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地形和动植物多样，中央平坦，东西均为陆间海，方便运输，南北则邻接两大游牧族群闪米特人和印欧人。苏美尔人定居该地以后，大兴水利，农业繁荣。贸易的各项前提俱备，苏美尔人积累或借鉴贸易的知识，甚至可能原本就半牧半商，演化成最早的坐商，和大片的农牧区开展贸易。
    随着分散的农牧业剩余转化为商业收益而集中，商业氏族发生财产的分化，依附商业的手工业不断扩大市场和投资。越来越多人主动脱离氏族，聚居于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工商业和市民对基础设施和公共管理的需求与日俱增，就产生了国家。约公元前3500年，文明的曙光照亮了两河流域。
    考古证实，约公元前3000年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掌握青铜技术。天然状态的红铜较软，加入锡后形成质地坚硬的青铜，而且熔点低，有光泽。据地质学统计，铜矿和锡矿都较少，更没有文献表明有大量铜锡共生矿存在，能自然形成青铜，那么要发展出这种技术，必须收集各种矿石，进行大量有意识的试验。
    传统观点认为青铜器较昂贵，主要用于宗教和军事而非生产。实际上刀斧都既能当武器也能当工具使用。而作为“生产工具的工具”未必就不划算。约公元前3000年还出现犁、帆和轮子等划时代的工具，可能都得益于青铜工具的速度和精度。发达的城市手工业需要产生青铜技术。这就是最早的重工业。
    随着青铜技术迅速传播开来，青铜武器放大了地形、人口和谋略的优势，青铜工具增加了战利品的数量和种类，战争越来越频繁和惨烈。最初是两河流域的城邦相互征战，然后闪米特人和印欧人轮番入侵，这些牧人具备军事需要的流动性，但很快被同化。现在贸易收益的很大一部分要作为贡物交纳给征服者。
    而当青铜技术传播到埃及，进贡构成另一种文明起源模式。农业天然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随着分散的农业剩余转化为贡物而集中，征服者氏族发生权力分化。权力包含对剩余的控制，几乎全部产品都由权力分配而不是投入市场。但不是两河流域那样完整的私有权，权力和控制数量分化的程度却大得多。
    征服者氏族垄断手工业，特别要垄断青铜武器和礼器，附庸只得到生产工具。征服者还用贡物进行国际贸易，征发大量劳役修建军事和进贡的基础设施，以及金字塔。这就是最早的计划经济。越来越多人被迫脱离氏族，聚居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国家机器日益强化。约公元前3000年，文明的曙光照亮了埃及。
    随着青铜技术向大草原传播，约1000或1500年后，中国也步埃及的后尘。此外，传说商的首领王亥曾拉着牛车四处经商，是汉语中商人商业等词的由来。也不排除中国曾建立两河流域式的商业网络，文明起源是一种偏埃及的混合模式。但无疑除了部分技术的基础研究外，中国的文明生于斯，长于斯。
    与上述逻辑不同，传统观点倾向于认为农业氏族逐步转变为国家，以巫师为前身的祭司集团成为最早的统治阶级。贸易和战争则造就了世俗的统治者：由于贸易频繁，人们才有意愿生产剩余，首领则通过代理贸易占有剩余。由于战争频繁，军事首领逐步掌握了世袭的权力。最终王权和神权建立联盟。
    但农业天然分散，可集中的剩余取决于单个村落而非整个平原的产量，可想而知相当微薄，也就限制了财产和权力的分化。同时传统的力量非常强大。摩尔根(Lewis H. Morgan)在<古代社会>一书中相当肯定：“不论地球上任何地方，不论低级、中级或高级野蛮社会，都不可能从氏族制度下面自然产生出王国来。”
    也许只有众多氏族按两河模式建立商业网络，或者引入青铜技术后，按埃及模式建立进贡网络，向网络的中心节点输入大量资源，中心的商业或征服者氏族全体成员都受益，才能允许其首领拥有更多财富和权力，并最终废弃氏族制度。然后中心带动边缘，整个网络转变成国家。
    传统观点似乎较接近埃及的进贡模式，但却是先压迫同胞，然后征服外族。这个顺序首先高估了没有任何网络时氏族内部的分化。其次，即使建立进贡网络，如果没有青铜技术，征服和进贡的能力都较弱，贡物总量不足以突破临界点。最后，进贡模式不能发展出青铜技术。
    
    这正是技术外来的有力证据。很多中国学者对此持保留态度，可能混淆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商人引进青铜技术，将其发展到“世界上居遥遥领先的地位”并不矛盾。而美洲大陆完全独立发展，资源总量也超过东亚，却直到16世纪尚未进入青铜时代。或者说，只有欧亚大陆能突破青铜基础研究的临界点。
    可接近性同样能解释，三星堆在四川，而且只有一个。中国西南和印度的直线距离远比西北通过草原短，虽然其间连绵的高原更难穿越。据手头的文献，最早的交流证据，是公元前129年张骞在中亚见到四川的特产筇竹杖和蜀锦。三星堆的出土，其青铜技术同样早熟，可能要将起点再提前2000多年。
    而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必须考察这种影响如何发生。就手头的文献，三星堆青铜技术的应用研究相对接近中东而非东亚体系，说明要比商受影响直接。但大军无法通过崇山峻岭，更不用说某些民间学者畅想的文明迁徙，这种影响只能以贸易为主。而基于可接近性，又只能以来自印度的影响为主。
    印度河文明也完全失忆，直到1921年被发掘。同样，印度河流域不如恒河富饶，但更接近最早产生文明的中东，西北方向也是印度唯一便利的陆路出口。该文明分布在一块每边长约1600公里三角形的广阔地域内，考古证实，以波斯湾的巴林岛为中转站，和两河流域进行海运贸易。
    城市“按照一个中央计划精心建成……整个印度河流域做砖的模子只有两种标准尺寸……如此整齐划一的布局和有条不紊的组织似乎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区。这一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成熟，以后1000年中，实际上静止不变，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每遭到洪水毁灭后，重建的城市总是跟原来一模一样……”
    “……产生这样一种假说，也许是某种精神力量控制这个纪律严明的社会。没有军事装备和城防工事，也为假说提供了证据……在发掘更多古城遗址，并释读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之前，始终只能是推测。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为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读，下一行由右往左读。这种写法也为早期希腊人所效仿……”
    该文明于约公元前1750年衰亡，原因同样没有定论，有干旱、地震、印度河改道、山地部落或印欧人入侵等诸多假说。但<世界史> 指出，“自然灾害不足以说明分布在那么广阔土地上的城市为何一起衰亡……印欧人的入侵在公元前1500年以后，而已经测定印度河文明在此以前就衰亡了。”
    西面的中东历史则清晰地多。在四大平原居中，最早产生文明。中东有两个文明区，约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亦称美索不达米亚或巴比伦)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实质上还是城市和商业文明”。这很特别，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
     埃及则通过贸易“了解到苏美尔文明，深受激励，使他们的流域已有的某些力量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了文明的早日到来”。但埃及文明“决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复制品”，其鲜明特征，“国家不仅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还负责产品的分配……据说，‘所有人的食物供给都由国王负责’。”
    更西的欧洲，约公元前3000年，“来自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外来移民带着新技术到达克里特岛……这块陆地土壤肥沃……位于东地中海中部，周围海面风平浪静，气候较宜于用桨或帆的小船航行，其地理位置对贸易极为理想。”克里特辉煌一时，由于频繁地震、印欧各族入侵和商业竞争，于约公元前1150年衰亡。
    文明起源
    公元前2世纪，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Answers: olybius)已经意识到：“当今历史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下面试综合上述线索，从贸易和技术的角度还原文明起源和互动的全景。
    新石器时代，经过漫长的年月，我们的祖先从采摘和狩猎中学会种植和养殖，分别在平原和草原上形成独立的农业和畜牧业，传统观点泛泛地认为，两种经济都有剩余产品以后，就发生了最早的贸易。
    当贸易成为惯例，只有草原和平原边界的农人和牧人能直接进行，较远的则由边民充当中介，特别是边界的牧人始终具备贸易需要的流动性，最早的农业采取刀耕火种的方式，很快就耗尽地力，也必须定期迁徙。这就产生了最早的商业，而不必等到传统观点认为的手工业和货币出现。
    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都建立了进贡网络。但阿兹特克人允许附庸“完全地自治”，还热衷于捕捉战俘进行人祭，并非像传统观点认为地充当奴隶。而西班牙只出动180人、27匹马和2门火炮就摧毁了更强大，被认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极权主义国家之一”的印加帝国。实际上都还是部落联盟。
    这就反映了正确的顺序：氏族网络先于国家。其次，“印第安人不会冶炼矿石，尽管他们也使用金属，但几乎只用于装饰目的”，验证了进贡模式离不开却不能产生青铜技术的判断。但国内的教科书却记述西班牙人来到时，美洲已独立发展出青铜技术。鉴于国内教科书源自苏联，本文最终取信<全球通史>的说法。
    进贡模式不能独立发展出青铜技术，可能有这样几个理由：商业模式中手工业的利润，换在进贡模式中都成为贡物，也就是说，没有研发的资金和动力。商业网络能更方便地帮助手工业者，收集各种矿石进行试验。进贡模式中消费者的数量和需求的差异性，随之而来对手工业研发的激励也更小。
    征服者虽然重视发展军事技术，但限于应用研究的精益求精，没有耐心进行基础研究。阿兹特克人的“刀刃用燧石磨制而成，因此极其锋利……另外，还有极好的弓箭、单头和双头长枪，专门发射圆石的皮条和一种大盾牌。盾牌结构非常精巧，不用时可以卷起来……”却没能造出哪怕一把青铜小刀。
    印第安人将金属“用于装饰目的”，显然金属的光泽较其它材质更为美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许正是两河流域的消费者同样的需求，激励手工业者熔炼和混合各种金属，研发更精美的饰品。某个伟大又幸运的工匠最终创造出铜锡合金，就此开启人类的财富和灾难。
    “1500年时，美洲大陆刚刚进入埃及和两河流域早在约公元前2500年就已达到的文明阶段”，似乎没有西班牙人入侵，美洲文明将继续前进。但也许早已达到极限，玛雅人发达的艺术和阿兹特克人的嗜血，更像因经济和技术无法突破而畸形发展。还是因为可接近性，美洲远离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
    美洲内部也相互隔绝。特别是欧亚大陆及其山脉多呈东西走向，与降水线，从而平原和草原的走向相近，而美洲及其山脉多呈南北走向，连续的平原和草原要小地多。印第安人只驯化了美洲驼和羊驼，既没有分化出畜牧业和农业，也不能运载重物，包括商品。没有商业，也就发展不出青铜技术和高度的文明。
    综合上述分析，进贡文明前必有商业文明输出技术，反之商业文明输出技术，总能催生出进贡文明。两河流域和埃及，希腊和罗马、雅典和斯巴达、英国和德国、美国和苏联，这种二元对立不断重演。尽管在古代，除了希波战争，进贡文明都胜利了，但最终，所有进贡文明都因为经济停滞和过度压榨而灭亡。
    神权早于王权也是因为商业文明早于进贡文明。最早的经济中心与宗教中心重合，先由祭司代表神意，然后是征服者用武力保证契约的执行。此神非彼神，在进贡模式中却是王权早于神权，宗教的作用就是为榨取贡物辩护，“……埃及没有任何两河流域式的法典。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
    第三种模式
    欧洲和印度，还有东亚的四川盆地，都走向第三种模式：被纳入中东的贸易体系，而抑制了本土文明的起源。
    克里特的“地理位置对贸易极为理想”。此贸易非彼贸易，两河流域的城邦是经济中心，帮助本土居民互通有无。但移民带到克里特的不止是新技术，还有贸易的知识和中东故土的联系。很自然，克里特会充当两河城邦和埃及王朝的代理商，其中又以两河城邦的业务居多，而非本土的经济中心。
    地理位置也决定这种贸易角色。经济中心应当有一定的腹地，不用说两河流域，地中海后起的雅典和罗马也位于半岛，克里特却只有8000多平方公里。从该地到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距离，和巴林分别到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接近，同为岛屿，很可能也是中转站。此外，这也许就是当时海运的平均续航里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