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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的各个村社和平相处，这与两河流域传统的各城市相互交战的情况正好相反。总的说来，古代作家把克里特岛称为‘伟大、富有、衣食充足’的有福人之岛，是可以理解的”。未免理想化，参考今天的商业惯例，公司之间会激烈地竞争，但每家公司都不允许旗下各部门和代理商内耗。 手头的文献没有提到克里特进行过海外殖民，尽管其土地稀少，这也是代理商和经济中心的重大区别。后续兴起的几个海洋民族，迈锡尼人从希腊半岛移居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的西岸，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殖民地更是星罗棋布地中海，甚至远至大西洋和黑海。同时说明克里特实际上长期停滞。 中东有广阔的市场和先进的手工业，诸城邦和王朝是垄断的交易方，地中海沿岸的农牧业却天然分散。双方严重失衡，那么绝大部分贸易收益就归于前者，利润率要高于自由贸易。如此这般源源不断地从地中海吸起财富，经克里特的管道注入中东。相当于一种不流血的进贡，姑且称为殖民地模式。 正是这种模式决定其长期停滞的命运。首先，最大份的贸易收益外流中东，次大的份额足以支持一小群代理商过着富裕的生活，却不够推动外来文明的进化，当然只要维持代理贸易，也不会退化。本土居民的福利则略有增加，也不可能进化出商业氏族和商业文明。 <全球通史>注意到了这种二元经济：“克里特人中种田的无疑占多数……文明具有水陆双重性。”还有“印度河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与外部世界也有了相当的贸易关系”。很可能都像后来的希腊化城市，移民和本土居民根本没有融合，除了相互交易外，完全是两个世界。这也是为什么缺乏殖民的人口。 其次，也不会“工业化”。考古发现克里特有发达的建筑业，以及“占去王宫大半的众多仓库和手工业作坊”，但“这一情形与从事贸易的民族相符”要具体分析。附属于王宫，就不能排除，如同埃及和近代殖民地，发展手工业主要是为了自给自足或者维持统治，而非投入贸易。 中东已有先进的手工业，而克里特的资源有限，最大的优势是地理位置。如果和中东竞争，会先和自身的代理商角色冲突，如同今天台湾厂商品牌和代工业务的矛盾。当然，也可以发展一些特产，比如“岛上的橄榄油和陶器”，但只是搭代理业务的便车而已，或者进行初级加工，以降低海运的成本。 和中东竞争还可能遭到贸易制裁。据<世界史>，约公元前26世纪中期，两河流域城邦拉伽什王乌尔南什的铭文记述巴林的船运来外邦向他进贡的木材。以其陆海军实力，不太可能攻击那么遥远的地区，这种进贡也许是为了获取贸易特许权，或者接近明朝时的朝贡贸易。 不论主动还是被迫地削减代理贸易，如何转型本土经济中心，甚至将城市迁移到大陆，如何发展手工业，补上供需的巨大缺口，都很难想象。即使都能实现，收益也要低于代理业务。也许生计都成问题，此前与其自产粮食，不如向本土农人购买，但现在很可能没有能交换的手工业品，也没有陆上武力来征收贡物。 商业竞争正是克里特衰亡的重要原因，侵入希腊的迈锡尼人“输出陶器、橄榄油和各种兽皮以换取香料、象牙和珠宝等奢侈品……将克里特的商品从南意大利、叙利亚和埃及的市场上排挤出去，瓦解了先前克里特在地中海的经济霸权。到公元前15世纪，他们还劫掠了克里特……”可以视为本土企业战胜了外企。 再来看印度河文明。史家猜测这个“纪律严明”的社会受到宗教的控制，但宗教不能解释建筑技术和城市规划中的理性，远古的理性也常隐藏在宗教后面。说明很可能是殖民城市，至少是从中东引入成熟的知识。希腊，罗马以及近代西欧的殖民者，都在新世界照搬家乡生活的方方面面。 两河流域文明要比印度河早1000年，造船和航海技术更高，动力也更大，所以更可能是两河流域的商人开辟了到印度河的航路，随即在这里建立商站。或者部分本土居民受到贸易激励，转变成印度最早的商人。结果是一样地：也成为两河流域的代理商，而非本土经济中心。 印度河下游同样“地理位置对贸易极为理想”。城市屡经洪水摧毁而原地重建，是因为接近港口。而如果要充当本土经济中心，需要迁移到印度河中游，甚至是更富饶的恒河流域。同样从印度河吸起财富，经巴林的管道注入两河流域，代理商和本土农牧民是两个世界。 停滞就更加明显，只能简单地扩大数量，以“有条不紊的组织”延伸至每边长约1600公里三角形的地域。早在英国人之前约4000年，中东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更早在克里特成立地中海公司。这种由贸易和商队构成的公司计划经济，比埃及由进贡和军队构成的国家计划经济要温和，效率却有过而无不及。 克里特是个岛，并且海军强大，但印度河的城市位于大陆，居然也不设防。宗教之说仍然不可信，圣徒永远是少数人。很可能吸取两河流域屡遭牧人侵略的教训，严格封锁青铜技术，如同后来的赫梯帝国封锁冶铁技术。本土居民既分散，又只能武装木棍和石头，也就不足为患，更无法发展埃及式的进贡文明。 还是因为可接近性。埃及最近，在两河流域能封锁技术和派出移民前，就学会铸造青铜，发展出强大的进贡文明。东亚的黄河流域最远，只能传播技术，促进其独立进化，而无法移民和通商。欧洲和印度到中东的距离介于两者之间，商业和进贡模式都不可能。这也是商业文明阻止周边地区复制其模式的第二种机制。 参考克里特的晚期历史，也许能给印度河文明的衰亡提出某种新的假说。如果该文明确实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就“足以说明分布在那么广阔土地上的城市为何一起衰亡。”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本土或入侵印度的民族在商业上构成威胁，那就只能到代理贸易的上游去寻找原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据<世界史>，“在两河流域(特别是乌尔)遗址发现有印度河流域的或印度河流域式的印章”，很可能乌尔就是印度河文明的母邦和甲方，印章如同明代朝贡贸易中的堪合，是特许权的信物。约公元前2000年，乌尔第三王朝为外族所灭，之后两河流域南部陷入混战。几乎同时，印度河文明就走到了尽头。 综合上述分析，就动摇了克里特和印度河作为独立文明的地位。虽然二者在地理上属于一个大文明区，风俗和艺术也有独到之处，学者对文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有两个相当有力的理由：首先，经济上缺乏独立性。此后兴起于希腊半岛的商业文明、恒河流域的进贡文明，都不用外部持续地输入资源。 更重要地是，缺乏成长性。历史给予中东的移民约1000年的发展时间，不亚于中东和东亚的发展空间。但克里特始终局促一隅，印度河“实际上静止不变”。中东和东亚能在游牧民族猛烈的入侵浪潮中幸存，不仅是够大，还善于学习。他们却无奈地衰亡了，印度河文明甚至没有等到牧民来攻击。 如果本文的假说成立，并执行严格的标准，青铜文明就只有三个：中东的两河流域、埃及和东亚的商(或夏)，而克里特和印度河都降为两河流域文明的分支，欧洲和印度要等到冶铁技术传入，本土文明才起源。再加上东亚的三星堆，共三个分支。两河流域还向埃及和商提供了基础技术，当之无愧为元文明。 猜想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还有待发掘，手头的资料就更简略，只能参考克里特和印度河文明(在上述假说尚未得到证实和认可前，仍然沿袭旧称)尽量合理地猜想。 虽然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被印度大沙漠相隔，考古发现，印度河文明的疆域东至朱木拿河上游，朱木拿河是恒河最大的支流，恒河水系普遍通航，也就是说商队能顺流而下，较容易地进入恒河三角洲。这里距四川盆地的直线距离已经只有约1000公里，虽然沿途都是崇山峻岭。 印度河文明随即在这块富饶的平原上建立商站，或者定时来采购特产。同期也有零星的蜀锦通过山地居民多次转手，可能是连串的随机贸易，甚至已经形成一定的惯例，到达恒河流域。某时某地，最终相遇。商人的直觉，这种精美的饰品运到中东，达官贵人们一定重金以求，结果正是如此。 山民充当中介的贸易，很快就不能满足中东市场暴涨的需求。有必要和丝绸产地直接通商，印度河文明正擅长于公司计划经济，于是精心准备一次伟大的远征。在山民向导下，艰难穿越连绵的群山，甚至可能多次无功而返，约公元前2500年的一天，两河流域的后人踏上了四川美丽而富饶的土地。 首航成功后，大规模的移民携带物资，抵达后来的三星堆遗址建立商站。这里接近产丝农人，还能利用长江水系运输。三星堆主营丝绸，只有这种轻而贵的大宗消耗品，在扣除四川经印度到中东如此昂贵的运输成本后，还能获得暴利。越南发现相同的牙璋，说明还可能经营其它的奢侈品。 1498年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没有能交换香料的商品，4000年前的三星堆商人也必须解决同样的问题。本土商业发展有限，产丝农人可能不接受贵金属。据报道三星堆遗址已出土5000多枚印度洋的贝壳，贝壳轻而美观，易于计算，充当过货币，可就近在恒河入海口采集，很可能就是用这类商品来购买丝绸。 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是更艰巨的任务。最难走地是从四川到恒河流域的山路。考古证实，印度河文明驯养牛和驴，但不能断定驯养马。那么这段物流只能依赖人力或者驴的畜力。等到进入恒河流域就轻松地多，可逆流而上，或者出海，在斯里兰卡岛中转，环绕印度到达印度河的港口，再转运中东。 2005年，在四川邛崃市平乐镇骑龙山，发现了秦汉“蜀身毒道”的遗址，可从四川通往古称身毒的印度，据史料由灵关道、五尺道、黔中古道、永昌道组成。到唐宋时，这一地区兴起茶马古道，主要以内地的茶交换边疆的马。显然茶和香料也具有丝绸同样的贸易特点，而马是一种自己会走路的商品。 整体的地质数千年内变化甚微，如果三星堆也建有通往印度的物流，应该与这两条古道重合，甚至就是“蜀身毒道”的前身。茶马古道沿途出土大量刻有“巴蜀图语”的印章，不知相关研究者是否和印度河的印章进行过对比。可惜手头缺乏两条古道的资料，也没有机会实地考察，不能援引来推测三星堆物流的设置。 还能提供参考地是，在朝鲜战争初期的运动战中，中国志愿军屡屡重创美军，但通常只能保持约一周的攻势，因为缺乏本地给养和运输工具，一周就是人力携带全部物资行进的极限。现在保持给养的份量不变，将士兵的武器换成等重的丝绸，也可以认为一周是三星堆商队不间断运输的极限。 据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常行军时一日行程为三普里(1普鲁士里=7532.48米)……长途行军时，为了能够在中途有一些必要的休息日进行休整，平均一日行程甚至要减少为二普里”，那么每天行进约15公里，每周约行进105.5公里。三星堆物流大约每延伸100公里需要建立一处补给点。 再加上长江水系的便利，10至12周内，行进约1000至1200公里，就能到达恒河流域。各补给点可委托本土居民，为安全和效率计，也许还建立克里特和巴林式的大型中转站。目前抚仙湖水下古城正在考察中，据报道有形似金字塔的建筑。其位于云南中部的玉溪市，分别到三星堆和恒河流域的直线距离接近。 现在试回答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同样的模式，克里特和印度河高度发达又停滞不前，三星堆也不会例外。人口较少，活动范围限于丝绸产地，所以不为黄河流域的文明所知。这一时期，周边出现名为蚕丛的部落，显示较高的专业化，前提是存在可观的外部市场。同样抑制了本土文明的发展，但只限于四川盆地。 未能传播青铜技术，因为三星堆的经济并不需要青铜工具。出土的青铜器多用于祭祀，符合中东浓厚的宗教传统。很多大型祭器不太可能从印度运来，而是本地生产，也只需要派来少量精通铸造的工匠，一旦撤回或者死亡，青铜技术就此失传。当然也可能为安全计，有意地封锁技术。 还有两个时间差需要解释。印度河文明约公元前1750年衰亡后，三星堆仍然存续了数百年之久。也许印度河文明仍有残余，或者本土商人终于能出头。再过两个世纪，印欧人大批入侵，在恒河流域建立列国，提供了距离更近的市场，以及发达的商业，转销丝绸到中东和欧洲 而结局很可能如同克里特，青铜技术还是逐渐从北方传入四川盆地，本土氏族最终联合，并掌握贸易的知识，和恒河流域接上头。又一次本土企业战胜了外企，可能还劫掠了这座富庶的城市。公元前129年张骞在中亚见到筇竹杖和蜀锦，都是经手本土商人，三星堆早已在约公元前1000年灰飞烟灭。 历史继续 约公元前2500年，以中东为中心形成最早的国际贸易体系，四大文明区都程度不同地卷入其中。约公元前1000年，体系瓦解。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约公元前1500年，冶铁技术在小亚细亚东部发展起来，直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铁匠分散到各地，才广为流传。约公元前800-200年，出现了四个独特的铁器文明：欧洲的希腊-罗马，中东的犹太人、印度的列国-孔雀帝国和东亚的东周-秦汉。群星璀璨，被雅思贝斯(Karl Jaspers)称为“轴心时代”。 中东文明经受了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的入侵浪潮，渐渐沉寂下来，不再是人类创造力的中心，尽管在这段时期诞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宗教。复兴要等到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喷涌而出，席卷三大洲。伊斯兰教诸帝国都拥有发达的商业，但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永远不会回来了。 不只是中东，还有印度和东亚此后漫长的进贡历史，商业都备受压榨。17世纪中叶，在埃及、波斯和印度生活过的法国医生弗朗索瓦•伯尼埃(Francois Bernier)写道：“经商者若取得成功，生活并不会过得更好，相反，只会激起附近暴君的贪欲……”中国传统的行业划分，更将商人排在士农工商的末等。 但不知是否克里特的遗泽，欧洲很快兴起一个伟大的商业文明。希腊商人和移民的足迹远至大西洋和黑海，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将希腊文化普及中东。然后是罗马共和国-帝国的征服事业。帝国初期贸易繁荣，地中海内畅通无阻。但如同所有的进贡文明，渐渐衰亡，为又一波游牧民族入侵所灭，进入黑暗的中世纪。 印度独立的发展始于约公元前1500年。无法判断，如果没有来自两河流域的移民，这个进程提前约1000年，印度本土居民，主要是达罗毗荼人，能否建立发达的文明，并且像中东和中国一样，在随后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中有力地反击，或者即使被征服，也能最终同化征服者。 历史没有如果。时间一到，印欧人就发动猛烈的进攻，最早的本土居民或被征服者同化，或退守半岛南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还有一打以上的游牧民族入侵，最后英国人不太费力地征服了整个印度。尽管其文化，特别是宗教灿烂极致，但政治上长期分裂，4500年以来都是殖民地。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蜀地成为秦的粮仓，为统一六国奠定基础。如果也没有三星堆，四川盆地的本土农人将更多资源用于种田而不是养蚕，供给更多人口和军队，是否能改写这段历史，甚至北上攻秦，或者顺流而下，征服整个长江流域？这恐怕是异想天开。 还是因为可接近性，黄河流域要超过长江，长江中下游又超过上游。参考楚占据资源更多，更开放的长江中下游，还是欲问鼎中原而不得，蜀的可能性相当有限。克里特和印度河文明的影响还多少有些悬念，三星堆之于后来的历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最终是因为中国够大，何况东亚还有其它地区。 但丝绸贸易源远流长。汉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1年派霍去病破河西匈奴，开通丝绸之路。并存一条通过蜀身毒道的“南方丝绸之路”，但相对次要，因为四川盆地早已纳入帝国的版图，丝绸作为重要的贡物，交纳到帝国中心所在的关中，然后启程经中亚销往中东和欧洲。 这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源源不断地流入财富，创造和输出多项重要的技术。罗马人及其后的拜占廷人则为了享用这些奢侈品，和牟取暴利的中间商进行了长期斗争。6世纪中期，拜占廷人将一些放在桑叶上孵化的蚕卵偷运回国，中东然后欧洲都能生产丝绸。沙漠中的绿洲城市渐被历史湮没。 唐宋以降，中国盛极而衰，技术上亦固步自封。李约瑟(Joseph Needham)评价：“中国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反商业主义的思想。似乎可以说，如果在中国不可能出现一个富格尔家族(Fugger)或者格莱辛(Gresham)，那么它也不可能产生出一个伽利略(Galileo Galilei)或哈维(William Harvey)式的人物。” 明朝更厉行海禁，但并不妨碍官方进行朝贡贸易。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提出，历史上基于对中国的朝贡和朝贡贸易关系，形成“亚洲经济圈”。这里的亚洲更确切地说是东亚文明区，并涉及大草原和印度部分地区。16世纪开始，欧洲人逐步加入并颠覆这一贸易体系。 朝贡与前述的进贡关系正相反，“天朝”赏赐的价值总要超出贡物。<孟子•梁惠王>曰：“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实际上是收买外邦表演臣服的礼仪，以证明帝国内部进贡的合法性。于是各邦纷纷来贡，明朝则“岁时颁赐，库藏为虚”，只好对朝贡的时间、人数加以限制。 同期欧洲却渐入佳境，先是意大利涌现出一些充满活力的商业城邦，1500年前后伊比利亚半岛完成地理大发现。接着优势转到西北欧，荷兰兴盛一时，英国确立议会政体，实现工业革命，并击败法国，赢得世界霸权。欧洲新起的商业文明可以视为继两河流域之后的第二个元文明。 欧洲的成功有其天时、地利与人和。这段时期，中东和印度的伊斯兰教帝国，中国的儒教帝国正趋向进贡文明无可挽回的结局。与众不同，欧洲的古典文明是商业文明，生长在半岛，而不是大河流域。即使在中世纪，该地区仍然经济相对发达，始终“地理位置对贸易极为理想”。 更重要地是，不同于其它文明中心原地打转，欧洲的古典文明被彻底摧毁，代之以全新的封建制，又先后经历教权与王权、王权与贵族、贵族与城市的斗争，形成较制衡的政体，能有力地保护私有财产，激励商业模式而限制进贡模式。这也是伊比利亚半岛家道中落、西北欧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 在西北欧的发展模式之后，相继出现过德日，苏联中国、东南亚的工业化道路，都程度不同地由国家控制经济，分配剩余产品，并依赖外部输入技术，实际上传承了进贡文明，最终都在与英美商业文明的竞争中失败，或者改革。我们的国家就正处在一个艰巨改革的中途。 这个国际贸易体系曾几乎崩溃，贸易额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锐减到1933年的242亿，不含苏联的世界工业生产指数在1929-1932年期间下降了36.2%。两场世界大战将这次大危机夹在中间，传统观点认为战争起源于垄断资本驱使帝国主义争夺市场和资源，两次战后分别都有很多殖民地独立。世界霸权逐步转移到美国和苏联，都是欧洲文明的继承和发扬者。 今天我们的世界迎来了又一波国际贸易的浪潮。乐观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写下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如果出席各种全球贸易峰会，感受现场洋溢的气氛，会深有同感。但打开窗户，也许就能看见外面有很多愤怒的示威者正在和警察搏斗。他们为什么愤怒？ 诗人约翰•邓恩(John Dunn)写道：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ach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ner of thine own Or of thine friend's were. Each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For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Therefore, send not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 自成一体， 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 欧洲就少了一点， 如果一个海角， 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 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 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你敲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