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小国寡民与直接参政 读古代史，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给人突出的一个印象是，表演的场地是一个小国寡民的舞台。比如，实行过制度化非专制政治的各个希腊城邦，成年男性公民数目大多在2000～10000之间。大邦如雅典，在公元前8世纪，只有约10000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公元前413年，也只是在35000～40000之间。各个希腊城邦所拥有的领土面积也十分有限。斯巴达在吞并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之后，是最大的一个城邦，也只是拥有8300平方公里；雅典，包括阿提卡和萨拉米斯在内，只是拥有2800平方公里；其他城邦就更小了，大概面积80平方公里到1300平方公里不等。亚洲的情况也差不多。比如，吉尔伽美什时代的苏美尔城邦，公民一般也只有几千人。古代印度有关人口数字的记载，大多难以为据，但是从不少材料中可以推知，诸共和国公民数字的情况，不会与希腊苏美尔一般城邦的数字相去太远。罗马共和国是一个例外。它不仅男性公民数目一度达到数十万，而且，最后确确实实成为了一个囊括地中海世界的庞大国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共和国在建立之初，也只是一个不大的城邦；扩张之后，就一般公民而论，真正合法参与政治活动的，也只是居住在罗马城里的一部分；更何况，真正掌握权力的是罗马元老们，他们更是公民中的少数中的少数了。值得注意的是，也恰恰是在罗马共和国的扩张过程中，在罗马人口包括公民数目的增加与罗马国家版图的扩大过程中，城邦共和国给帝国，贵族主导下的非专制政治给个人专制政治，让开了道路。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罗马的非专制政治，仍旧是在小国寡民的舞台上表演的；罗马共和国也与腓尼基或其他一些城邦一样，是在罗马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是在与专制大帝国的斗争中，灭亡的。 古代实行非专制政治国家的另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一般社会成员参与共同体的政治活动，通常采取的都是一种直接参与的方式。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环境原因或者说主要客观条件，正是由于前面谈到的小国寡民那一特点。国家小，“一眼便可望尽”，人民少，大家“相互熟悉”，有事时有权者可以很方便地聚集在一起，用不着另外再费事实行什么代议制度，眼巴巴地看着别人（代表）决定自己的命运。当然，还有一个处于深层的人性原因是，人都对自己最为放心：既然有可能自己来决定自己的事务，大多数人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或权力，把它（们）交到别人的手中。 讨论到这里了，应该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古代非专制政治与小国寡民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回答是肯定的。 在一个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公民们相互都熟悉的小邦里，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透明性，反对个人权力过分膨胀的公民们或武装男子们，极其容易以各种方式串通起来，联合起来，以压倒性的优势向僭主或国王或其他种类的独裁者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希腊许多城邦在结束巴赛勒斯制度之后，虽然一度都出现过僭主政治，但都维持不了太长时间，便为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所代替。而国家一大，比如在大的帝国那里，即便某一集团或某几个集团的人们，某一地区或某几个地区的人们能够组织起来向专制权力挑战，他们却往往要面对掌握在那个权力手中的其他更多更大的集团或地区的大得多的力量。何况，由于上古时期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非专制政治大规模组织力量的经验不成熟，社会成员本身利益的多元性，导致他们在组织力量对抗专制权力方面的软弱。因此，结果往往是，要对抗一个力量强大的专制权力掌握者，多半需要反抗者自身专制的组织权力。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民众起来反抗某个专制权力，几经较量，最终即使成功地推翻了那个专制者，胜利者的首领最后建立起来的，也常常是专制政权的缘故。 另外一个直接的原由是，古代非专制政治就其充分发展的形式民主政治来看，也只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度，而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在人类自身政治组织经验的限制之下，也只有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中才有可能;至多由于制度惯性的力量，在小国寡民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城邦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将其势力暂时地、不稳固地扩张于城邦之外，比如在雅典，比如在罗马。总的趋势是，在领土扩张过程中，演出非专制政治的小舞台扩大了，演员增多了，大家各演各的戏，政治于是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一个社会倘若要生存下去，总是需要稳定，需要能够维持稳定的强大的权威。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通讯交通等手段的限制，人类自身政治组织经验与能力的不足，不可能从小国寡民的公民直接参与的非专制政治中，紧接着衍生出适合大地域的能够长期稳定整个社会的有效的间接民主政治。何况，领土的扩张，舞台的扩大，演员的相互陌生，给专制者个人权力的扩张与巩固，提供了无穷尽的机会。因此，在国家产生以来文明社会第一次大的政治结构转折时期，人类即使有能力在亚力山大时代、凯撒时代就创造出适合大地域的与近现代西方主流制度相类似的间接民主制度，也难得有多少机会了。 一句话，就大多数情况而论，古代文明社会直接产生于原始的血缘关系之中，在最初的出现公共权力的群体里，成年男子的数目都不是太大，群体所占有的地域范围相对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许多地区，我们都多多少少可以找到非专制政治包括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 二、时间变量差异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维持小国寡民环境的时间变量的不同，是造成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最为基本的底层框架性因素。 具体说来，希腊城邦能够超越古初非专制政治阶段，发展出来古典非专制政治，其根本原因在于，直至古典时期，这个地区的城邦还维持着古典世界中不多见的小国寡民的环境。 关于印度北部的一些共和国，上述说法应当也可以成立。至于罗马，我们还应当引进另外一个值得注重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制度惯性。罗马的非专制政治是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中发生发展出来的。但是不容否认，在扩张过程中的一个时期，尤其在早期，罗马的非专制政治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所发展。我们以为，这就是制度惯性的力量。一个制度形成之后，会产生出来一种正面的惯性力量，在一段时期，动员种种因素来维持并促进其发展，直至遇到巨大的足以毁灭它的外部力量时为止，或者，直至其自身否定因素发展到足以否定这种制度本身时为止。 在未能出现典型的古典非专制政治的一些地区，如西亚，如中国，我们的看法是，过早的地域扩张，破坏了小国寡民的古典非专制政治可借以发展的温床，而为专制政治开辟了道路。 在秦统一之前的中国，由于过早的扩张，当时的政治发展主流是由早期君主制度而趋向于专制君主制度。但是，在春秋及其以前时期，又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低下，人的大规模政治组织经验及能力十分不足，旧的血缘传统力量依旧强大，整个华夏民族及其关系密切的其他少数民族所占有的地域过分广大，总的人口相当有限，许多地区的地理环境可以提供给许多共同体相对独立自足的条件，因此，在一些邦国里，我们依然可以见到古初非专制政治的一些存在，甚或古典非专制政治的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埃及，见到的是一个非专制政治材料极其缺乏的例子。这个国家自有文字以来的材料，包括神话与传说，似乎都让人不得不以为，它自产生以来，即是专制政治。用我们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可以说得通。那就是，过早的地域扩张，打破了原始血缘关系社会非专制政治借以延续而古典非专制政治借以发展的小国寡民的环境，从而非专制政治即便有过也过早地被专制政治代替了，没有在材料中留下什么踪迹。根据可信的考古材料蝎王权标头和那尔迈调色板等等的刻画，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上下埃及已经可能统一成为了一个帝国，或者至少可以说，开始了统一进程；而在这之前，某些地区，比如上埃及，可能已经建立了地区霸国。这就是专制政治在埃及发展这么早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在埃及早期材料中极其缺乏非专制政治记载的根本原因。 旧大陆的大多数地区，在铁器时代到来之前，许多小城邦早已经扩张成为了各式各样的大的地域帝国（或已经被各式各样的帝国所吞并），最高权力的主流早已经是专制性质的了。部分地区，甚至远在文字产生之前或之初，已经统一成为了帝国，或已经开始了统一成为帝国的进程，权力结构由此已经发展成为专制性质的了。主要是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地区，比如希腊，比如意大利，时至铁器时代，时至个人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政治活动的舞台依旧是小国寡民。我们以为，这就是古典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在这些地区能够得到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环境。在北部印度的一些小邦里，我们也见到几乎相同时代的非专制政治的发展，它们在这个时代也仍旧维持着不可多见的小国寡民的地位。 从总体上说，古代非专制政治是一种全权公民直接参与的政治，它借以发生发展的舞台是小国寡民的环境；维持小国寡民环境的时间变量的不同，是造成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根本性的底层框架性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