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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奴役人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固然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然而，人性之幽暗也不能逃脱干系，正是这个东西，把古代专制主义和现代专制主义从血脉上联系了起来，我们甚至可以从现代专制者身上检测到奴隶主和封建皇帝的遗传基因，从而建立起一条被称之为“专制主义”的连线，用以指称那些残暴地奴役人民的人。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打一个比方：一个县委书记决定拆除半个县城，把世代祖居在那里的居民全部驱赶到“社会主义新城”去居住，结果发生了抵抗，居民们排成人墙，说：“与家园共存亡！”由公安、武警、地痞、流氓纠集而成的强拆大队飞报县委书记，告状说：“他们丫不让拆！”县委书记无明业火三千丈，断喝道：“蠢货！难道是他们让拆才让你们去拆的么？”强拆大队于是就明白了，挖掘机、推土机、蓝白相间的警用汽车、摩托车一起上，县城顿时狼烟四起，火光冲天，两个人被推土机碾压身亡，三个人跳楼，四个人自焚，五百六十七个人被打伤……不出三日，半个县城被夷为平地，本县头号房地产开发商、县委书记的爷爷的儿子的儿子用墨镜遮住脸颊，在保镖簇拥下来到废墟前，说：“工程再也不能拖延了，明天必须上马！”这个县委书记在本性上与三千多年前随意宰杀奴隶的奴隶主有区别吗？与两千多年前在咸阳坑杀儒生的秦始皇有区别吗？没有区别。这就是说，专制主义在专制者那里，有共同的人性基础，正是这个东西，才使我们审视专制主义的时候，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进入到哲学的形而上境地，在同一个画面上指点他们的恶行。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古代专制主义和现代专制主义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然而能不能据此认为古代专制主义和现代专制主义是同一种东西呢？譬如，我们能不能用残暴的专制主义者秦始皇来代称那个三天之内把半个县城夷为平地的县委书记呢？不能。
    简单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古代专制主义和现代专制主义拥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学特征，它们在质地上和强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说，县委书记能办到的事情，秦始皇未必能办得到，县委书记比秦始皇获得了更加强大的控制社会和操纵社会的手段，他对于民众生活的干预更为直接，也更加专横和残暴。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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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国家统治集团是通过地主（在这里理解为“土地的主人”更为恰当和准确）占有土地的土地私有制来维系社会控制和社会运转的。这里有两种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值得特别关注：一是作为国家统治集团的庞大的官僚系统；一是作为民间社会基础的私有土地拥有者。
    在理论上，官僚统治集团通过科举制度对所有人开放，哪怕是地位卑贱的农民，只要智慧超群而又雄心勃勃，都有机会挤进上层社会集团。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生产方式局限了大众教育的普及，财富仍旧是改变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人们想要出人头地，必须依仗雄厚的家族财富，于是，家族的勤勉以及对家族财富的追求，就成为了帝国社会发展的最具冲力的驱动力，这种力量在一定的社会框架内流动——体现为所有家庭都有成为富人和穷人的可能——从而造就了一个相对独立于官僚统治集团的活跃的民间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官僚统治集团为了保证统治需要，必须调节社会各基层的利益关系，维系社会体系的链条使之不至于断裂，这样，自然就形成了与社会中坚力量——尤其是地主——达成妥协，谋求共赢的局面。换一句话说，只有在统治集团维持住既有的政治秩序，保障民众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确保正常的国家税收的情况下，社会才能够稳定和发展。
    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地主总是被描绘为吃人的人（在社会失控的地方的确如此），有一点又常常被人为地忽略，这就是：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使任何人都可以怀揣成为地主的梦想（所谓“家无三代富”，描述的正是贫富有可能在家族间流动的社会景况），就像我前面说的，正是这种梦想，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这种梦想也是中国民间社会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帝国在长达两千多年时间里维持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原因，中国绵延不息的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社会发展空间累积和延续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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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状况好还是不好？这要两说。
    首先，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寄生着一个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国家“缺少有效率的机构来制止官员的寻租和压榨行为……受贿的诱惑使得每一个官员都尽其所能地中饱私囊，只要营私舞弊的恶名部张扬出去以至毁了自己的前程，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马克斯·韦伯举例说，在帝国系统中，中国官僚的非正常收入大约是其薪俸的4倍，还有数字显示，官员受贿的数额高达正常收入的16-19倍。“这种做法在实质上削弱了中央政权的有效控制能力……我们可以严格地从客观意义上说，这种高度剥削的体制从社会中榨取的资财远远大于它对社会的补偿；另一方面，因为不得不采取高度剥削的方式以使政府机构正常运行，也采取了不加干涉的放任自由政策。”（引文同上）
    问题的另一面正在巴林顿·摩尔论述之中，这就是政府对下层民众“采取了不加干涉的放任自由政策”，这些政策，无外乎不干扰社会的自然发展形态，确保金钱、房屋和土地等动产、不动产的未经法律许可不可剥夺，鼓励私人将生产生活资料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等等。我们阅读《水浒》会发现，尽管官僚统治集团横征暴敛，贪官污吏鱼肉民间，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陷入绝望，甚至于被逼上梁山，啸聚山林，但是，从广义上说，那个社会的自然形态并没有被破坏——武大郎仍旧卖着炊饼，没有城管人员把他的炊饼担子掀翻或者扔到汽车上，然后把狗日的打得满脸花；柴大官人的田庄也好好地在着，没有人来强行征用并且得不到补偿；牛二仍旧混迹在东京街头，没有人把这个严重败坏首都形象的家伙强行押上汽车，送到昌平黑监狱，被人强奸蹂躏，然后遣返回山东老家……这种以私有制为其主要制度特征的社会自然形态之未被干扰和破坏，是中国民间社会在长达两千多年时间里虽然经历无数次改朝换代和兵燹之灾却顽强地延续下来的最主要原因。
    在这种私有制社会形态下，会不会发生县委书记一念之下拆掉半个县城的事情呢？在战争情况下，出于攻防需要，这有可能；然而在和平时期，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是：县委书记面对的是一个结构致密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力的对象不是个人，而是各种各样的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譬如工会、农会、商会、大学、民间学术研究机构乃至于寺庙、宗祠、阿猫阿狗协会，等等。当县委书记发疯的时候，这些组织就会殊死维护自己的利益，形成对权力的抵抗，县委书记纵有日天的本事，也不敢触怒整个社会；作为统治集团最高首脑的皇上也不会允许，因为这位县委书记干扰民间社会运行等于自行切断了使政府机构正常运行的利益源，他是不会容忍这么一个罔顾江山社稷的家伙为所欲为的，他会大发雷霆，以侵犯朝廷利益的罪名将其治罪——给秦始皇出过很多主意的韩非子就曾经警告说：“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所谓贵者，无法而擅行，操国者而便私者也；所谓威者，擅权势而轻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韩非子:《韩非子·人主第五十二》
    现在的问题是，县委书记不管你朝廷的利益，他只有自己的利益，他在“操国者而便私者”之时，非但没有民间社会作为阻抗力量进行缓冲，他手里握有全套国家机器，他面对的是没有任何社会组织的个人，你奈何得了它吗？你能跳楼，只能自焚，只能被推土机活活儿碾死。
    可见，古代专制主义尽管也有其残暴的一面，在社会政治伦理和社会过程之中，还是有其温柔一面的，现代专制主义则完全是另一幅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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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的一个例外，却不是现代专制主义的一个例外，这件事我们稍微缓一缓再说。我要强调的是，中国不是突然走到现代专制主义道路上的。我们还是来说土地，说所有制。
    中国共产党上世纪40年代之所以获得人民的拥戴，最主要的原因是实行了土改，即把由于制度局限和国家法律缺失（辛亥革命原本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导致的大地主集中占有的土地夺过来分配给农民，谓之“耕者有其田”。这时候它还没有触动所有制，相反，它是在强化土地私有制的观念下进行这场激进的社会改革的，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人民欢呼“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不是没有缘由的。
    尽管这样，仍然有一个非常睿智的人不无忧虑地指出，在这场运动的深处，潜藏着一种社会政治凶险，这个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摩尔1966年写作和出版了《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那时候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没有人去检点已经过去二十来年的土改运动。反倒是这个美国人精细地对中国的土改运动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巴林顿·摩尔描述说，中国的土改“运动一旦开始，摧毁旧秩序，创立新秩序的进程便迅速推进，一切都按照政府指引的方向进行……中国共产党对土地的再分配不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而是按人口来进行的，并不考虑长幼和性别，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根基上打破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农村体制，使得地产与亲属之间的联系荡然无存。由于摧毁了或至少是极大地削弱了亲属关系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不仅使阶级之间的对抗情绪有力地释放出来，还使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人群的对抗加剧起来，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反抗地主、佃户反抗收租人、受害者反抗土豪劣绅的斗争才日趋激烈和公开化。最后的结局是年轻人反对老年人……这个时候，一切苦难就都浮现出来了。”
    巴林顿·摩尔指出：“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农村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新的更大的负担比以前更加平均地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依靠国家政权这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晰和明显……中国共产党通过这种联系从农村所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以前的地主和国民党。”
    大概很少有中国学者会注意到巴林顿·摩尔强调指出的如下趋势：“所有这些变化都只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摧毁旧秩序，（使社会）与政府建立新的联系，从农民中攫取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无非是解决一个问题的最初步骤：增加经济产量从而成为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国家巨人……中国农民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作为主要动力推动一个政党取得了胜利，这个政党（将）建立起一种无情的恐怖状态，据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民阶级将归于消灭。”
    这个历史阶段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来到我们面前的，这就是通过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运动强制性地把土地重新从农民手里夺回去，变为国家所有——巴林顿·摩尔就像说了一句谶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阶级果真被完全彻底消灭了，成为了依附在国家权力之上的没有任何人的意义的灰色分子。
    我们已经说过，土地私有制是两千多年帝制从来都没有触动和动摇的东西，今天它终于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力量翻覆了，这件事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堪比一个社会被拦腰截断，她那无形的鲜血像江河一样在大地上流淌，我们今天承受的一切精神苦难和物质困顿，均来源于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灾难。
    农业如此，城市工商业如何？也改变了。随着国家魔兽的横行，到50年代后期，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中国终于完成了以中央集权为主要政治特征、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经济特征和以国家控制为主要文化特征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从古代专制主义社会进入现代专制主义社会，作为标志性历史事件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不仅在实践上更在理论上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绝后的社会变革，中国终于完全彻底地走上了现代专制主义的不归路，就像具有更加典型的现代专制主义特征的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苏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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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专制主义国家的政治语汇中，是找不到专制主义这个词的，好在我们相对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大大地成熟了，几乎不用怎么费气力就可以找到它的对应词汇：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现代专制主义国家倾尽一切力量进行讴歌的东西，所谓“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歌颂的实际上就是普遍人性中最为珍重的东西：民主和平等。然而社会主义真的包含这两种东西吗？社会主义真的是民主和平等的吗？
    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早在1848年，也就是列宁创建以平等和自由为标示的社会主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69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同样原则下宣告成立的101年前，就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渊源于个人价值和个人尊严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之外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转引自[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
    托克维尔说这番话的时候，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思潮，还没有成为国家实践，到了1940年，苏联已经存在了29年，一个叫马克斯·伊斯门的人（据说是列宁的朋友，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观察苏联社会以后，写作了一本名为《斯大林的俄国与社会主义的危机》的书，断言“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不可救药……最好被称之为超法西斯主义。”还有人在相同年代指出，“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了与德国相同的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就是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经被证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证实是一种幻想。”（转引自[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
    而更准确描述和概括现代专制主义特征的，仍旧是政治哲学家、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
    他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但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手中，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名义上是社会的还是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
    他还指出：“在把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移交给国家时，就是把国家置于实际上其行动必须决定其它一切收入的地位……一切政府的问题（就都变成了）‘谁得到说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的问题。……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当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都将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志就可以在一切场合占绝对位置。……正是政府行为的范围决定着，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得到的每一件东西是否都要有赖于政府，并决定着政府的影响只以使有些人将按某种方法在某个时候得到某些东西为限，自由制度与极权主义的整个区别，就在于此。”（引文均出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八章《谁战胜谁》）
    我认为哈耶克1944年说的这些话，准确地描述了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对现代专制主义机理做了最好的归纳和总结，国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控制社会的，我们的政治权利就是这样被国家和特殊利益集团褫夺的，我们的经济权利就是这样被国家和特殊利益集团侵占的，我们的文化权利就是这样被国家和特殊利益集团消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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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哈耶克无情地剥去现代专制主义虚伪面纱之后，六十多年过去了，尽管苏联和东欧国家终于摆脱了梦魇，进入到了正常国家行列，然而在遥远的东方，梦魇还在继续，现代专制主义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有了更加完善和稳固的机制，终于发展到了这样的境界：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就可以巧取豪夺到随便拆掉半个县城，所有报纸、广播、电视同时暗哑，文学艺术被迫远离生活，国家意识形态利用对宣传舆论阵地的牢固掌控连篇累牍地喧嚣虚假与和谐，花费大量资财肆无忌惮地用红歌愚弄和控制民众。
    如果说，古代专制主义由于民间社会的存在还给人留下些许呼吸的孔洞的话，那么，现代专制主义则把这个小小的孔洞也严严实实地堵塞了，社会成为了密不透风的囚笼，国家权力直接进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所有人都赤身裸体，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来遮挡国家权力对他的伤害了。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很有可能进入到一种恒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发生社会变革的希望微乎其微——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机器，人作为个体既孤独又软弱，尽管我们相信历史具有向善的本性，但是，一个社会在消耗掉它的全部动能之前，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
    我记得这是马克思说过的话。
                                       （2011-10-26）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