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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鸟》，合卷笑叹，关于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欢娱与苦楚，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昭然若揭。后代能做的唯有继承精神，并在形式上做出小小的改动以示与古人的差别而已。 亚里士多德早在《诗学》中便对“悲剧”的形势内容做了细致入微的规划分析，洋洋洒洒不惜笔墨苦口婆心。然而他弃喜剧于不顾，明显是文人学者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高傲姿态。客观来说，喜剧作品结构与悲剧一样严谨，那么被我们伟大哲人鄙弃的必然是俚俗的内容了。我们很难想象现实中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完全脱离嘻笑怒骂色彩斑斓的市井生活，而一个有意将自己束之高阁的作家，他的生活必将严苛得不近人情，手下的作品又将又多少实在内容。但我们伟大的哲学家必然不该是将学术架空在生活之上的一般文人。那么，阻止他谈论喜剧的，必然是那一丝桀骜，以及悲剧较喜剧多出的那一份功用——教化了。 他说，悲剧以“突转”和“发现”为重要艺术手段，以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之情，继而达到悲剧所该产生的受众接受效果。这样的思想目的性如此强烈，想来必然与某些接近政教的意图有关。即使并无明显政治规划，也必然有“提高人民素质”这一类根本任务在。正因如此，悲剧才不得不严肃。它严肃并不因为我们的生活严肃，我们人类的生活向来是绚烂多姿的，正像喜剧中如实反映的那样。 自古以来，文学一跟政治联姻，后果都是惨不忍睹的。政治凭借强有力的暴力机关欲想压制文艺或使其为自身服务都是轻而易举的。我们看见，从古至今多少文人成了御用戴了桂冠自此只能歌功颂德，多少文人企图改造政治顽强上书而惨遭流放，暴力政权下，又有多少文人只因一道勒令便死于非命。文学一开始就是独立于任何强力意志的，它该挂钩的只应是生活。政治需要文学，只是妄自尊大地欲寻得拉拢民心的窗口；文学欲投奔政治，只是源于它过于单纯过于美好的愿景而已。 这一点，喜剧较悲剧有自知之明许多。阿里斯托芬一开始便让两位寻求安乐家园的人远离政治——珀斯特泰洛斯与欧厄尔庇得斯毅然离开都城雅典，因为“雅典人是一辈子告状起诉，告到没完”（欧厄尔庇得斯语），他们要找的国家“不要(比雅典)更大的，要更舒服一点的”(同上)。这显然是公民最为朴素的追求。在这里，政治并不作为独立文学之外的意志系统存在，而是以它最本质的面貌出现——政治在生活中，属于生活的一部分，正如俚俗笑骂属于生活的一部分一样。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中将雅典政事高官学者讥讽了个遍，语言之机智正如茶余饭后腆着肚子的人民肆无忌惮。无目的的和目的性正如发表完政论的某位公民于人群四散后带着倾吐的满足感继续下地干活一样。这就是政治在生活中的状态，也该是政治在文学中的常态。 即使如此，阿里斯托芬仍是冒着危险竭力履行文学家视之为命的正义感道德感的。他只为云波诡谲的政事带了最单薄的面具便拖拽着它们一个个曝光在观众面前。他挑战的不是观众大笑的音量，而是政权容忍的底线。他将赢得观众的欢呼和亢奋的口哨声，然而拥捧后的观众可以继续日常享乐，他却必然孤独承受来自政府的警告威胁：“我们通过法令，不许喜剧再讽刺个人。”此时作者所面临的危机，绝不可能像观众般耸耸肩吐吐舌便能一笑置之。他并不羡慕悲剧诗人赚得观众的浓郁情感并赢得政客的款待，他要的是自由，完全的精神独立的自由。 如此说来，喜剧精神方是最悲剧性的。还有比不阿谀不谄媚，尊重自己像尊重任何一个独立个体般更能招人耳目变成被指控的靶子的吗？正因为爱得深沉，方能笑得肆无忌惮。这正是最为达观的生活方式。由此又不觉想到了挚爱的王尔德，每一部喜剧几乎都让我流泪读完。能笑看风云，这比一味悲怆更需要勇气。然而当他同样为了自由入狱时，所有人都忘了那些披肝沥胆的喜剧是如何倾吐了自己的心声——他们向他投掷的不再是歌颂自由的鲜花而是拘泥于律法的腐烂果蔬。“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庸民！”这不是喜剧，而是一部最为现实最为残酷的闹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