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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什么样的文明最适合人类的生存？ 2000多年前，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家们都在艰苦地思索着这些代表着那个时代人类终极命运的大问题。由于各自所处的现实环境不同，他们得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答案。 墨子与柏拉图，看似两个不相干的名字，但他们都分别属于中西文明系统中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理想主义者。他们活在自己的理想里面，也希望更多的人们，甚至全人类都生活他们设计的理想主义图景之中。 他们生活的年代、背景十分相似。墨子生活的年代已不可考，但人们大致可以认为墨子生活在约在公元前468年～前376年之间。柏拉图生活在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 那是一个纷乱的年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古希腊，都处在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现存的社会制度受到了极大破坏。从蒙昧、野蛮的洞穴文明走向宽阔的广场文明大道上，中国人与古希腊人同样遭遇到了空前的乱局，人们强烈渴望彻底的制度性变革。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生活在王权专制主义社会中的墨子，渴望按照民主、平等、竞争的原则来建立他内心中的“理想国”，他主张发动群众大搞民主，让天下一切有才能的人都有用武之地，彻底改变宗法制下王权专制主义所主导的不平等现实；而生活在古代民主制高度发达的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却在为人们滥用了的民主而苦苦思索，主张以贵族专制的方式来建立他内心中的“理想国”，他甚至主张按照血统论建立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 他们是幸运的，能够生活在人类渴望新思想的年代，一个人类思想相对活跃而且自由的历史时期。他们的结局也是惊人一致的，他们的理想主义都没有实施于现实社会的可能。 中西文明分属人类文明不同的两极，在近乎完全不同的现实环境下，墨子与柏拉图对于人类文明几乎完全相反的守望，恰恰体现出人类文明的互补性。2000余年东西方文明冲突、融合的历史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对于两位伟大思想家的对比，让我们不得不再次产生这样一种跨越历史时空的想像：人类原本都是同一的，只不过走到了不同的方向上。虽然我们彼此不同，但没有什么能够妨碍我们彼此之间的守望，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相似的年代和历史背景，却在轴心时代两位伟大思想家的心灵中产生了近乎相反的结论。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柏拉图不仅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由于家庭背景和所处时代的关系，柏拉图一生都对政治抱有很高的热情。他创立学园的目的既是为了学术，也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柏拉图不仅勾勒出一幅改造现实的理想国蓝图，而且三赴西西里，企图将这一理想付诸现实。 对柏拉图来说，在他的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就是他在20岁时结识了苏格拉底，正是他与苏格拉底的交往，他懂得了要将注意力放在道德教化上，还从这里认识到雅典民主政治的缺点。他所爱戴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处死这一事件深深震撼了柏拉图的灵魂。这一事件以及连同导致这些事件的那些因素使柏拉图看清了这样的事实，即仅仅改变政体无助于这个令人烦恼的病态国家；只有在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这种意义上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概念才能带来某种改进。于是，使自己成为梭伦那样一个本民族的道德和社会革新的思想家，在他内心慢慢酝酿成熟，并在以后的人生实践以及从别的思想家与科学家身上看到了哲学、科学和政治三者的结合。 在希腊人看来，伦理学和政治学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只要城邦存在，就完全不可能设想个人可以脱离社会。经过长时期发展而形成的政体在民主政治的国家和寡头政治的国家确实都引起了一种影响深远的个人解放，结果，寡头政治国家中无所不为的暴君和民主政治国家中毫无约束的民众分别提供了两个极端的例证。正如柏拉图自己所说的，他在雅典经历过了这两种政体。苏格拉底被处死刑，使他终于确信，仅仅按传统方式改变政体不可能对国家有任何改善，只有通过道德的更新才可能矫正国家的弊病。 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国家或社会组织恰恰和整个宇宙或者个人一样。个人是缩小了的国家，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柏拉图认为，国家的宗旨应当是教育公民努力致力于善。因此，他的理想国学说受到了善的理念所支配，善的理念表现为“正义”，也就是正确调节个人和人类社会的精神和物质需要。也正是这一点，柏拉图的理想国学说就有了一块形而上学的锚石，相对于他对肉体与灵魂、人世的东西与永恒的东西之间的截然划分；在这两个组成部分中，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只有把自己的目光始终注视着超验的永恒世界，柏拉图才获得彻底改革的勇气，他以这种勇气对希腊世界的根子抡起了斧头。 柏拉图式国家的形而上学基础显现在这个国家的结构中。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构成，正义的人必须由理性统治激情，由激情抑制欲望。在这个国家结构中，公民群体被分成三个阶级，这是与他关于灵魂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相对应的，他们各自的德性应该是智慧、勇敢和节制。与灵魂的理智部分相对应的是受过哲学教育的统治者阶级；与灵魂的勇气部分相对应的是勇敢地保卫国家的武士阶级；与灵魂的欲望部分相对应的是农夫和商人阶级。对于这第三个阶级，他没有作更详细的论述，因为它仅仅是统治的对象。这样，柏拉图的国家实质上是一个贵族统治的国家，虽则它当然是一个有才智者的贵族国家。的确，在柏拉图看来，没有比政治权力分配绝对均等更为荒谬的了。应当作为权力分配主导原则的不是一种算术的(机械的)均等，而是一种几何的（也就是按照公民的才能来划分等级的）均等。 造就一个统治者的既非仅仅是善心这一品质，也非智者的机巧心理，这种懂得那个“庞然大物”（指民众）的习性和欲望，因而懂得怎样去驾驭它。只有对善的认识，以及懂得将善运用于对大众的教育，才足以造就统治者。随之而来的主要问题是培养胜任的统治者，因此，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就是对两个上等阶级的教育。 第三个阶级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私人财产和家庭。然而，统治者和武士这两个阶级则必须放弃，他们的孩子都是国家的监督下，由健康的男子和妇女生育的，以保证产生一个有能力取得伟大成就的贵族世系。孩子们要在国家的设施中集体教育成长。20岁那年进行第一次淘汰。在这之后，他们必须经历一阶段军事和体育训练，这种训练持续大约2到3年。接着是一个数学、天文学以及声学的准备阶段。在30岁时进行一次挑选，那些考核及格者就被授予辩证法，要用五年时间专心这方面的学习。最后，在军事和行政方面的领导岗位上从事实际工作。他们要满50岁，才被委以政府的艰巨任务。女孩子们同等地参加体育和智力教育。柏拉图《理想国》的内容丝毫未提及个人的权利或对个人的尊重（除非它对社会有利）。甚至统治者的行动也叫做为国家作出牺牲，这种牺牲在来世得到报偿。柏拉图不承认人的任何差别，也不承认这样的差别要求不同的政治形式，而且还不承认任何历史发展。柏拉图随即以毫不含糊的语言赋予他的国家以绝对的有效性。这个国家就像理念的世界一样的固定不变。它像是在各种历史上的政体的黑暗背景之上升起的一个光芒四射的理想，这些历史上的政体受到严厉而中肯的批评。把人类存在的官能的和个人的一面看作是达到真正的认识和完善的道德的障碍，而不是实现一个理想的手段，这正是柏拉图体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柏拉图主张整个国家采用一种宗教社团的形式；它简直可以称为一座教堂，在这座教堂里，宗教、艺术和科学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柏拉图式的国家中，没有荷马、悲剧和喜剧的立足之地。艺术也必须符合严肃和素朴的形式，一切都必须服从实现善的理念这一目的。不仅希腊艺术和诗歌中最杰出的作品，甚至连婚姻和家庭生活也要作为牺牲奉献给这一目的。 柏拉图在他的晚年著作中，对他的理想国学说进行了一些重大的修改。其中，他以君主代替了哲学王，这样的君主是政治上的专家，他不受任何法律上的约束，但知道并制定了国家的最高利益，知人善任，像一个织布工一样，懂得怎样将政治机器中的所有经纬织成一个艺术的整体。在柏拉图最后的著作《法律篇》中，他放弃了许多激进的主张，如共妻共产、放弃私人财产，甚至哲学家统治这一主张。但理想国的专制主义本质却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柏拉图甚至主张将那些不听教诲坚持错误的人们处以死刑。由于这样诉诸武力以对付理性，思想的自由被国家取缔，哲学成了教条。 从以上对于柏拉图关于理想国的学说介绍中，我们看到，除了如何培养“贤人”是墨子与柏拉图“理想国”学说的共同点之外，其他的许多中国式的糟粕，却不可思议地成了柏拉图的理想中的治国标准，而这些糟粕中绝大部分都是墨子坚决反对的；相反，墨子所渴望的民主、平等、竞争在古希腊已然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这些反而是柏拉图理想国学说中试图进行改造的对象。 由于所处的现实环境具有“相反性”，柏拉图理想国学说中有许多墨子坚决反对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等级制度。柏拉图还用一种宗教神话来为他的“三个层次”的学说和“公道”的原则提供理论根据。他说，这三个层次的人是神用不同的金属造出来的，统治者阶层是神用金子创造出来的，因此最为珍贵；武士阶层是神用银子创造出来的，因而就成了统治者的辅助者；劳动者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所以是卑贱的。 二是血统论与天命思想。柏拉图指出，正因为各个等级的人是神用不同的金属创造出来的，因此，他们的等级是天生的，天经地义的。而且，一般来说，一个人属于哪个等级，他所生下来的子女也就属于哪一个等级。神给统治者所作的第一条重要的指示便是要教他们特别注意保护种的纯洁性。 三是极端专制。柏拉图把私有制认做一切灾难的主要祸根，为培养前两个阶层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主张实行平均主义式的共产主义原则，让他们过军队般的生活，没有私产，没有家庭。无论男女都应住公共房子，吃公共饮食，并且为了保持种族优良，由统治者决定配婚。取消家庭生活，子女一出世便属于国家，并且离开父母去养育，在公共场所接受教育，以致父母子女不能互相辨认，公民的整个精神和道德生活都处于一种严格的监视之下。这就是柏拉图所谓的“共产”社会。 四是“哲学王”（后改称君主）的至高无上。柏拉图认为，在统治者之中，最高者是“哲学王”。柏拉图十分强调“哲学王”的作用，认为要使他所提出的理想国家的蓝图得以实现，就须由“哲学王”来当国王，把国家权力和哲学合二为一，以哲学为工具来治理国家。简言之，就是要实现哲学与政治的联姻。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利，或者城邦中拥有权力的人，由于某种奇迹，变成了哲学家，否则，人类中的罪恶将永远不会停止。“哲学王（君主）”显然有着中国式“天子”的味道。 中西文明分属人类文明不同的两极，在近乎完全不同的现实环境下，墨子与柏拉图对于人类文明几乎完全相反的守望，恰恰体现出人类文明的互补性。2000余年东西方文明冲突、融合的历史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对于两位伟大思想家的对比，让我们不得不再次产生这样一种跨越历史时空的想像：人类原本都是同一的，只不过走到了不同的方向上。虽然我们彼此不同，但没有什么能够妨碍我们彼此之间的守望，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相似的年代和历史背景，却在轴心时代两位伟大思想家的心灵中产生了近乎相反的结论。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敬请关注下篇：《墨子与柏拉图：中西文明的不同守望》 本文史料部分引自下列书目： 《古希腊哲学史纲要》（ [德] 爱德华·策勒尔著，翁绍军译，129-130页、152-1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西方哲学史》（张志伟主编，84-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西方哲学史上册》（全增嘏主编，157-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