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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2001年第4期上阮炜的《另一个希腊》，是一篇令人诧异的文章。 希腊人的“窝里斗”“恶习”，希腊人的对外“好斗”和“追求军事荣誉的虚妄价值观”，希腊人处理内部关系的“无能”，希腊人的“小家子气”，使整个希腊不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希腊“注定”只能传下来一些“文化要素”而传不下来它的“民族或文化政治共同体”。和我们的秦汉气象相比，差距大矣。 上面对阮文的引用，我相信没有任何断章取义之处。阮炜的这些判词，叫人不知其所来。其实，只要曾认真看过一本古希腊的著作，哪怕是一本，不论是历史方面的《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长征记》、《亚历山大远征记》，还是政治方面的《理想国》、《政治学》、《雅典政制》，还是文学方面的古代神话、伊索寓言、荷马史诗，科学方面的欧几里德几何、希波革拉底医学，甚至只要心灵可被雅典娜的塑像震撼一次，就不会说出像阮氏那样的话。 希腊确实没有像中国那样成为一个大国，但这奇怪吗？同样没有成为大国的还有两河流域（今伊拉克）和埃及。这两个地方的人绝对没有希腊人的缺陷——按阮的观点，它俩应该成为今日之美国、俄罗斯、巴西、印度。 古代希腊为什么没有走上大国之路，这和该民族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是分不开的，他们要保证每一位公民的参政权。在那些世纪里，没有像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但他们又希望所有的公民都能参加公民大会，住在城外的人在得到第二天开会通知时，也能早晨赶进城，晚昏回家里。这样的话，城邦就不能大。面积过大了，农民当天不能往返，耽误农时。人数太多了，站在后面的人听不见演说者的声音，因而无从表达对演说者的赞否。有一位古希腊政治家因此而认为，一个城邦以不超过5000公民为宜。此时的雅典，约有50000公民，在他看来，超过了民主政体所应有的规模。由于50000人不能同时参会，只好选出代表，这样状态下的民主政治实行过程不是直接的，也就不是完美的。 所以，整个希腊半岛，上百个城邦林立。为了进一步在城邦内保证民主，从国库给穷困的公民发放观剧津贴，因为古希腊的戏剧和时事政治紧密相联，观看戏剧宛如今天人们看报。还发放开会津贴，鼓励穷人普遍参与。 在古代实行民主政治，恐怕唯城邦制一途。但是，这样的状态对于对付毗邻的专制帝国的军事进攻就太弱了。然而，希腊人不是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知道，如果放弃民主，成立帝国，那希腊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希腊各邦可以同盟，但决不可统一。因为，希腊和民主是画等号的。失去民主的希腊就不能再称为希腊了。这就是希腊没有成为大国而先后被马其顿、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原因。假设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占据了大半个欧洲的希腊国，那，世界不会感到更幸福。 阮文的每一个自然段都不能成立。比如第一自然段的中心意思：希腊文明是一个早夭的文明。早夭就是死亡，死亡就是说不再存在。我们说玛雅文明死亡了，印加文明死亡了，是因为它们的文明传统不再有人继承，尽管还存在着玛雅、印加血统的人。希腊文明什么时候死亡过？马克思认为，希腊文明至今仍是一个宝库。你看，马克思要我们继承呢。 第二和第三自然段的中心意思：希腊人在处理内部关系方面最无能。“内部关系”一词，概念不清。了解希腊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要说希腊人的“内部关系”，必须指明是城邦里面还是城邦之间，它们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一个是国与国的关系。阮文所指当为后者，他举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把它解释成一场争霸战。这是七十年代商务版《世界通史》的说法。 中国的史学家们习惯称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的战争为“春秋无义战”，即战事双方都缺乏正当的开战理由。伯罗奔尼撒的战争不是这样。 希腊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一是民主政体，一是贵族政体，前者属于广泛民主，后者仅在贵族内部实行民主，其它社会阶层无权享受。面对波斯帝国大军的侵略，斯巴达自私避战，雅典则奋勇当先，是雅典保护了整个希腊。希波战争之后，其它小邦之间的矛盾引起了这两个大邦的矛盾，斯巴达在一支神签的鼓励下，试图引发战争。与斯巴达的莽撞霸道相比，雅典伯里克利所言显出理性，他认为，两邦之间的是非应通过仲裁来判定，判定之前应保持和平。由此看来，民主制比之贵族制，决策思路与性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完全不可用“无能”一词予以形容。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最后，斯巴达赢了。但希腊也衰落了，因为代表希腊的是民主制的雅典，而不是贵族制的斯巴达。令欧洲历史学家悲戚的，在古代，民主政体的国家肯定打不过专制制度的国家（对波斯，胜利来得非常惊险），甚至也打不过民主性较弱的国家。 第四自然段是知识错误，比如，“马其顿帝国的兴起给了希腊人第二次（统一希腊的——本文作者注）机会”。历史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为实现名垂千古的欲望，他要的是希腊各邦的臣服而非统一，但希腊各邦最愿意的是独立而非亚历山大统治下的统一。阮文根据什么说人家失去了第二次机会。是不是可以说罗马帝国给了第三次机会，奥斯曼帝国又给了第四次机会。接着一句甚为荒唐，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给希腊人带来节节胜利”。好像亚氏在为希腊人实现抱负。只要读一读《亚历山大远征记》就会对阮说付之一笑。亚历山大远征波斯胜利后，竟然羡慕并模仿波斯皇帝的专制威仪，最先提出不满和抗议的是军中的希腊人将领，亚氏不得不收敛起来。由此看来，尽管马其顿人对希腊文化崇拜得要命，并反过来把马其顿当作希腊之一邦。但他们的领袖也就这样，他们的胜利不可能是希腊民主城邦的“胜利”，也决不是希腊人的“胜利”。该段段末用“三国鼎立”一词形容东征后的亚历山大帝国所分裂成的三个国家，当为胡乱的历史类比。 第五自然段说到奴隶问题，阮文着意指出希腊的奴隶是外族人，中国的奴隶是本族人。阮文认为，民族内部的不民主要比民族之间的不民主要好些。这好比说因为有衣服遮盖，所以肚皮上的疥疮要比脸蛋上的疥疮好些。其实，无论中外历史都证明不了这一点，倒是有无穷的史例表明：一民族内部若不民主，它与其它民族的关系也不能民主；民族之间的不民主却并不影响民族内部的民主状况。关于选举权由财产多寡来决定一事成了阮炜的攻击理由，显然，阮对古希腊了解的太少了。首先，按财产多寡决定选举权，这个方法并不是财产多的人决定的。第二，所有财产多的人并无从城邦中攫取更多财产的权利，反过来却必须向城邦奉献个人财物。比如，雅典的军队是公民自备武器组建的，富裕的人必须承担较多的武备。打一个现代比喻，穷者带一杆枪到步兵连，富者带一辆战车到坦克连。 以上提到的五个自然段是阮文的前半篇，该文的后半篇用地缘理论来解释希腊为何衰败，为何早夭。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希腊是被征服的，之所以被征服，是因为他们坚持直接的民主形式。在这里，我还要指出的是，地缘理论较为适合于解释因地理环境的影响，文明或民族因此而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并不太适合于解释文明或民族的早夭和衰败。 统观阮文，我感到，他似乎没有读过什么古代希腊的原著，甚至也没看过五十年代翻译的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他对古代希腊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一书中关于古代希腊的描写范围。如果是这样，就好像读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就来写《中国文学史》一样。 附记： 这是三年前的旧文，寄给《读书》，但他们没有发表。看来，被别人揭了短，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护短，是一种天性，可是，《读书》宁愿让谬误通行，也要护短。 当时我估计到《读书》很可能不发，所以我的文章只写了半篇。给《读书》的附信中说，如果《读书》打算采用，我再接着写批驳阮炜文章的下半篇。我这样说话是不是有点不尊重这家有名的杂志？ 今天，为什么想要发这篇旧文？因为希腊是民主的起源地，对她的曲解我非常不能容忍。还因为中国太需要民主了，可是很多人不懂得什么才是民主，因此，他们（网友们）发表了对民主国家的误解的见解。 我的另一篇长文：《黄河流域起源的远古政治制度》，署名郎屯。发在天涯的“关天茶舍”和“煮酒论史”栏，中心论点是中国专制制度的远古起源，那也是一篇无处可寄的文章，希望大家愿意看我的那篇文章。 另外，记得有人跟上述《黄河》一文的帖时问我，该文是不是我本人写的，我当时很迷惑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后来我猜想，可能是我个人资料中填写了“未婚”。在此做个说明，本人现年49岁，有足够写出《黄河》一文的思维能力。属离异一族，因为“天涯论坛”只有“已婚”“未婚”两样选择，只好填了“未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