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邦文明与航海文明 西方古典史学，主要指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史学，它们是整个西方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的母体。而拥有“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古希腊史学更可以说是西方古典史学的核心，整个西方史学的本源。 古希腊的范围大致包括了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岸，既没有宽广的大河，也没有广袤的平原，纵横的山脉、交错的水网，造就了希腊与大河文明和草原文明截然不同的城邦文明。 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独特的。这些小国寡民的城邦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大部分实行主权在公民的民主政治。在这种具有明显自治性质的城邦中，每个公民都有高度的自我意识，这导致了古希腊人本主义的诞生，但是这种自我意识与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完全没有冲突，而是高度地结合在了一起，产生了被希腊人普遍推崇的爱国主义。人本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是古希腊史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人本主义促使古希腊人更多地思考人事，探究社会，爱国主义则直接促进了一些历史著作的诞生。 如果说城邦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静态载体的话，航海文明则是古希腊文明的动态特征。多山、多水、少良田、三面临海的地理环境，促使古希腊人勇敢地走出希腊半岛，向隔海相望的小亚细亚、北非开始了贸易和殖民的开拓历程。早在希腊文明兴起前三千年，古代的埃及人、印度人、希伯来人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文明，也有了自己的史学。希腊接触到了先进而古老的东方文明，经过了东方阶段，在文化上实现了巨大的进步，也为史学的产生做好了文化水平的准备。 二、从神话到史话 对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来说，神话都是史学的前身。 古希腊神话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瑰宝，其宏大的构架、丰富的人物、瑰丽的幻想，另无数读者为之赞叹，其中“神人同形同性论”是古希腊深化的重要特色。与许多民族的神话相比，希腊神话中的众神少了几分庄严与神圣，褪去了神性的外衣，展露出了丰富的人性，这是希腊人文主义在希腊意识形态领域的早期反映，对后来的希腊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神话同样傲视世界的，是古希腊的史诗，与神话相比，它更多了几分“史”的内涵，是史学产生前的一个重要阶段。古希腊《荷马史诗》的地位，无论是在文学、史学、民族学等方面，都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价值。而贯穿全诗的对历史的探究精神，是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 经过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以及东方化的影响，古希腊的史学已经是呼之欲出了终于，在公元前4世纪诞生在了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 爱奥尼亚地区是希腊人中的一支爱奥尼亚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殖民地。那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因此商业、手工业发达，成为了感受东方文化的一个窗口，也成为了希腊文化兴起之地，享誉后世的泰勒斯、赫拉克利特都是爱奥尼亚地区人。 随着文化的发展，到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地区出现了许多用散文写作的记事家，他们的作品多是神话传说、家族谱系、风土人情等等，有的纪事家甚至已经把他们的作品冠以“史”名如《波斯史》、《希腊史》等等。但是这些作品大多是作者的见闻记录，半真实、半故事，还不是真正的史学作品，因此后人有的称其为“史话家”。 米利都人赫克泰阿斯便是一名杰出的史话家。他曾经说：“只有我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它记载下来。”这里已经包含了史学辨伪求真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史话家和史学家之间已经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只要向前再突破一下，就可以完成向史学家的质变，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有一个史话家这么做了，他，就是希罗多德。 三、古希腊三大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斯，色诺芬。 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政治家、文学家西塞罗用“史学之父”这个词，最简洁地概括出了希罗多德在西方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 希罗多德（前484年—前425年）出生于哈利卡纳苏斯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 30岁左右，他开始游历各国，收集了不少地方的风情、传说、历史资料，这些后来成为了他《历史》一书前半部分的重要来源。公元447年前后，希罗多德来到雅典，此时的雅典经过了希波战争的胜利，正走向全盛时期，受到那里气氛的感染，希罗多德决定写一部希波战争的历史。到前425年他逝世之前，这本《历史》基本完成。《历史》一书描述了当时希腊所接触到的“世界”以及战争的原因，战争的过程。全书内容丰富，体例宏大，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古代世界近20过国家、地区的社会状况，也确立了后来成为西方历史著作编纂体例的叙述体。更重要的是，希罗多德在该书中已经能够初步运用史料批判方法，对于他认为不实的或者不能肯定的内容，他总会声明：“我是不能相信这个说法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其事”。这说明希罗多德已经把求真作为写作的重要原则，这也是史学与史话的根本区别之一。除了确立了求真的原则以外，《历史》一书中还着重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修昔底斯（前460年—前396年）是雅典的贵族子弟，曾当选十将军成员，但由于被控通敌而遭长达20年之久的流放。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斯就开始收集各种资料打算写一部战争史，并为该书耗费了毕生精力，遗憾的是到他去世时，这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然没有完成。修昔底德能将持续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看成一个整体，这已经超过了同时代许多大家，可以看到他出众的史识。与希罗多德创立了包罗万象的社会史体例不同，他集中叙述了整个战争的过程而将与战争没有关系的内容完全删除，突出事件和任务，开创了政治军事史的传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史料批判方面，他重视辨析和考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完整的方法，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为真正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在史观方面，修昔底斯的作品中人本精神拥有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他试图用人事而非天命去探究战争的成败得失、前因后果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方面无疑比仍然残留着大量天命因素的《历史》又有了进步。 色诺芬是古希腊的多产史学家，他的代表作主要有《希腊史》和《长征记》。 《希腊史》是他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的续作，不过与修昔底德不同，他在政治上是倾向斯巴达的。他的《长征记》更有特色，也更有价值。该书，记载了他带领希腊雇佣兵参加波斯的王位之争后征战回过的经历，并记录了沿途的见闻和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由于该书记录了大量的战术内容，也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从史观上来说，色诺芬尤其重视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在其作品中花了不少精力来论述相关问题，“经济”一词也是他最早使用的。 四、希腊时代的落幕 在色诺芬之后，“修辞学派”一度成为希腊史学的主流，该学派的特点是重视文字优美，但是在求实和严谨上却大为逊色。但是其“泛希腊”观念的提出，突破了城邦的束缚，是西方史学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在马其顿时期，希腊的史学随着马其顿的征伐传播到了更远的地区，同时也接触到了广大地区的文化，出现了研究印度历史的著作。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时期一直没有出现堪称巨匠的历史学家和堪称巨作的历史学著作。直到公元2世纪时，才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 波里比阿（公元前201年—前120年）希腊麦加罗城人，有“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的称号。年轻时，他作为希腊送往罗马的人质，以他的才学和人品得到了罗马人的尊重，尤其得到小西庇阿的优待，以后他又在罗马国内和周围游历，扩展了视野，又获得进入罗马国家档案库的权利，获得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为他写《通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波里比阿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历史视野的扩大，将原来的希腊世界扩大到了范围更广泛的罗马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尤其是非常重视历史的实用性；历史方法的进步，提出了相当合乎科学要求的史学方法。 在波里比阿生活的公元前2世纪，希腊成为了罗马版图的一个部分，希腊文明也逐渐被纳入了罗马文明的体系中。 虽然波里比阿是希腊人，但是回顾他的一生，他的主要经历更多的是与罗马有关系，他的成就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罗马的经历，甚至他的《通史》也有《罗马史》的别称。 波里比阿是古希腊时期最后一为伟大的史学家，也是罗马时代的第一位希腊的大史学家。波里比阿或许是一个界标，在这之后，希腊的时代终于结束了，罗马的时代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