使是军事上的暂居优势者,也很难完全降服和同化那些暂居下风者，如希腊对波斯、罗马对希腊的征服。反过来,优势者一旦显露败像,不等它自然衰亡或从容革新,近傍之强敌就会蜂拥而上，吞并或瓜分之，如埃及、波斯、希腊、迦太基和罗马所遭之最后命运。这样,帝国统治就难于固定在某个特定的地区内；帝国的中心地(即强权的重心)也无法固定,它在“文明丛”中飘移。像中国的帝国那样的延续性即继承关系,在西方是不存在的。罗马帝国未能重建,在西方不过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而最重要的则是，无论帝国的兴衰交替如何进行,都没有改变这种文明多元分立的格局。 远东则相反。这里在近现代以前,唯有中国文明独占优势，四周全是发展程度落后于中心的地区。因此,就存在着一个文化向外扩散,而争夺向内集中的轴心。在夏、商、周三代的基础上,秦汉及其以后的一系列帝国总是建立在“中国”这同一片地区上。它们虽然大小不等,或涨或缩,但都紧紧地围绕着这同一个轴心。中国的帝国没有飘移。如果历史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不到这个从古到今绵延不绝的“中国”了！ 在西方的“文明丛”内,诸文明间的相互影响，有左右各方发展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幸免于外部强权持久牢固统治的边缘地区,不仅享有较高程度的安全和独立，——如希腊之于波斯、西欧之于东方；在中世纪,拜占庭和东欧、南欧诸国对东方扩张势力的阻击和迟滞,就为西北欧充当了安全盾牌——同时,由于它们距离其它发达文明不是太远,又能获得及时、有效地吸收、融合和发展其文明成果的大量机会——如西北欧在中世纪中叶,就大大受益于拜占庭和伊斯兰教地区通过穆斯林西班牙和诺曼西西里等地传来的古典文化和先进科学。而在中国这个“单一文明”地区,最大的缺陷就是距离其它发达文明太远,因而不能及时而有效地吸收其成果。除了印度佛教的传入外，近代以前我们再也看不到规模够大的外来文明输入。 但是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虽然不存在其它发达文明构成的军事威胁,没有“拜占庭”或“阿拉伯”妨碍其统一大局,可是中国并不因此而更安全些。至少从中世纪起,政治上分立的西欧(大致就是除北非之外的西罗马故地)就再未被强权(特别是亚洲的帝国)完全或大部征服过,因此同一种格局延续至今；而中国则除了在秦汉之后再次统一于以鲜卑人为主体的势力所建立的隋唐帝国外,后来又先后被蒙古人和满洲人在军事上完全征服。这种反复的征服,与中国的多次重归统一有着最密切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西欧和中国在被征服的命运上有如此显著的不同呢？“文明丛”与“单一文明”的比较在这里也显得不够充分了。 我们已经注意到,多次征服中国的是北方游牧人或半游牧人国家。这些擅长骑马征战的民族固然攻击力很强,但也受到地理障碍和距离的限制。那么，他们的发祥地和中国、西欧的关系有何不同呢？马克思早在1853年就注意到存在于“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期、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14],并探讨了它和东方国家历史发展的关系。英国的哈·麦金德在1904年再次注意到这一地带。他指出:“还有许多块孤立的沙漠散布在亚洲各地,从叙利亚和波斯向东北延伸到满洲。”“欧亚大陆的核心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整个说来是一个草原地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即使通常并不丰美的牧场,……在这片广大的地区内，有着可以维持稀少的、但总计起来还是数量可观的骑马或骑骆驼的游牧民族的全部条件。”[15]50年代,日本的梅棹忠夫又一次关注这一“从东北斜向西南,截断整个大陆的巨大的干旱地带”。他强调：“干旱地带是恶魔之巢,是暴力和破坏之源。”[16]梅棹并以这一地带为参照,把旧大陆划分为“第一地区”和“第二地区”。所谓“第一地区”,就是幸免于干旱地带的游牧人征服的地区，包括西欧和日本。（法国历史学家马可·布洛克在谈到西欧文明时就说过：“这种除日本之外,任何民族极少享有的特殊安全,是欧洲文明的基本因素之一。”[17]）而“第二地区”则因来自干旱地带的暴力破坏,呈现出帝国的生死循环。以后,日本的江上波夫，村上正二,美国的L·S·斯塔夫里阿诺斯都注意到这一干旱地带,并研究了它和历史的关系。总之,这些学者提供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因地理和生态分布而形成的农耕势力和游牧势力相对抗的宏观态势,是理解东、西方历史发展歧异的最基本的背景条件之一。 地图显示：欧洲中、西部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欧亚大陆向西伸出的一个半岛,西欧则处于半岛的顶端。在旧大陆中,距离东北-西南走向的游牧带最远的是印度支那和西欧；其中,距离蒙古-中亚这一游牧势力中心最远的正是西欧；而距离又一中心即阿拉伯半岛最远的，除了远东以外,还是西欧,其间并且隔着黑海和地中海,更不要说南欧的复杂地势了。自古以来,欧洲就是茂密的森林区。从华北向西延伸的草原地带,经过中亚、南俄,最后被阻断在东欧的喀尔巴阡山脚下,其余脉仅出现在多瑙河中游平原上。整个西欧是纵向面对东方的，其深远的纵深内遍布着茂密的森林和险峻的山脉,更增加了游牧人西进的困难。骑马民族在这里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即使像4至5世纪的匈奴人,或9至10世纪的马札儿人,虽也曾经一度攻至西欧腹地,却都难以立足。阿拉伯人曾以北非为跳板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等地区；蒙古人曾以南俄草原为通道征服东欧；土耳其人曾以小亚细亚为基地占据了巴尔干半岛、甚至深入中欧腹地；但他们都没能征服大部分西欧。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与西欧相反,中国紧挨着东北-西南走向游牧带的东段，而且整个华北几乎全是与从蒙古向西延伸到南俄草原地带一样的温带草原或温带森林草原区,并与其相连。整个远东大陆的基本态势,是农耕带和游牧带的二元一体[18],前者还处在后者西、北两面的紧密包围之中。由于这种处境,中国文明就没能像西欧那样幸免于游牧人“反复的‘毁灭性打击’”[19]。在整部中国历史中,农人和牧人之间进行了长达几千年的拉锯战；你来我往的南北冲突,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色。 概观全文,总而言之,在单元地理结构、单一文明和与游牧地带相邻——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中国这片土地才能够多次建立起独霸“天下”的一统帝国,出现统一和分裂这两种状态间的循环往复。从秦汉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演变,不过是其中的一例罢了。(印度的情况非常类似于中国，只是与中国相比离西方文明丛近了许多，因此多少受其影响，它统一的时间和程度逊于中国，但其整个过程在结构上与中国是一致的，也有统一和分裂间的循环。)相反，在多元地理结构、文明丛和远离游牧地带——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下，西欧才形成并确立了分裂的多元政治格局。罗马帝国末期的蛮族入侵，为这一格局的形成举行了奠基礼。 style='margin-left:21.0pt;text-indent:-21.0pt;mso-char-indent-count: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