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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人类深信在遥远、深邃的天空中，上帝指挥着人世间的一切变化。上帝有一个花园，花园里长满了丰硕的果实。居住在蓝色星球上的世界各民族仰望天空，对上帝的花园充满着憧憬。代表着人类的文化大师们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上帝的花园。他们徜佯其中，流连往返，品尝着上帝培育成熟的果实。文化大师们回到人间，将他们带回的果实让大地上的人类品尝。对上帝感到神秘而又敬畏的人类，分享着上帝培育的果实，不管是甜的，酸的，还是苦的，他们都深信那是人类所能得到的最为精美的果实…… 人类一切活动的结果都是文化。二、三千年以前，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类逐渐从蒙昧、野蛮阶段走向文明阶段。在同一片天空下，他们探索生命与宇宙的神秘，对世界的一切感到惊奇，相同的天空在不同民族的心灵深处却刻下了不同的印迹。穿过时光隧道，回望人类文化的发展史，我们在对古代各民族先贤留下的文明碎片比较中，似乎看到了各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每一个基因片断。越是人类早期的文化，那些先入为主的文化形式，对一个民族后期文明发展的影响就越大，今天的世界各民族性格其实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初见端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民族的性格也是一样。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是由文化发生发展的硬环境与软环境决定的。文化发生、发展的硬环境是指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地、海洋、河流、湖泊、农牧业、物种等物质环境。文化发生、发展的软环境是指一个民族在先天具有的物质基础上所创造的神话、宗教、哲学、政治等人文环境。 在中西文化差异性比较中，人们往往只重视构成文化硬环境诸因素之间的区别，而没有细致地研究文化软环境所造成的差异。本文在兼顾对造成中西文化硬环境差异性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研讨文化软环境对中西文化造成的差异性。 提起西方文化，人们自然就会想起古希腊。古希腊的地理范围，除了现在的希腊半岛外，还包括整个爱琴海区域和北面的马其顿和色雷斯、亚平宁半岛和小亚细亚等地。早在古希腊文明兴起之前约800年，爱琴海地区就孕育了灿烂的克里特文明和麦锡尼文明。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多利亚人的入侵毁灭了麦锡尼文明，希腊历史进入所谓“黑暗时代”。因为对这一时期的了解主要来自《荷马史诗》，所以又称“荷马时代”。在荷马时代末期，铁器得到推广，取代了青铜器；海上贸易也重新发达，新的城邦国家纷纷建立。希腊人使用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于前776年召开了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也标志着古希腊文明进入了兴盛时期。前750年左右，随着人口增长，希腊人开始向外殖民。在此后的250年间，新的希腊城邦遍及包括小亚细亚和北非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在诸城邦中，势力最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公元前5、6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经济生活高度繁荣，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一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人破坏性地延续下去，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 由于放牧文明的流动性，导致人口、土地、资源的流动性。人口对于土地、血缘关系只是具有相对依赖的关系。而城邦文明不仅集中了人口，积聚了财富，也产生了文化的传播与流动。 中国古代是非常典型的农业文明。人口众多而且密集分布，过度依赖于土地等生产与生活资源。人像植物一样植根于土地之上，完全处于与土地不可分割的自然状态，我们可称之为“自然人”。他们生存于大地之上，通过农业劳动获得果实，解决自我生存的问题。中国人大部分生活黄淮地区，水患频繁，个人的力量在灾害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都无法单独解决生存问题，因此，人们只有组成整体，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征服大自然。“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含义，老子以“水”喻道，“上善若水”。治水与政治在中国远古时期甚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不同地域的人类因水而发生了普遍联系，至今在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流传着大禹治水的故事。正是由于水的力量，打破了单纯的家族关系，一家一族甚至于同处某个地域的百姓也无法单独抗御水灾。水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促进了传统文化的早熟。中国农业文明强化了人与人之间血缘家族关系等自然性质的联系，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产生并发扬光大的硬环境。中国古代私人工商业极不发达，人口缺乏流动性，人们走不出血缘关系，很难产生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生活物资的短缺一直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文化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组织、协调、分配有限的资源，通过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诸多关系来解决人的生存问题，提高人的生存能力和水平。文化就是生存于一定地域的人类行为的产物，是一定地域内人们行为的共同规范。物质短缺导致政治特权的产生，而政治永远都是以少数利益集团对国家财富无止境的占有为特征，无节制的占有导致更加悬殊的物质短缺。为了生存，人们结成了由小到大的利益支撑集团，从个体人——家庭——家族——家族诸侯国，不断地因为更多地占有土地和人口而发生冲突乃至战争。从家庭、家族、部落式的小占有到诸侯、皇权对国家的大占有。人在土地上，便于皇权在更大范围内的占有，最终导致中央集权制的产生、大一统的形成。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举国民众只重实利，各自占有属于自己的利益，利益达到平衡时，社会趋于稳定；反之导致冲突、战争。因而在中国，统治权成了文化价值衡量的标准，成了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并最终成了皇权的路标、方向。铁筒式占有成了皇权的本质！中国历朝历代，人民只知朝代名称而不知有国名，单从这一点便可知道，国家和人民是被以国为“家”的皇权占有了。 这就是中国以农业社会为根本的文化硬环境产生大一统社会的基本路径。 同样是农业文明，印度与中国农业文明却有明显的不同。通常所说的4大古代文明之一的印度，实际上是1个历史地理概念，它并不仅指今天的印度，还包括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在内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印度地处中国西南，中亚之南，西亚东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与古代各文明都有联系，古代印度文明就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诞生了。印度的历史从吠陀时代开始才有文献纪录。早期吠陀反映了雅利安人氏族部落组织解体，并向阶级社会迈进的历史。这时，私有制也已逐渐产生，并开始出现了等级划分的现象。早期吠陀反映了雅利安人氏族部落组织解体，并向阶级社会迈进的历史。这时，私有制也已逐渐产生，并开始出现了等级划分的现象。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化，印度形成了两种日后成为其民族特色的体制，即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吠陀时代的瓦尔那，原指不同人种和社会集团，后来逐渐用来表示社会等级。印度瓦尔那分为4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印度的等级制度显然具有种族及由家族形成的部落形成的两者结合，印度的文化突出了“人”的等级性，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明确了各个等级的利益占有关系。人们从印度的等级制度中，很清晰地看到了种族及家族（部落）对于印度社会形成的巨大作用，可以说，印度的社会制度正是以种族及家族（部落）为基础的。这种利益格局形成之后，宗教、哲学、政治领域随之强化了这种制度，而这种制度更像是对社会的“集体”领导，不便于统一的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即使有分裂的时候，也极短暂；而印度，从公元前1500年的吠陀时代，到公元712年阿拉伯人的入侵，除了在孔雀王朝（前321~前185）和笈多王朝（公元320~550）时期有短暂的统一之外（总计约360年），其余的大部分时期（约1800多年），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存在着众多的小国和众多的语言。因此，有人说古代印度只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国家。 古代中国与印度社会形成过程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中国通过春秋战国长达千年的冲突与战争，打破了印度式的家族为中心的等级制度（中国几乎不存在种族上的差别），由个体人——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联合而成诸侯国的血缘关系被打破，这在古代中国具有革命性意义，这也正是大一统中央集权能够形成的社会基础。 以上对中国与古希腊及印度文化形成中的硬环境作了对比，下面再来对中国与古希腊、印度在文化发生发展的软环境进行对比。 文化软环境是建立在文化硬环境基础之上的，但文化软环境对文化硬环境具有能动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主流文化最终以对社会民众根深蒂固的影响为标志。我们之所以强调文化的“人民性”，正在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播，在于受众的更广泛，也在于流行的更持久。我们知道，影响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元素包括神话、宗教、哲学、政治等结构，从这些结构在一个民族文化中的构成情况，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神话、宗教、哲学、政治简称“四结构”在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发生发展史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四结构所各自侧重的不同决定了各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 建立在游牧文明与城邦文明之上的古希腊偏重于神话，宗教、哲学、政治在民众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建立在种族与家族部落文明之上的印度偏重于宗教，神话、哲学、政治处于从属地位；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与家族宗法制度基础之上的中国侧重于政治，神话、宗教、哲学都处于从属地位。 正是由于四个结构在各民族文化构成上的区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上的根本区别。 古希腊文化受到神话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以至于希腊其他文化都产生在神话的基础之上。这是由于游牧民族的特性所决定的。他们放牧牛羊，脚下的土地、水源等大地上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不属于他们。他们仰望星空，尽情地遐想。为了生存，他们到处放牧，血缘关系被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所打破，无法结成牢固的家族纽带关系，也很难形成固定的文化，古希腊只是在地中海沿岸城邦间的工商文明从而导致了文化的积淀与传播。 古希腊神话是原始氏族社会的精神产物，是古希腊人集体创造的，也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文化形式，大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以前。它在希腊民众长期口口相传的基础上形成基本规模，后在荷马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它产生和反映的地理位置是西起希腊半岛，东至小亚细亚半岛，南到克里特岛的广大爱琴海地区。希腊神话是一个广阔浩繁的系统，支脉派系庞杂，传说故事众多，并不完全一致。但它具有明显的家族色彩，包孕着一条血缘的纽带，存在一个基本脉络，大体可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大部分。 希腊神话中的神祗像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互有血缘关系，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但神和人的区别也很明显：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其中地位最显赫的神是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个主神。英雄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后代，是半神半人的，具有过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英雄传说以不同的家族为中心形成许多系统，主要包括赫拉克利特的传说，忒修斯的传说，伊阿宋的传说等等。希腊神话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的，神的性格和职责以及故事情节都有发展变化。可以说古希腊神话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源头，后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曾从古老的神话中汲取养分。 古希腊的宗教一般认为是多神教，与希腊神话密不可分，实际上是从属于古希腊神话，或者说是在希腊神话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样地，在希腊神话的影响下，希腊政治也是“诸神政治”——人类最古老的民主时代。所谓的“民主时代”，是指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这段时期。这一时代是古希腊世界的全盛时期，各城邦都得到繁荣的发展，而地处海湾、交通便利的雅典在工商业方面日益发达，并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在雅典，国家不设国王，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公民大会，大会由公民抽签产生，共同对国家事务进行商议。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是古代希腊的典范，而且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典范。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是人类历史的首创，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西方的政治制度。在现代西方国家语言里，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语言中的“民主”一词，都是从古希腊语的“demokratia”一词演变而来。古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一词，由“demos”和“kratos”两部分构成，“demos”的意思是“人民”、“地区”，“kratos”的意思是“统治”、“管理”，因此所谓“民主”是指“人民的统治”或者“人民的管理”。雅典实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所有的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抽签选举方式（十将军除外）担任政府中的各级官职。雅典的政府官员都有任期，通常为一年，而且大多数的官职，不得连选连任，以避免结党营私。雅典还实行委员会制，凡是重大事务均由集体作出决定，由集体负责。而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从而避免了专制独裁和官僚主义。为了保证民主政治不受侵害，从克利斯提尼时代开始，雅典还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用陶片投票选举出可能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构成威胁的人。如果某人得票数超过6000，就会被放逐到国外，10年以后才能返回，从而使政治野心家无机可乘。 虽然古希腊哲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影响民众思维的并不是哲学，哲学是少数精英阶层的思维方式，难以直接影响民众思维。古希腊神话形成了民族思维的核心，神话思维的强化，导致了古希腊政治的相对脆弱性，神话、宗教、哲学相对饱满，从而形成三个饱满的实体，最终形成健康的螺旋式上升的思维结构。 由于古代希腊的主流文化深受神话文明的影响，“上帝”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模糊的形象，这就注定着希腊的文明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他们一点点地摸索着前进，用他们纯净的心灵探索着世界的方向。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都在试图回答世界如何存在的根本问题。“天”——“上帝”向西方人敞开着它的胸怀，宛如一道强光照耀着西方文化大师们前仆后继地探索着世界的终极真理，直到尼采用感性的语言告诉西方的人民——“上帝死了”！那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才算到了一个终结。 古代印度是个宗教盛行的国家。古代印度的神话与印度的几大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神话故事中的许许多多天神直到今天仍然是印度人崇拜的偶像。人们常常把印度的列国时代（公元前7世纪~前4世纪）和中国的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年）相比较，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在印度也出现了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状况。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产生在这一时期，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和中国儒教的创始人孔子都生活在这一时代。但是，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国与印度有着重要的不同。在佛教出现以前，印度已经有婆罗门教，也就是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是从雅利安人部落内部的三种人演变而来。所以，印度的宗教和社会是与生俱来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印度列国时代的后果是佛教、耆那教等一些新宗教的产生。在古代印度，由于希望死后灵魂转世为更好的形态和等级，“施舍”成为古代印度“制度性”的善德。之所以说它是“制度性”的，是因为施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大，已经影响到古代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从吃、穿、金钱，到房屋、土地、灌溉设施，人世间的一切都可作为施舍物。实行施舍的从平民百姓，到富商国王，都进行施舍。而施舍的对象主要是僧侣和寺院。这样，就造成了印度强大的寺庙经济。 因而，古代印度，宗教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它决定了政治与哲学的发展方向。宗教的圆圈式结构与印度社会种姓等级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明确了各阶层对社会利益的分配关系。 中国古代著名的神话典籍《山海经》中收神454种，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后土、山岳、海湖、江河、城隍、人鬼、司灶、司户应有尽有。也有专门的名号：日神叫羲和，水神叫河伯，谷神叫后稷，风神叫飞廉，火神叫祝融。中国神话的思维特征尚处于万物有灵论的阶段，核心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体现出较为浓厚的地域政治性，更多地表现了人类同自然抗争以及征伐的胜败。中国的宗教是相对不太发达的，可以说古代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在宗教发展还比较稚嫩的阶段，中国迎来了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等实际利益而不断征战。在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下，中国哲学超越了宗教阶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过早地拥有了比较成熟的理性思维，形成了人类最早的从“天”到“人”的认识圆圈。 神话、宗教、哲学在诸侯争霸的现实面前显得相对脆弱，缺乏自身的独立性。不管是神话、宗教，还是哲学，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前此的多篇博文中反复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早在原始宗教时期，古代中国就有了一次政治干预宗教发展的先例，即自从颛顼“绝地天通”以后，原始的巫教被以天神为至上神的自然崇拜宗教所代替，部落联盟首长成为最高祭司，垄断了祭天神的特权。“天”不再人们可以随便说的对象，即使有人去说它，垄断天神的那个特权阶层也可以不去理会。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君权神授理论，皇帝就成了“天”的代言人，中国的天空彻底变成了皇权私有的园林。 由此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本应该在神话、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哲学，却取代了宗教的职能；由于缺乏纯粹宗教的信仰，哲学又反过来发展成为宗教，这种哲学反哺宗教的方式也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所没有的！因而，中国人思维的成熟——早熟正在于中国人实际信仰的宗教是由哲学思维演变而来的，其思维水平远远高于同时期其他民族的宗教思维。 在皇权铁筒式占有国家的现实面前，神话、宗教、哲学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政治决定了一切。大一统形成之后的中国，中国人的理性思维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不会有人为了真理而战，为了一种主义式的信仰而战，至多不过是在社会不够稳定的时候打出了所谓“替天行道”的旗号，而他们仍然没有真正的“自我”。这样，推翻了一个旧的政权之后，所建立的政权仍然还是旧的。 一个民族的文明发生、发展的历程有其必然性的一面，也有偶然性的一面。比如孔子学说中如果有重视全民教育的内容，而不是引导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另外，能够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农兼重工商业，并崇尚科学的发展……又比如，汉武帝并不是一个强势的皇帝，他还信奉着道家思想，放手让全国的刘安们大力发展科学，或者汉武帝式的强势人物比较晚地出现在政坛……再比如，像董仲舒提出的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文化改革方案，突出儒家学说兼顾道、法等百家思想，而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 值得庆幸的是，在蓝色的星球上，各种文明拥有了多元化发展的机会，世界多样化的文明不断交流、碰撞，世界从而变得如此丰富多彩…… 由此我们看出，在神话、宗教、哲学、政治四大结构在整个民族文化所占有份量的比较中，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古代希腊是众神的天空，古代印度是宗教的天空，古代中国却是政治的天空。 很显然，上帝的花园里最甜的果实是被古希腊的文化大师们摘走了；当然，古代中国的文化大师们从上帝的花园里摘下的也不是苦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