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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文化的三聚氰胺 ——从“国学热”谈起 谈到“国学热”，不由地想起“五四”。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运动爆发已经过去九十一年，然而，举国上下却正在回归传统。从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到教育部要求小学生唱京剧，从学前儿童咿咿呀呀背《论语》到企业家纷纷投身学费昂贵的“国学班”，弘扬传统的“国学热”方兴未艾…… 然而就在二十多年前，ANG="EN-US">20世纪ANG="EN-US">80年代中期掀起的“文化热”，其氛围、诉求却与“五四”完全合拍，而与今天的“国学热”针锋相对：其时欧风美雨，深入人心，批孔孟，斥传统，出国潮，西学热……构成了只有“五四”才能比并的文化景观。在那个年代，即便是一些堪称思想解放旗帜的文化大师，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一些中国传统的可取之处，通常也会遭到猛烈抨击。如李泽厚师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在“文革”后首次系统地探讨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对孔子等古代思想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令一些年轻人深感失望，王蒙先生、刘再复先生等人对传统的肯定也受到一些激进派的嘲笑。 今夕复何夕？历史真的如此诡谲？不过短短二十几年，中国人的文化诉求竟恍若隔世。变化尽管巨大，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空前的经济繁荣，国内国际的种种诱因和刺激，全球化时代捍卫本土文化价值的近乎本能的诉求，文明古国的深厚情结，又唤起了中国人对自己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从而有条件，有基础，也有需要，来重新估价自己的传统，在市场化改革所经历的精神震荡中寻回文化家园，确立人生价值，重建精神信仰。从ANG="EN-US">20世纪ANG="EN-US">80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反国学热”）到今天的“国学热”，正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从怀疑、反省、否定到寻觅、重振、回归的历程。 这是我们的文化生命所经历的又一轮凤凰涅槃吗？面对“国学热”，“五四”精神真的已经黯淡无光，真的要被传统吞没吗？似乎出现了这种迹象。 “国学热”在从“五四”往后退。君不见，从耆宿大儒到贩夫走卒，“河东河西论”、“儒家文化拯救世界论”此伏彼起；“我们有的外国没有，外国有的我们早有”的逻辑和心态甚嚣尘上；以所谓东方神秘主义贬科学甚至反科学，将科技妖魔化成为时髦。而所谓“政治化儒家”则不遗余力地攻击现代民主理念，他们不仅要重建儒家在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还要将儒家的伦理政治主张直接确立为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教合一的吁求，较之清末的顽固派犹有过之，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国学热”中对传统的无分析的追捧，令人不由想起鲁迅说的，“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某些人士正祭起传统特别是的儒家的大旗，向着“五四”的旗帜——科学与民主开炮。 这样的“国学热”，是将国学变成民族前进的绊脚石，是将国粹变成国渣，继续让死人拖住活人。更有甚者，“国学热”不仅在从“五四”往后退，甚至在从孔子往后退。孔子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开创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理性精神。例如他将《易经》从算卦的书变成哲学的书，从和鬼打交道的书变成和人打交道的书（冯友兰语），剔除了《易经》的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空前地提高了《易经》的文化品位。但在“国学热”中，各种国学班都有“易学大师”在装神弄鬼地算卦，都有“风水先生”在给房地产老总上“国学课”，课程的内容当然只能是“左青龙，右白虎”云云，最后就在最高学府的课堂上玩起了“奇门遁甲”。 “气功大师”过时了，“易学大师”、“风水大师”、“鬼谷子大师”、“奇门遁甲大师”——“国学大师”又招摇过市。此情此景，直让人想起胡适描绘的ANG="EN-US">20世纪ANG="EN-US">20年代的中国景观：“这遍地的乩坛道院，遍地的仙方鬼照相……” 这样的“国学热”是将国学恶俗化、商业化、痞子化，是在化神奇为腐朽。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国学热”还在从改革往后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时有反改革的势力沉渣泛起，开历史倒车，搞得乌烟瘴气。“国学热”中亦有人打着维护和弘扬传统的旗号攻击改革开放，认为道德崩溃、信仰危机、贫富悬殊、腐败猖獗、人性堕落等，都是由于人心不古，而人心不古则完全是由于改革开放；于是主张回到ANG="EN-US">50年代，回到计划经济，甚至有人主张为“文革”翻案，为“四人帮”平反，再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种主张的荒唐一目了然，说起破坏、摧毁中华传统文化，谁能厉害过“文化大革命”？不言而喻，我们必须警惕和抵制这样的“国学热”。 我们应切记，继承和弘扬传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能从孔子往前走，不能从孔子往后退；只能从“五四”往前走，不能从“五四”往后退；只能从改革往前走，不能从改革往后退。 从孔子往前走，就是要反对蒙昧主义，就是要启蒙，而不是“蒙启”（李泽厚师语）；就是要提倡理性主义，培育批判意识，高扬人文精神，将孔子的仁者襟怀创造性地转化为新时代的文化生命。 从“五四”往前走，就是要同情地理解“五四”：“礼教吃人”的控诉错了吗？巴金的《家》错了吗？曹禺的《北京人》错了吗？鲁迅的《狂人日记》、《阿ANG="EN-US">Q正传》、《祥林嫂》、《孔乙己》、《离婚》错了吗？都没错！应充分肯定“五四”运动（包括其反传统）的历史正义性和必要性，在继承“五四”的基础上超越“五四”。今天，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体西用”已经实现了，但“五四”的愿景——科学与民主的实现还任重道远。我们还是应该在五四精神的照耀下审视、继承和弘扬传统，也就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引导下汲取我们的文化资源。 从改革往前走，就是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引领下弘扬传统，建设精神家园。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即便是那些曾经非常好的东西，也必须在一种现代的思维方式、现代的文化结构、现代的价值度量、现代的生活态势中调适、融合、消化、升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互补性。传统文化可以为改革开放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改革开放又为传统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 已经有必要指出“国学热”的升虚火，发高烧，应该给它降降温，让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更理性、更健康、更文明，这样我们才能建设温暖、可靠、有前景的精神家园。 在过分地热衷于“祭孔”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听听李卓吾的话：“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 在盲目地执著于传统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借鉴李大钊的批判：“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词，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 在变态地沉迷于儒学的时候，更有必要记住当年日本人的羞辱之语——中国人盲目崇信儒教，“真枯死之国民”。 我还关注的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国学为什么能够“热”，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电视媒体。由于《百家讲坛》一类电视媒体通过“说书学者”的成功介入，所谓“国学热”一下子在全社会掀起了高潮。一点也不奇怪，电视作为当代社会的媒介骄子，其巨大的信息传播能量足以左右民众精神和社会心理，成为文化的主导者。它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也能够化神奇为腐朽；能够使“竖子”一夜成名，也能够使“英雄”一败涂地。君不见某些国家的政治也早已电视化，总统要想在政治上过关，首先要在电视上过关。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对“国学热”的大众化，固然功不可没。但是在某些大众媒体的怂恿下，对传统文化的浅薄化和媚俗化解释正以各种理由予以回避、宽容甚至接受，特别是为了迎合某种阴暗、恶俗的趣味连人类生活的价值底线都可以肆无忌惮地亵渎。对此，我们的良知应该保持警惕。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江湖术士”、“说书学者”在散布大量令人咋舌的常识性错误误导民众的同时，专门拿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恶搞，专门替臭名昭著的暴君和汉奸翻案，如煞有介事地为商纣王这样的暴君涂脂抹粉，称颂秦始皇为“仁君”。再如晁错这样为国事殚精竭虑、为改革不惮危难、最后却被皇帝当作牺牲品的悲剧英雄奚落为“搅屎棍”，说吴三桂这样遗臭万年的大汉奸献关降清是减少了抵抗造成的伤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按照这些“说书学者”的逻辑，人就不应该坚持什么原则，哪怕事关人格操守、民族大义、国家兴亡；国家民族就不应该抵抗侵略，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像秦桧、汪精卫这样的汉奸卖国贼才是识时务的俊杰。甚至有“说书学者”为了美化清朝专制政权，拍康雍乾这些开历史倒车的皇帝的马屁，对骇人听闻的文字狱都曲为之辩，真是丧尽了知识分子的的最后一点良知。 新近又有“说书学者”大放厥词：说孔子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就是为了拿俸禄。这种忽悠好像很实在，实际上完全是在媚俗，是将孔子庸俗化。“儒”这个职业原本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常识，孔子的伟大处恰好在于他超越了一般的儒，他不仅把儒当作一个谋生的职业，他更从儒出发，追求一种政治理想、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如果说孔子读书就是为了做官，那么怎样理解“‘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如果做官就是为了拿俸禄，那么怎样理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孔子固然要做官，“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甚至去见名声不好但有权势的坏女人，乃至遭到自己学生的误解。但他绝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天下苍生。否则怎么能恓恓惶惶走天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果说孔子就是为了做官拿俸禄，为什么还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能做上官吗？还能拿到俸禄吗？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几次差点被饿死、被杀害，这种境界难道是那些利欲熏心者能够企及的吗？“说书学者”们为了迎合市场趣味，专门炒作所谓的“实在解读”来哗众取宠，已经丧失了起码的文化良知。 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媒体还对此津津乐道，将其视为所谓幽默、智慧。文化良知对这种现象的谴责，却往往被媒体故意冷落，被奚落为假正经，被边缘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成了大众消费社会的常规现象。当然，生活中更需要的还是瓦釜，黄钟一般只能摆在博物馆里。但瓦釜并不因此就成了黄钟，或并不因此就可以欺世盗名、混淆视听地自命为黄钟。当然，还会有“说书学者”又油嘴滑舌地来假民粹的老一套：“我就是瓦釜呀，从来也没有自命黄钟呀！”于是就在民众被这假民粹蒙蔽而喝彩时，赶紧将原来卖不掉的烂冬瓜混到正时令的萝卜里打包兜售。 然而，是真名士自风流，没有底蕴的矫揉造作、哗众取宠总要露馅出丑。据说某位搞了一辈子美学始终难以入流，转行到电视上说书暴得大名者忘乎所以，居然对美学大师李泽厚妄下雌黄，结果当场被人怒斥：“你不就是个说书的，有什么资格指点李泽厚！”世间自有良知在呀，仅拿学术分量和文化分量来说，如果说李泽厚是泰山，这位最多就是个跳蚤，再招摇也不过如此耳。 学术文化和大众文化宣传毕竟不是一回事，尽管各有各的价值，尽管二者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最荒唐的要求是学术要走向大众，文化要老百姓都懂，这是典型的假民粹。 学术上的事有许多是非专业人士无法搞懂也无需搞懂的，偏偏就有那么一些人学术实在做不下去，跑到电视上“说书”，有了点知名度，立刻就云山雾罩，自欺欺人，指指点点，忘乎所以，整得那些自甘寂寞、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搞学问的人都好像犯了蔑视民众的大罪似的。但有一点十分清楚，无论多少个非专业人士的追捧，都不会给你在学术的小圈子里增加哪怕是一两分量。令人担忧的是，某些高校也将和学术不沾边的电视说书当成“学术指标”。例如某高校校长，专门领着“说书学者”到处招摇，为学校增添知名度；某高校某系的展示栏上，居然将上了电视讲故事列为头一条学术成就；某学术会议报道，居然将某某上了某某电视讲坛的“说书学者”出席会议列为头条。殊不知他们在电视上讲的那些东西，根本不入学术流，因为那根本是不同性质的两码事（顺便提议，那些打着讲历史讲文化的旗号的“说书学者”们应该转行到曲艺团工作，干吗还留在高校里呢）。目下中国的一些高校，冠盖满校园，就是缺少教育家，而追星、媚俗、欠债和学术腐败已成了一些高校的四大奇观，对电视“说书学者”的追捧，或可算作一端。 更等而下之的是，任何文化现象一旦热起来，就必然有蒙事儿的混迹其间，就像倒票的黄牛党一样。时下一些活跃于企业培训领域的所谓“国学大师”、“国学应用大师”，其实根本不知国学为何物，连一点常识都没有就敢胡言乱语，真的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比如一个连国学的门还没找到的营销先生，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学应用大师”，还不知道被谁封了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但瞧他如何讲道：“佛”字就是一个人字加上一个美元的符号调过来，因此佛是最能赚钱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连这样一些低级的猜字游戏，也完全是从别的地方抄来的。种种无知无聊，莫甚于此。还有从台湾来的一个“国学应用大师”同样令人不敢恭维（此公在电视上讲《易经》讲得错误百出），一味迎合国学热中某些国人的盲目崇古心理，故弄玄虚地搬弄点国学常识，毫无原则、毫无分析地拍传统的马屁。一提到中国传统，什么都好得不行，一提到西方文化，一切都坏得不行。其实他无论对西方文化还是对东方文化的了解都实在是半生不熟，肤浅至极，如他居然说：“西方的科学家是不太信服哲学的”，“全世界最早知道什么叫做整体概念的是中华民族。西方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掌握整体概念”，“中国人的思想是整全的，不像西方人士是支离破碎的”，有一点西方文化常识的人能说得出这种话吗？而他所谓大易管理、中道管理云云，不过就是在西方管理学的皮毛之上叠加一点中国文化的术语符号，徒然增加企业家的负担。特别是改头换面用了人家的，还要大骂人家，这已经十分不厚道，早就远离中国先哲的精神了。 油嘴滑舌，糟蹋历史，摇头晃脑，欺世惑众，巧言令色，趋炎附势，浅薄不堪，忽悠大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是时下一些“说书学者”、“江湖术士”的品貌。他们其实是精神领域的“三聚氰胺”、“周老虎”，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假恶丑”的标本。 总之，“国学热”对重振民族精神、建设精神家园固然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亦应充分关注它的负面效应，警惕一些无行文人甚至江湖骗子兜售他们的“假冒伪劣”。摧陷廓清，匡正视听，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对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