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25期7版“哲学”文章之一。 当海德格尔说“在思想上了解了思想史的唯一的一位西方思想家乃是黑格尔”时，他实际上承认一种关于思想或不如说哲学的发生学，承认在哲学概念的历史上存在格式塔式的转变，即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对于“存在”的逐渐遗忘。紧接着，海德格尔批评黑格尔并没有真正了解哲学概念的这种发生着的本质。但是，海德格尔自己也未能澄清这一发生学原理。在对“存在”的思索中，他过度认同前苏格拉底哲学，却忽视了从苏格拉底或者不如说从亚里士多德以后至今哲学发展的真正意义。换言之，他看到了“合题”与“正题”的重叠，却否定了“反题”的价值。 历史地看，这个“反题”的价值在于它必定历史地产生这一事实。然而，真正揭示了这一事实的，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自我实现的辩证法，而是也许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的皮亚杰。当然，这一说法只是在以下意义上才成立：我们可以将皮亚杰对于人类个体的广义认知发展的阶段理论合理地运用到人类思维的系统发生上，并提出一种“人类思维发生律”。按照这一发生律，哲学在西方从诞生到亚里士多德的发展正对应着从所谓“前运作阶段”到“具体运作阶段”的思维格式塔转换。借此可看清哲学如何可能有最初的对于“存在”的思考，而“存在”又如何在经过亚里士多德之后逐渐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上升到最空洞和最普遍的概念的不幸地位上去了”。 基于皮亚杰理论的“人类思维发生律”，不仅能够为哲学史上那些里程碑式的学说提供定位的根据，它所具有的精细的构成性特征，还能够为具体地诠释这些学说提供理论模型。其中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模型，可说是“双重构造”模型，即在思维图型的发展中，存在着逻辑数理图型和物理图型的平行进展。一方面表现为物理图型与逻辑数理图型在构造上的对应发展，另一方面表现出两者分别代表的意识的具体形象与抽象逻辑的逐渐分化。作为人类思维能力进展最直接的体现，早期哲学是人类对于自身思维能力当时进展的反思。 以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学说为例。海德格尔曾拒斥那种将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理解为“从陈述命题及其系词出发对存在者做了‘逻辑的’解释”这一“今天还在四处流行的错误意见”，但他没有提供其驳斥的确切根据，更没有对巴门尼德的“存在”作出明确的诠释。而按照“双重构造”模型，巴门尼德仍然处于从前运作阶段到具体运作阶段的中途，所以确实不可能对“存在”作出基于类逻辑的抽象。他的“存在”仍然是一个非具体物的某物。这种具体与抽象、内容与形式、意象与逻辑未能充分分化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物性基元”。但是，比起更早的哲学家，巴门尼德的思维不仅有最初的分类（分割）的逻辑数理图型，还有“因果性”、“守恒”等物理图型，尤其是二者日趋分化。所以他能够“看到”真理与意见的区分。这一真理其实是巴门尼德对于自身思想中的运作图型反思的结果。被巴门尼德“看到”的真理正是“存在”。 所以，大可不必对他能够说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个两千多年后被黑格尔重复说出的话而惊讶——二者的意指不同。这一“存在”是不可分的“一”，对它的任何分割都会导致芝诺悖论；它无始无终，而它是一个纯粹体现巴门尼德在其思维的“双重构造”中已经获得的因果必然性观念的“球”，这个与分割的运作相关的、无始无终的“球”既不能说是一种基于类概念的抽象“存在”，也不是具体物：这个“存在”是被他的思维的“双重构造”强迫出来的。 因此，前苏格拉底哲学作为“正题”必将进展到亚里士多德及其以后哲学这个“反题”去。这一历史的必然性意味着，返回“正题”以完成一种“合题”时，不能无视“反题”的价值。这一价值的根本体现即超绝（transzendental）哲学的形成。在这种哲学中，意识的发生或其构成活动必定同时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因此，当我们将皮亚杰的理论转化为这一本体诠释学时，其恰当名称将是“超绝发生学”。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钱捷 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