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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哲学最终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人怎样过一种正当的生活。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每种哲学都具有一个政治之维。这是列奥·斯特劳斯在解释思想史时所遵循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对于现代人而言有一些陌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政治有了与古代人不同的理解。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政治与德性密切相关，当哲学家论及德性时，他们同时也就是对政治发表一种见解；即使他们不谈论德性，那也可以被理解成为对德性的一种姿态，从而和政治发生间接的关联。而在现代又何如？当政治和德性在很大程度上分离之后，当政治似乎成为一种与道德和伦理无关的治理术，道德只有在统治合法性的意义上影响政治时，一个人的伦理实践似乎与国家机器的运作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许多思考都在肯定这一点。但我们可以在古希腊人的意义上，将我们生活的社会定义为“城邦”。一个观念史和社会史结合的分析可以揭示出一种伦理实践对于这个日益抽象的城邦的意义——它们的关联一直存在，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而已。（参见李猛《论抽象社会》） 那么，苏格拉底的悲剧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一个现代大学制度下的普通人来说就有着特殊的意义。苏格拉底并不是一个独身者，但苏格拉底开启了一个独身的传统——象尼采愤怒地攻击的那样，苏格拉底在生命之上设定了另外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被基督教换成了上帝，到了近代，又被置换成其他一些东西。各种各样的独身者，无论是修道院的修士，还是斯宾诺莎，康德，背后都有苏格拉底的影子。然而我要在这些人中加入尼采自己。反苏格拉底的尼采同样加入了他自己所说的悲剧。这个悲剧与苏格拉底的关联度，也许还不如与这样一个身份更为紧密：以思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处于边缘然而自以为高贵的人。只要他们被思想所俘获，独身主义的苗子就在他们的骨子里种下。 我要探讨的是这种独身的含义，以及它对城邦和个人的意义。 正象斯特劳斯指出的那样，苏格拉底之所以能被作为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是因为他系统地提出了有关政治生活的价值，如正义，勇敢的定义问题。个别公民的的意见并不是真理，它们是偶然的东西；公众政治生活的规则也不是真理，因为这些规则产生的结果总是反复无常，甚至规则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那么是这些东西之上才有真理，而这些真理是城邦政治应该遵循的。只有理解了这些真理的人才懂得最好地治理城邦。从这个意义上讲，苏格拉底开创了一个自然法的传统。而在《理想国》中，这些理念落实到对一个具体的理想城邦的设想。哲学家出场了。只有哲学家才懂得统治的艺术，哲学家的活动——思考在通向这样一个理想国。 在这里我们还看不到独身。但正是这种活动本身潜藏着独身主义。为了寻找这种更高的理念，哲学家要从他的经验世界中超脱出来，专注于他的灵魂。他必须把他的肉体对灵魂的诱惑和阻碍降到最低点。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就可能远离了城邦的经验生活。经验世界中的爱需要肉体的结合，需要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而这种经验界的生活又必将充满苦难。于是哲学家只能贬低身体。苏格拉底对死亡的无畏就基于他对身体的鄙视。他的“善”高于身体。但并不是在这种追求善的努力中人们才远离身体，斯宾诺莎追求纯粹思考快乐的伦理学同样导致这样的结果。不止如此，远远不止，一切以思考超越经验世界的努力中都潜伏着这样的可能性。基督以信仰拯救人们，最后不也就导致了一个充满修道院的世界吗？尼采将这一切作为自己的敌人，他的眼光是准的。但他自己也应该算在这些超越经验世界的人当中。生命被强调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但这里的生命是意志，同样不是身体，虽然它更多地带有身体的气息。因此伯林的区分有一些意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基点分别是灵魂和身体。而苏格拉底开启的正是一个以灵魂的名义反对身体的传统。 广义的独身主义还指拒斥市民的生活方式。没有独身的苏格拉底是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生活着。他问人们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使他们发现自己的无知，使他们的自我认同整个受到动摇。而一个城邦是建立在一定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的，这种自我意识的动摇对于城邦的秩序是有危险的。雅典人处死了苏格拉底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我们之所以景仰苏格拉底，那是因为他提倡的自我意识可能会导致一个更加正义的城邦。但处在一个行动的情境中，谁又能判断这种改变是会带来更大的善还是更大的恶？为了自己的团结，城邦不愿时刻处于一种危机之中。为了自己的团结，城邦不惜牺牲个人。 这就是苏格拉底在古代世界的处境。而在现代的“城邦”里这种处境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各种制度基于身体的理由而存在，而改变。独身主义者们发现，他们的声音和社会的变迁似乎没有了什么关系。他们更多的是去解释而非规范。他深深陷在一个权力的圆形监狱之中而无法摆脱。他象一个战士进入一个无物之阵，所有人向他微笑，没有一个对手——他的反抗最后也成了这个无物之阵的一部分。他的身体将会被法律所保护，但灵魂却在逐渐萎缩。这种痛苦同样超越经验，只能在战士之间得到理解，市民理解的只是一种滑稽。在一个一般的城邦里尚且如此，在一个腐败的城邦里，他的姿势有可能被误解得更深，他甚至有可能在身体上被消灭。当他放弃他的独身时，他已经失去他的战士身份。 一种安全的生活方式是这样：关注你的欲望的满足，为了它而接受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伟大的错误，或者至少是不和它决裂。古代人没有选择的余地，而现代人在一个范围内有选择的余地，在这个范围之内，即使选择决裂，他在制度上也是安全的，但因此会陷入一种不被人理解的境地。独身哲学在一个社会中始终处于边缘，它反对所在时代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性”而因此到处树敌，并有可能被柄持那些伟大错误的人们指责为极权哲学。然而城邦就其根本而言需要一些牛虻把它带到危机之中，以实行新的，更善的平衡，但一个腐败的城邦会压抑自己的这种需要，并装出没有这些需要，以此来证明牛虻的荒谬。面对这样的腐败城邦的无奈也是很难在一个经验的世界交流的体验，市民们安于自己小小的消极自由的空间，而不会注意到这个空间在一天天在缩小。独身者是在独白，与他自己进行对话。 这种孤独更能证明独身本身的必然性。独立的思想者将始终是孤独的。他总是越过日常生活的边界以理解“人”的意义。德尔菲神庙上写的两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和“不要过分”，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的。如果要认识自己，就难免不过分；思想者只有越过日常生活的边界，对每个时代的经验事实提出自己的质疑，为“人”这个概念划出一条界线。独身主义只不过是这种实践附带的一个结果。 对于城邦来说，这样一种实践又意味着什么？斯特劳斯对希腊城邦中的观念是这样认识的：自然哲学家关心那些天上的事情，但他们忽视了他们所生活的城邦；而智者尽管是把自己注意的重心置于城邦，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远离城邦的正义。苏格拉底则把哲学家的生活和对城邦的关注结合起来。他关心个人灵魂，并认为通过这种实践，城邦可以实现一种普遍的正义。这是在古希腊的语境中可能具有的意义：即苏格拉底的实践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伦理实践。而在今日，如果我们把这种实践做为一种与公众生活直接相关的东西，我们不能不面对这理论和实践，事实和规范之间的脱节。我们只能承认，这样一种实践只是一种个人的实践。在效果上，它可能影响社会的公共生活，但就其本身来说并不必然如此。这是独身哲学家的最终命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