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关于古代埃及早期国家的起源问题，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有不少研究文章，但是学者们一直把那尔迈调色板作为上埃及征服下埃及的重要证据，认为上埃及的政权消灭了下埃及的政权从而确立了它在整个埃及的统治地位。此外，埃及学研究界混淆了埃及国家产生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后期象征性的上下埃及二者合一之说。近年来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的考古挖掘活动获得了重大的发现，它们为我们重新考察古代埃及国家形成问题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原始材料。正确理解埃及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一方面应该把那尔迈和美尼斯分开，然后把那尔迈调色板放在希拉孔波里家族向北扩张的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另一方面应当充分考虑来自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在促进埃及国家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 ：征战 国家的产生 文化的传播 一 、 美尼斯究竟是谁 在古代埃及文献、马涅托的历史和古典作家的作品里，美尼斯均被描写成统一的埃及国家的第一个国王。在后期的王表上，美尼斯的名字位居一百多个法老名字的首位，而且从他开始国王的名字前还冠着 “上、下埃及国王”的头衔。因为从古代埃及留传下来的史料以及古典作家的记述都强调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的功劳，人们曾经相信，在美尼斯统一埃及以前确实存在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独立而且相互竞争的国家。美尼斯用武力灭掉下埃及，把整个埃及纳人他的统治之下。 在阿比多斯附近发现的尼荷太普的墓出土了一件象牙雕刻品，这件象牙刻版上并列写着国王奥哈的两个名字，即他的 “赫拉斯名”和 “拉神之子名 (出生名)”。这位国王的赫拉斯名字叫奥哈，在埃及语的意思是 “英勇善战的人”；他的拉神之子名为 “美尼”，意思是 “被任命的人”。后一个名字极有可能是后来的 “美尼斯”的原形。中王国以前的国王习惯上以赫拉斯名为主，而从中王国开始国王们把拉神之子名看作自己最重要的称呼。这样说来 “奥哈”和 “美尼”应该是同一个国王的两个不同的名字，我们有理由认为统一的埃及国家的第一个国王是奥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尼斯。此外，这两个名字还并排出现在其他一些文物上，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尼就是奥哈，奥哈就是统一上下埃及的美尼斯。上面提到的象牙刻版上还画着交织在一起的莲花和纸草。这两个植物在古代埃及历史时期分别代表上埃及和下埃及，二者交织在一起象征埃及两个部分成为一个整体。 另外，乌托和拿禾泊特两个女神也分别代表上、下埃及，乌托的崇拜中心是三角洲的布托，拿禾泊特的崇拜中心是上埃及的希拉孔波里。也就是说，两个女神分别代表前王朝末期和王朝初期涅伽达文化最北和最南的两座城市，尼罗河谷地和尼罗河三角洲的结合也意味着上、下埃及的统一。另外一个关于奥哈就是美尼斯的证据是，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拉美西斯二世在阿比多斯的祭庙墙壁上刻画了他以前的国王们的形象并且写下了各自的名字。他特别强调了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的开国君主，他们分别是美尼斯、门图荷太普和阿赫摩斯。后两个国王无论是从文献还是在考古挖掘中都被证明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这一点表明美尼斯也应该是历史人物。问题的症结在于古代埃及的国王一般有五个名字，它们分别是赫拉斯名、金赫拉斯名、双女神名、上、下埃及名和拉神之子名。上面提到的门图荷太普和阿赫摩斯分别是中王国和新王国开国之君的拉神之子名 (即出生名)，而这两个国王的赫拉斯名分别是思摩塔维和奥阿哈布鲁。中王国以前并不是所有的国王都有五个名字，但是他们均把赫拉斯名当作主要称呼；中王国开始，国王们登基时编撰五个名字，不过赫拉斯名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平常则多使用拉神之子名。由此可以推断，美尼斯也应该是古王国开国之君奥哈的拉神之子名。 二、那尔迈的身份 已知的最早的前王朝时期的国王叫蝎王，他的统治范围还限于上埃及的希拉孔波里一带。他的极杖的头部保存了下来，上面勾勒了蝎王作为一国之君所做的或者所要做的几件事情。画面的上部可以看到四只吊起来的凤头麦鸡，它们在画面上指代那些被蝎王征服的人。在埃及象形文字语里，凤头麦鸡成为指代社会下层人的符号。画面下部的中间站着蝎王，他面前的一只蝎子既表示他的称呼也表达他的可怕的威力，蝎王在身后拖着一只公牛尾巴，示意他的强壮。他头上戴着后来被称作白冠的王冠，后面有两个仆人为他扇扇子。蝎王手中拿着一把锄头，准备为一个神庙奠基。从这幅小小的画面我们可以辨认出蝎王的三种职能，第一，他率领手下的人征服周围的地区；第二，他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第三，国王是整个国家繁荣的保证，他充当人和神之间的中间人，他为众神在全国各地修建神庙。 那尔迈是已知的前王朝末期的一个国王。在 “那尔迈调色板”上，我们可以看到那尔迈作为国王的职责与蝎王时期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在调色板两面的顶部各有两个母牛头，它们代表呈母牛形状的哈托女神。头像中间夹着那尔迈的名字，意味着国王受神的保护。调色板的一面由两个动物的脖子交叉而形成可供调色的浅坑，所以通常把这一面叫做正面。它从上到下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表现那尔迈视察被他的将士杀死的敌人。在中间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驯服两个怪兽的场面。第三部分刻画的是国王像勇猛强壮的公牛一样用角撞毁敌人的城墙。在调色板的反面，形象高大的国王一手握住一个屈膝的敌人的头发，另一只手举起权杖准备敲碎他的头盖骨。在他面前，一个呈鸟形的神替国王用绳子牵着敌人的鼻子，板面的底部画着两个仓皇逃跑的敌人。我们可以看到象征希拉孔波里地方权力的标志被拟人化，它长着两只手，而且用手牵着俘获的敌人，猎鹰用尖嘴和利爪抓伤敌人，还有狮子和公牛毁坏敌人的城墙或攻击敌人。这些猛禽和猛兽均象征帮助和保护国王的神圣力量。这种象征手法在王朝时期继续使用，并且延续到法老埃及的没落。那尔迈调色板以征服对方的军队，占领敌人的领土为主要题材，反映了统一的埃及国家形成前夕若干权力中心之间的最后较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尔迈在调色板反面戴着白冠，而在调色板的正面戴红冠和白冠融合在一起的双冠。在历史时期，白冠代表上埃及，红冠代表下埃及。以前的学者们由此得出结论，那尔迈调色板反面反映的是来 自上埃及的那尔迈征服下埃及的开始，所以他戴着白冠，而调色板正面强调那尔迈征服下埃及活动的结束和结果，即他基本上控制了下埃及的领土，所以他戴上代表上下埃及的双冠。不过，事情没有如此简单。近些年的考古研究表明，早在那尔迈统治之前，红冠就成为涅伽达一带的政权标志。换句话说，红冠在开始时与下埃及根本没有关系，只是后来王权概念得到系统化和格式化时红冠才同下埃及联系在一起，以便与同样来自上埃及的白冠相对应，并且表达上、下埃及二者合一 的概念。事实上，以白冠为标志的希拉孔波里和以红冠为标志的涅伽达不仅双双位于上埃及，而且相距不太远。另外，两个权力中心均属于涅伽达文化。那尔迈把红、白双冠置于自己的头上，实际上反映的是他在上埃及范围内的由南向北的扩张特别是征服涅伽达的结果。这与我们以前所相信的那尔迈从上埃及出发征服下埃及完全是两回事。 三、“二合一”在古代埃及的象征意义 古代埃及居住区域南北狭长，东西宽度在三角洲以南一般不超过几公里。从史前开始，许多村落沿着河岸建立和扩大，尼罗河是最重要同时也是最便捷的交通要道。每个村落或城市都有 自己的特色，狭长的地形不利于形成一个绝对的权力中心。古代埃及的历史证明，埃及统一的国家每次遭到自然灾害、外敌入侵或者遇到软弱无能的国王都趋于瓦解成无数个相互独立同时又互相勾心斗角的地方权力。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三个中间期，既地方势力割据和相互争霸的混乱阶段，它们分别出现在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之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权衰落的原因是尼罗河谷地的地方势力争权夺利，但是每个重新统一国家的国王都把自己的功绩概括为 “统一上、下埃及”。在古代埃及人的概念中，国家的两个部分主要指上埃及和下埃及，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指尼罗河两岸，或者黑土地(绿地)和红土地 (沙漠)。这里的 “二合一”实际上体现了古代埃及人对他们的国家以及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之特点的认识总结。描述相互独立的若干地方政权形成统一的国家，或者中央集权消灭企图分裂的地方势力，最简洁的描述莫过于用上、下埃及来代替。 上、下埃及的结合在古代埃及象征国家的统一，所以每个国王登基时要举行象征性的仪式，以表示他重新统一了国家的两个部分。这种地理上的二位一体渗透到王权的方方面面。荷花和纸草被分别看作是上埃及和下埃及的标志，两种植物交织在一起则象征南北两个部分的有机结合，从而表示国家的统一。法老作为南北两个部分的统治者，象征他的权力的王冠也有两个，一个是代表上埃及的白冠，另一个是代表下埃及的红冠。国王在不同的场合下可以戴白冠或者红冠，但假如要强调他对南北两部分的统治权力，他就戴双冠。象征王权的代表神为赫拉斯和赛特。另外还有上面提到的两个女神分别代表上埃及和下埃及，一个是来自上埃及的呈秃鹰形状的拿禾泊特，另一个是来自下埃及的呈眼镜蛇形状的乌托，它们联合起来成为国王和王冠保护神。 在考察古代埃及文明的这一特征时，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埃及国家形成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地理环境对埃及人的思维所产生的影响。换句话说，古代埃及的法老们极力强调上下埃及的统一既有历史的根源，同时也有文化心理的因素。那尔迈把红白双冠置于自己的头上，实际上反映的是他在上埃及范围内的由南向北的扩张和征服的结果。最近一个时期的考古挖掘和文献研究表明，白冠和红冠以及赫拉斯神和赛特神均起源于上埃及。在希腊语中，希拉孔波里的意思是隼城，隼就是象征赫拉斯神的鹰。前王朝时期，希拉孔波里的统治者早在第一王朝开始以前就以象征赫拉斯神的隼作为他们的标志，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古代埃及文明的终结。赛特神起源于离涅伽达7公里的奥姆布斯，而涅伽达和希拉孔波里同属涅伽达文化，涅伽达文化即因前者而得名。涅伽达文化二期时，涅伽达就出现了宽大的城墙，这里的坟墓不仅规模大和装饰豪华，而且墓壁用砖进行了衬砌。这种情况在史前时期只能在希拉孔波里才能见到。后来的埃及法老在历史时期把白冠以及赫拉斯神同上埃及相联系，把红冠以及赛特神同下埃及相联系，实际上是把前王朝末期上埃及小范围内的两个地方权力的合并与上下埃及整个国家的统一等同起来。 由地理环境、历史现实和政治需要结合在一起而构成的 “二合一”的概念到第二朝末期才最后形成，并且对后来的王权起了重大的作用。第二朝的前三个国王把陵墓建在萨卡拉，而第四个国王塞含伊卜把墓址选在阿比多斯。这位国王还在他执政的第十七年改名为 “帕里布森”，并且大大提高了赛特神的地位。国王们原来在名字前冠上赫拉斯神的名字，赫拉斯被看作是王权的保护神，而塞含伊卜用赛特神取代了赫拉斯神。学者们以前把这一事件与上、下埃及两个原来敌对的国家联系起来，认为美尼斯用武力征服了下埃及，但是北部一直试图摆脱南部的统治。结果，崇拜赛特神的北方取胜，塞含伊卜不得不改名，国王名字上面的动物由原来象征赫拉斯的隼变成了象征赛特的胡狼。仅仅因为赛特神代替了赫拉斯神而认为埃及在第二王朝后半期陷入南北内战显得证据不足，很难令人信服。考古挖掘证明，塞含伊卜虽然葬在阿比多斯，但是他在萨卡拉建造了衣冠墓。这说明，他没有也没有必要放弃萨卡拉的墓地，因此我们不能说他丧失了对孟斐斯地区以及三角洲的统治权。假如真的是崇拜赛特神的下埃及人在南北冲突中得胜，出身于上埃及的塞含伊卜怎么还能保持王位?另外，假如下埃及的人摆脱了来自南部的王室的统治，那么王陵为什么从上、下埃及交界的萨卡拉移到了位于上埃及的阿比多斯?假如塞含伊卜是下埃及信奉赛特神的造反势力的首领，那么他应该葬在处于下埃及控制的萨卡拉，而不是葬在属于上埃及范围的阿比多斯。事实上，塞含伊卜建在阿比多斯的陵墓深受萨卡拉官吏墓的影响。 我们现在知道，无论在前王朝时期还是在早王朝时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与上埃及抗衡的来自下埃及的国家，何况赫拉斯和赛特两个神均起源于上埃及。更为合情合理的解释是，统一的王权形成之后，和统治阶层一样来自上埃及的众神得到王室的优待，其中赫拉斯神的地位尤为显赫。塞含伊卜出于宗教原因把赛特当作自己的主神。不过，赫拉斯和赛特两个来自上埃及的前王朝的神争夺主导地位的矛盾到了第二朝末期获得了极其巧妙的解决。该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的赫拉斯名叫做 “沙什穆维”，意思是 “具有双重力量的人”，即赫拉斯和赛特神结合在他的身上。他的双女神名叫做 “哈太普一奈布维一伊姆夫”，意思是 “两个神存在于他的身上”。这位国王的两个名字均表达了他试图使赫拉斯和赛特和解以及把二神的力量结合于一身的愿望。沙什穆维以前的国王名字上面只画着赫拉斯神，从沙什穆维开始，国王的名字上郑重其事地刻画着表示赫拉斯的隼和表示赛特的胡狼。赫拉斯和赛特两个都是来自上埃及的神，埃及统一的国家产生以前所表现的二神之间的对抗，实际上是上埃及两个临近的权力中心之间争夺霸权的过程。埃及统一的国家形成以后，赫拉斯与上埃及联系在一起，而赛特则被看作是来自下埃及的神。这一点也说明，历史时期两个神之间的相互对立同时又互为补充的关系完全是法老们为了确立王权对整个国家的统治地位而创立的。 古王国没落以后，埃及全境陷入众多地方势力争权夺利的内战状态，其中的两个权力中心是底比斯和赫拉克里奥波里。埃及人把这种混乱局面比喻成统一的国家分裂为上、下两个部分。经过多年的争斗，底比斯和赫拉克里奥波里的两个地方家族逐渐兼并邻近的小城市，形成两个对立的权力阵营。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城市都位于上埃及。但是，来自底比斯家族的门图荷太普战胜赫拉克里奥波里以后。把自己比做建立第一王朝的美尼斯，意即他重新统一了上、下埃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上、下两个埃及泛指组成埃及国家的所有部分，只要有一部分脱离了整体，那么就不能说国家是统一的。我们从门图荷太普几次改变他的赫拉斯名字的做法中也可以看到，这位国王把向外扩张并且最后合并赫拉克里奥波里看作是统一上、下埃及，即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的壮举。他起初的赫拉斯名是“一个令上、下埃及的心复活的人”，表面上的意思是他下决心统一上、下埃及，实际的意思是他立志打败位于上埃及的其他割据势力；后来他把自己的赫拉斯名改为 “拥有白色王冠的人”，这表明他已经兼并底比斯周围的地方势力，并且成为位于赫拉克里奥波里之南的底比斯王朝的国王；最后他把自己的赫拉斯名改为 “统一两个国家的人”，表明他这时已经完成了征服赫拉克里奥波里的过程，就如同那尔迈国王开始时戴着白冠，后来战胜了北面的涅伽达以后再戴上红白双冠。那尔迈调色板发现于希拉孔波里的赫拉斯神庙，它是那尔迈为了感谢赫拉斯神而放在那里的。门图赫太普的扩张和征战活动其实一直远离下埃及，但是他自始至终用统一上、下埃及来标榜自己的军事行动。 四、上埃及的文化向下埃及传播 在上埃及，前王朝时期的主要文化是涅伽达文化。从内部结构看，涅伽达文化二期开始，属于该文化的居住区内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居住模式。在原来分散的村落基础上，有些村落借助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优越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逐渐形成城市。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希拉孔波里和涅伽达。希拉孔波里位于卢克索以南的尼罗河西岸，其保护神是赫拉斯神。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的产生促使社会阶层的分化，统治阶层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别清楚地表现在墓葬上。有权势的人的墓不仅墓室宽大而且在形状上呈长方形，墓壁或者用砖石加以衬砌或者用木头进行加固。有些坟墓里除了主墓室以外，还开始出现数量不等的侧室，以便在那里存放随葬品。这个时期在希拉孔波里还出现了专门埋葬属于社会上层人物的墓地，考古人员在那里挖掘了一座标号为希拉孔波里100号的长5米、宽2米、深1．5米的长方形坟墓。墓室的四壁经过衬砌，最引人注 目的是墓壁上的壁画。壁画的主线条是六只船，其中五只画成白色，且呈镰刀形，另外一只则以其黑色和高耸的船头独树一帜。六只船的周围有一系列的狩猎场面：追打羚羊和山羊的猎人和猎犬，落入陷阱的动物。除了这些通常的狩猎场面外，画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勇士手举木棒迎上两头狮子，在另一处，这位勇士徒手制服两头狮子。另外，我们还能看见战斗场面，其中最具意义的是，一个胜者正手举木棒准备把他俘获的三个敌人的脑袋敲碎。这一“击打敌人”的形象与那尔迈调色板上的画面如出一辙。 随着城市的建立以及居民的增多和居住地的扩展，在希拉孔波里出现了明确的劳动分工和专门的手工业作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建造在绿地边缘的冶炼炉，它正好面对沙漠的风口，所以能借助自然风力烧制质量很高的陶器。少数人已经能够强迫其他人为自己劳动，从而建立广泛的贸易网，并且从很远的地方，比如巴勒斯坦地区进口奢侈品。希拉孔波里不仅是制造中心，同时也是来自不同地区的货物得到交换的集散枢纽。这里的统治者不仅需要奢侈品以满足他们日益豪华的生活，他们同时需要一套政治表达方式，以便表现自己的身份和权力。这样就出现了表现他们身份和权力的标志和图画，再进一步产生了表明他们政治目标和使他们的政治观点合法化的神话。猛禽和猛兽攻破敌方的城墙以及击伤敌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近来考古人员在希拉孔波里第100号墓附近发现了类似宫殿的建筑遗址，这个宫殿原来可能供举行宗教仪式所用。根据参加挖掘的学者们复原，这个宫殿与第三王朝左塞王的梯形金字塔旁边用来举行在位30周年大庆的建筑群非常相似。这说明，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分工的深化，统治阶层得到固定并且管理形式也日益成熟。随着宗教观念日益系统化，统治阶层的墓葬习俗也逐渐统一化。从这些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埃及早期国家和王权的产生过程。 希拉孔波里的统治阶层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且促进贸易，逐渐向北和向南扩张。所谓上、下埃及的统一，其实是来自南部的权力中心把自己的势力一直扩展到三角洲一带，这种势力扩展的前提是南部数个独立的城市或城邦在争权夺势的过程中优胜劣汰，后来只剩下了以涅伽达和希拉孔波里为据点的两个权力中心。希拉孔波里的保护神是赫拉斯，涅伽达的保护神是赛特。最后，以蝎王和那尔迈为代表的来自希拉孔波里的家族得以战胜涅伽达，从而扫除了他们继续向北扩张道路上的障碍。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征服并不意味着把涅伽达人斩尽杀绝，也不是把涅伽达人所信仰的宗教和所崇拜的神铲除。希拉孔波里虽然战胜了涅伽达，但是涅伽达的许多东西保存了下来。赛特神在整个埃及历史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便是很好的证明。希拉孔波里战胜涅伽达以后，意味着原来象征涅伽达统治力量的红冠失去了它继续发挥原来作用的历史舞台。但是，希拉孔波里王朝把红冠融合到他们的王权里，那尔迈在他的调色板上把来 自涅伽达的红冠作为象征他的王权范围的一个重要标志。 那尔迈把涅伽达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后，原来以希拉孔波里为中心的涅伽达文化的重心逐渐北移，提斯成为希拉孑L波里家族新的统治中心，附近的阿比多斯被选定为王室墓地。涅伽达文化二期时，希拉孔波里和阿比多斯都有放置大量随葬品的豪华墓，而到了涅伽达文化三期，这类墓只限于阿比多斯，证明上埃及统治者的墓地由希拉孔波里北移到阿比多斯。前王朝时期葬在阿比多斯的统治者的陵墓在形状上与希拉孔波里的陵墓有明显的承接关系，另外，阿比多斯的陵墓还吸取了在下埃及流行的一些墓葬习俗，墓里面还有大量来自下埃及的陶器。这类墓后来发展成为第一王朝所有国王以及第二王朝若干国王的墓型。这说明早在第一王朝开始之前，也就是在美尼斯的前任们的统治时期里，下埃及就已经处于来自上埃及的统治者们的影响之下。 从涅伽达文化三期开始，上埃及和下埃及在文化方面达到空前的一体化。这个时期出现了刻写在陶制容器上，并且用颜料涂色的符号。物品的名称以及它的出产地及年代，货物的质量、数量、管理部门以及主管官吏的名字，官位和官衔等都离不开文字。学者们从前认为，象形文字是为了记录前王朝向王朝时期过渡阶段上、下埃及统一过程中的重大事件而创造的，但是近些年的考古活动使这一原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动摇起来。凹文字不是适应若干政治事件的产物，事实证明，简单的象形文字的使用比第一王朝的建立至少早150年。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王朝时期通用的王衔的书写形式。国王的名字刻写在象征王权的王宫正面墙上，上面蹲坐着希拉孔波里的保护神隼。 涅伽达文化在它二期时就同巴勒斯坦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位于阿比多斯的涅伽达文化三期统治者的墓除了摆放棺材的主墓室以外，还有数个侧墓室。考古人员在其中的一个墓里发现了大量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装葡萄酒的陶罐。前王朝时期统治者手中所掌握的经济力量以及他们豪华的生活由此可见一斑。学者们不仅在埃及发现了来自巴勒斯坦的器物，同时在巴勒斯坦也发现了来自埃及的物品。这说明物质交换是双方的，并不像以前学者们推测的那样文化物品只是从西亚流向埃及。在埃及边境以南的努比亚也出土了大量来自涅伽达文化区域的陶器。涅伽达文化这种超出埃及国界而进行的贸易活动，一定是它在埃及境内确立主导地位以后才开始的。涅伽达文化向南和向北的传播以及同巴勒斯坦地区的联系是该文化动力的外部表现。在法尤姆北部发现了属于涅伽达文化二期的墓地，显然这一地区在如此早的年代存在属于该文化的居住点，同时说明涅伽达文化从南向北逐渐推进。从考古挖掘上看，主要的考古发现和挖掘地址一直集中在上埃及。以前学者们认为这种考古点和出土物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性，主要是由于尼罗河水的泛滥，河道的推移以及河流沉积物的沉淀把下埃及的遗址埋没了。加上气候相对潮湿，文物不易保存下来，地下水位高又不利于进行考古挖掘。 近些年来，世界上几个发达国家都派考古队去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丰富的考古发现一方面证实了学者们的推测，另一方面也叫学者们惊讶不已，因为三角洲地区与上埃及史前文化同时的遗迹并不像我们以前所相信的那样属于独立的并且与上埃及文化相对立的文化，而是与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从上埃及向北扩展的涅伽达文化已经在统一的国家形成以前传到了整个三角洲地区，埃及在政治上统一以前早就完成了文化上的统一。 考古人员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布托发现了涅伽达文化二期的遗迹，这就是说上埃及的文化在下埃及扎根比通常说的上、下埃及的统一至少早200年。另外，挖掘地点第一和第二考古层之间没有遭到破坏的痕迹。这说明，涅伽达文化是以和平的方式进入尼罗河三角洲并且取代了原先相对落后的文化。涅伽达文化在下埃及的传播并不像以前多数学者推测的那样，是以狩猎为主的上埃及人对以农业为主的下埃及侵略和征服的结果。现在学者们达到了共识，认为涅伽达文化时期的上埃及人同样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的定居者。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部分人能够把狩猎当做一种消遣的方式，能够进行狩猎活动表明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在下埃及得到传播，是文化水准特别是制造技术更为发达的地区向外推销自己的产品并且扩大其市场的必然结果。 在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的阿布奥玛所进行的考古挖掘也显示，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已经在其第二阶段末期就传播到这一地区。这证明，在布托发现的涅伽达文化的遗址并不是个案。来自上埃及的涅伽达文化先于史料中所讲的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传播到下埃及，并且逐步吸收和取代那里的文化，从而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这一点说明，统一的文化的形成并不是上、下埃及政治上统一的结果，而恰恰是使这种统一成为可能的基础。贯穿于涅伽达文化自南而北的扩展过程的不是上、下埃及之间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抗，而是日益频繁并且越来越重要的贸易活动。贸易活动不仅意味着货物的交换，其中还伴随着思想观念的交流，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相互依赖性的加深和加强。涅伽达文化向北的传播是一个渐进，却是不可阻挡的过程。这是一场具有先进生产力和发达工艺的文化出于自身目的而进行的扩张。这种扩张和物质交换活动交织在一起，贸易活动在客观上顺应了相对落后的下埃及对上埃及生产品和工艺品的需求。 可见，统一的埃及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包括武力征服和文化传播。在涅伽达文化早期的上埃及范围内，由于区域内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相当，各个城市之间主要借助武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中的典型例子是希拉孔波里和涅伽达之间的矛盾和争霸过程。这一点在蝎王的权标头和那尔迈的调色板上得到了形象的描画。但是起源于希拉孔波里的统治势力越向北推进，其扩张的武力征服色彩就越淡薄，而文化传播的成份愈重。一方面，下埃及尚未形成能够同涅伽达文化以及希拉孔波里相对抗的文化和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希拉孔波里家族征服涅伽达以后，不仅拥有先进的生产方式、有效的管理模式和丰富的统治经验，而且在军事方面具备了绝对的优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