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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9月开始，九州出版社将陆续出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系列丛书。九州社总编辑王杰表示，“丛书出版原则是，保持其原貌，将其定位于历史材料，而非流行读物；不以市场为取向，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把这套书出完整，以便最大化地为相关研究者所用。” 该套丛书现已出版有四种，分别为顾应昌的《我对大陆改革开放与台湾建设的建言》（顾应昌，经济学家，曾前后参与两岸经济改革）、徐启明的《我所经历的战争（1911-1950）》（徐启明，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张知本的《辛亥革命及国民党的分裂》（张知本，民国时湖北省主席、司法行政部长）以及《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另有近三十种已进入正常出版流程，其余部分也将陆续面世。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系列作品，能被系统完整地引入出版，实为幸事。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两岸学术交流开始深化，大陆历史学家如杨天石，就对“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口述历史系列作品钦羡不已。史料为史学之公器，有时一则新史料的引入，足以释一位甚至一代学者穷经皓首而未解之惑。 历史 发凡起例，一番艰辛 治学者居于书房探巡书海，可有“功到学成”的自信与清净，甘苦自得；而主事者则需周旋人事、均衡众势、调度格局，多烦劳艰辛之苦。正是郭廷以的协调，这一项目得以展开。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工作始于1959年，主持者郭廷以（1904-1975），为唐德刚（1920-2009）的老师。当年19岁的唐德刚穿着草鞋短裤，千里跋涉，在日军狂炸声中来到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他的入学面试考官即为郭廷以。多年后，唐德刚回忆郭廷以，“面目森严，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寡言鲜笑”。治学为人皆严谨，是郭廷以留给后人的印象。 彼时，“中研院近史所”的创建甚为艰辛。1936年，“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1893-1963）提出增设“近史所”，遭到当时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反对，后者囿于学问视野，并不重视近代史研究，恰是中国传统史家的偏见，即百年以内不修史，是以时间切近，无以客观分析定论故。傅斯年的继任者董作宾，也以相同的理由，反对成立“近史所”。 至1955年，值胡适任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坚执设立“近史所”之议，才得以落实。但因一些德高望重者，对近代史研究仍持观望之态，“近史所”筹备竟有十年之久，到1965年才正式设所。去年，潘光旦《何妨是书生》一书，带着对先贤前辈之风的崇尚心情，叙写中研院的逸事典故，他笔下中研院乃清醇学术天地，超凡脱俗，令人向往。而其实这个高等学术机构中，因派别、观念、利益等因素，内部的斗争排挤，也是暗流涌动，矛盾激化时，勾心斗角之事并不少。 治学者居于书房探巡书海，可有“功到学成”的自信与清净，甘苦自得；而主事者则需周旋人事、均衡众势、调度格局，多烦劳艰辛之苦。郭廷以先是任“近史所”筹备处处长，后任所长，因近代史研究的价值以及“近史所”存在的意义，仍处于不确定状态，发凡起例，处处受制，他一度强撑苦熬，风雨飘摇，常陷于误解与偏见，在寂寞孤苦中勉力前行。  《辛亥革命及国民党的分裂》，口述者张知本，沈云龙访问。  《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访问整理黄俊杰。  《我对大陆改革开放与台湾建设的建言》，口述顾应昌，访问刘素芬等。  《我所经历的战争（1911-1950）》，口述徐启明，访问陈恭存。  郭廷以接受采访。资料图片  郭廷以（左二）与友人合影。资料图片 阅读 口述历史，追寻真相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而言，“近史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做的口述历史工作，既是填补了历史空白，也训练了一批史学工作者。 “近史所”在筹备之初，主要工作一为收集史料，二为专题研究，三为编纂完整之近代中国史，除商请外交部将旧藏清末总理衙门、外务部及民国初年外交部档案移交作为主要研究材料外，预算微薄，可谓白手起家。又因军阀割据、北伐、抗战以及政权易帜，史料散失甚多，口述历史，有助史料的补充。当时，与民国军政、外交、文教、经济、社会直接有关之重要人物，很多尚健在，他们便成为“近史所”口述历史对象。 为解经费之困厄，朱家骅与郭廷以商议后，决定寻求外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等人的帮助下，“近史所”先后得到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福特基金会的支助，历时十年（1962-1971），总额43万美元，用于“近史所”档案编辑和专题研究，充实图书设备，派遣研究人员至海外进修。 在福特基金的支持的十年内，“近史所”的口述历史工作进展顺利，共访问七十余人，其中以军事将领居多，成稿五百万余言，另搜集回忆录、年谱、函札、日记等资料多份。但学术遇到资金，与学术遇到政治，有同效之乱象，当时知名学者如吴相湘，臆测郭廷以与美国的交往不符合爱国之道，又因“近史所”与哥伦比亚大学，有交换口述记录的约定，有人指责郭廷以有卖国之嫌。郭廷以在重压下，于1969年放开自己苦心经营十四年的“近史所”，以撰写《中国史纲》为由，离开台湾去美国，六年后病逝他乡。 现年77岁的吴章铨，曾为“近史所”研究员，师从郭廷以，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又师从唐德刚。他如此评价郭廷以：“郭先生是非常用功，扎实，立足于史料，有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的学者，也是对后学非常爱护、辛勤培养、提携的老师。” 郭廷以一开始就把“近史所”当做一所学校，以培养近代史研究者，在福特基金申请中将“派遣研究人员至海外进修”列入其中，也是有此意向。而口述历史工作，则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学术训练，参加者多为当时年轻的研究员，他们中走出了一群近代史优秀学者，如张玉法、张朋园、陈井三、黄克武等。 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而言，“近史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做的口述历史工作，既是填补了历史空白，也训练了一批史学工作者。1984年，“近史所”中断十多年的口述历史工作重新恢复，访谈对象扩展到文艺界、实业界，并注重台湾本土历史研究，设立专题人物口述访谈，重要的有台湾当代史上的“二二八事变”、日据时期台湾的职业妇女等。做口述历史工作的学术机构也愈益增多。 最近几年，民国历史研究渐成热潮，国内追逐者众多。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2008年便借势出版民国重要人物的口述自传，如陶希圣、齐世英、万耀煌、杭立武、蒋经国等。对于读者而言，口述历史作品，带着当事人丰富的见闻与细腻的感想，以声音探入历史，追忆述往，别有洞天。而对于研究学者而言，口述历史作品，虽是一家之说，有时真伪难辨，但择取多人之言，参差互现，历史原貌可知一二。 百年中国，因政治风云变幻，有很多灰色地带，当事人口述历史，点滴事实，就能照亮历史的一方暗角。当民国爱好者，不亦乐乎追寻那段历史时，其实中国当代史的口述历史，也以自己的速度拓张前进。 现实 抢救记忆，有得有失 口述史在国内出版，已经形成一定的潮流，并拥有不少的拥趸，但也并非全无问题。做的人多，表面很热，其实冷门。难以产生有重要影响的作品，这都是问题。 2002年，因许福芦《舒芜口述历史》出版之后，口述史的出版成为热潮，之后既出版单行本的口述自传，也出版专题口述历史著作，还出版口述历史的理论书籍，并定期出版杂志型的《口述历史》。此后，《中国知青口述史》、《黄药眠口述自传》、《与历史对话》陆续出版，杂志型的《口述历史》也出了四辑。 但与阅读热相比，口述历史的运作并不乐观。 “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由唐德刚于1991年创立）副会长孔强生，在论及国内口述历史现状时说：“最近几年，口述历史，在大陆成为一个热点名词，但真正在做口述历史的人，却并不多。有时，参加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讨论会，我会诧异地发现，与会者百分之九十都没有亲身去做，讨论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还是比较粗浅的理论层面。所以我觉得，大陆的‘口述历史’很泡沫化，说的人多，做的人少。表面很热，其实冷门。” 孔强生以唐德刚对口述历史的定义来衡量，简而言之，要有访问大纲，有录音资料，有考证，以及最后以文字形式成型，故而他认为现在很多自称是口述历史的作品，其实未必。“就我所关注到的，凤凰卫视在做口述历史，一些新闻记者在做口述历史，但是，他们做的很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电视媒体太注重故事性，最后未形成文字，记者谈论过于宽泛，没有关注的重点。” 方式 去伪存真，如何可能 口述历史，究竟是见证历史，还是臆造历史，始终是受多方激烈讨论的话题。忠于历史，是口述史的难点所在。 2010年，抗战胜利65周年，崔永元历时8年所制作的纪录片《我的抗战》面世，该纪录片冠以“口述历史”之名，因崔永元的明星效应，2010年成为近年来“口述历史”的最大宣传年。也是同一年，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在国内招募大学生参加抗战口述史工程。此二者主题相近，但仍有本质上的差别。崔永元的纪录片是讲述个人历史，而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则注重存史，为即将消逝的时代留下第一手资料，以供后人研究之用。 学者谢泳为不同史料之价值排序：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不如第一手档案。他认为，口述史属于传记范围，是一种特殊的传记，“好的口述历史作品，一定要和原始文献对读互证，这方面现在比较成功的作品，还是唐德刚早年完成的关于胡适和顾维钧的传记，因为不仅是口述，而且对读了相关原始文献。” 将口述史置于传记范围内，未必准确。谢泳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因为最近几年出现在图书市场上的，往往是个人的口述自传，比如何方、何兆武、刘绪贻、江平等，而非专题的口述历史。吴章铨则认为，口述历史，主要材料来自当事人的口述，而且有意要找出当事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主观态度和他个人的行为，同时又需要客观地对待这些口述材料，既对口述者要负责，秉笔直书，还需要忠于历史。一般口述史本来就是以专题对多数人访问，保留资料为主，不是专为访问某一个人。 关于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一些个人的回忆，就与历史真相存在很大偏差，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比如老兵王楚英回忆自己曾在温盖特将军空难中死里逃生，但根据温盖特的权威传记，王楚英所提供的地方、时间、机型完全不同。口述历史，究竟是见证历史，还是臆造历史，成为一个质疑的焦点。 思考 文献互证 重在实践 个人原始经验与历史真相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口述历史必须与文献互证。在理论上，需要提倡口述历史规范化。 “台湾中研院”口述历史系列，其开展之初，即是定位为严肃的学术活动，目的很明确，为历史研究者留下有价值的史料。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同样兴起，如《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贺黎、杨健）。阅读这些口述历史，在追寻真相的同时，也是对禁忌与秘史的一种消费。 通往过去的路上，回忆是一个不可靠的向导。由个人回忆所塑造的历史现场，总是难以保证不搀杂谬误与虚构。“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当年在从事二二八事件的访谈时，有一位受访者把他从二手报刊所看到的东西，说成像是自己一手的经验，也有许多人大谈在监狱耳闻的点点滴滴。个人原始经验与历史真相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口述历史必须与文献互证。 在理论上，提倡口述历史必须规范化的学者，为数不少。但正如孔强生所言，口述历史，重要的还是实践。即将面世的“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系列，既有重大人物的个人口述历史，也有专题口述历史，可为国内口述历史工作者提供可参考的范本。 《铭记：犹太人的历史与回忆》作者约瑟夫·哈伊姆·耶鲁沙尔米说：“只有那些历史学家，那些拥有他们职业中最核心的品质，即对事实、证据、证物一丝不苟、充满热情的人，才能为过去的真相把关。”中国当下口述历史之热，始于对真相的追寻，但是，要追溯过去，依靠的仍是对事实的专业研究，而不是“回忆”本身。 郭廷以（1904年－1975年），字量宇，河南省舞阳人。1926年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执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1949年赴台，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首创口述历史工作，以口述笔记方式，为民国史搜集资料。曾赴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及研究，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197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毕生致力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培植大批史学人才，为现代史学著名先驱。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九州出版社部分将出版书目】 转载自 中国中世纪研究网 《胡适派学人和其它派系学人冲突详情——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 《亲历中研院史语所七十年兴衰、派系斗争——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 《回忆陈诚、胡适、傅斯年、钱穆、梁实秋等师友——刘 真先生访问纪录》 《丁文江叔父口述黄桥望族丁氏家族兴衰——丁廷楣先生访问纪录》 《统一企业董事长口述人生经历和企业发展历程——吴修齐先生访问纪录》 《国民党沈阳防区司令王铁汉口述历史》 《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盛文口述历史：胡宗南兵败西北详情》 《国民党灵甫舰舰长郑天杰口述历史：国民党海军抗战事略》 《国民党经济部长刘航琛口述历史：川军与国民党政府博弈详情》 《胡宗南秘书王微口述历史》 采写/记者 朱桂英 转载自中国世界中世纪研究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