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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 关于史家素养，传统的说法是才、学、识，后来加上史德。也有提出史胆的，较早见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文心雕龙》第十六章《史传》，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但史胆之说一向不大被重视，或者说在古代社会，史学被当作御用学科，史家落笔，并无自由，唯官员意旨马首是瞻。空讲史胆，缘木求鱼，有害无益。所以史家对史胆这个话题，噤若寒蝉。个中原因，刘知几在《史通》的最后一节《直书》里就说透了：“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元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史通》，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60～161页) 难是难，说还是要说。因为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正义性，不仅来自才学知识和史德，更多的时候要仰仗史家的胆略，看当事人落笔时敢不敢说出事实真相，看研究者敢不敢寻找历史真相，也就是看史家在记载时和研究时，敢不敢守护历史的尊严，直述历史，不用曲笔，不加隐讳。“书法不隐”，是《左传》就提倡的原则，不过唐实录就做不到，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经胜利者之修改”，“史料复多隐讳之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这里我们可能不该苛求向李唐王朝讨饭吃的史家，一定要他们冒大不敬的杀身之祸，去揭示李世民杀兄逼父的真相，因为他们聪明地留下的零碎材料，还是可以让后人澄清事变的真相。 其实，人们都很懂得历史真实性的价值。一部外国电影里有这样震撼人心的演讲，让我听了一直难忘：“历史的真相，如果在教科书里也找不到，我们的国家民族将何以堪!”中国历史课程网上转载《外国教育研究》上一篇文章，评介《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说到《标准》里的内容：历史知识是在政治方面具有明智才能的前提。没有历史，社会就不能分享如下共同记忆：我们曾经在哪儿；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历史上哪些决定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一旦缺乏这种集体记忆，人们就会陷入政治遗失症。没有历史，一个人无法明智地研究社会中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而且，没有历史知识以及历史研究，一个人就无法成长为见多识广、独特的公民。(《外国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史学的重要和史学所肩负的社会功能。 那么我们现在做得怎么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龚自珍倡导“以良史之忧忧天下”(《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要求史学家要有民族忧患意识。刘知几的《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他提倡秉笔直书，反对曲笔，并提出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的特点。章学诚在刘知几所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史德”。“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身。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要展示过去真实的人事，常常要做仗义执言的履险，因此史家还必须有史胆，这是史德的前提的和核心的要求。才、学、识、胆是治史必具的全面修养。李贽已经指出史胆在史家诸修养中占有重要地位：“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空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耳。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然天下又有因才而生胆者，有因胆而发才者，又未可以一概也。然则识也、才也、胆也，非但学道为然，举凡出世处世，治国治家，以至于平治天下，总不能舍此矣，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即识，仁即才，勇即胆。”(《焚书》卷4，《杂述·二十分识》，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0页)李贽本人就是一位史胆过人的史学家：“余谓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识，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若在参禅学道之辈，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识，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若出词为经，落笔惊人，我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呜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焚书》卷4，《杂述·二十分识》，第431页。)正因为如此，他提出了与传统见解不大相同的是非标准，写出了惊世骇俗的史学评论。更早的故事是春秋时，齐庄公淫乱无道，被大夫崔杼杀死，齐国的史官们从维护君臣大义出发，前赴后继地记下了这件事。“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史官这种视死如归的胆量和留信史于后世的责任感，最是令人感动。 胡适直言，从古至今“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任人打扮”。历史是多面的，是立体的，现实告诉我们，历史只能面对，不能回避。萧克将军为《炎黄春秋》制定的原则是：“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这正如龚自珍所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淹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尊史》，载《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学术六《文学》)反之，治史就要怀着正义感敢于去查明历史真相，说出写出历史真相。中国历史上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版)，有司马迁写《史记》敢于为项羽立“本纪”，为被冤杀的韩信传述功绩。 自由地发表批评言论，是人权中重要的一项。胡适在《人权论集》序言中表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和孙中山。”1953年1月，胡适在日记里记到：蒋公约我吃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胡适日记全编》(1950～1962)，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文革”中遇罗克、顾准等人的史胆也令人敬佩。 “以史为鉴”的史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是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秉笔直书的历史，而不是经过加工改造，隐恶扬善，弄虚作假的历史。2002年第五期《同舟共进》的封二是任仲夷与漫画大师廖冰兄谈话时的照片，照片下面编辑设计的对白耐人寻味：廖冰兄：“我今天跟您说的话，一百年之后才好公开。”任仲夷：我想，在不久的将来而不需要一百年，廖冰兄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可以公开的了。而且任何一个人都可公开地、毫不担心后果地说出自己对于任何人物与事件的看法了。马克思在他差不多是最早发表的文章里曾说过：“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5页) 有人曾说，历史教科书是一种政治上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不是真实历史。这是实话，但不应该是这样的。鲁迅无奈地说过，由于“正史”“涂饰太厚，废说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但“如果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鲁迅《华盖集》)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虽然一直是，但毕竟不应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科学是建立在事实、真实的基础之上的。历史学家要有胆有识，敢于步入雷区，追寻历史真相，敢于说真话。 诚如胡戟先生所说，历史——而不是法律——是维护或找回社会正义——多半是迟到的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达豪集中营出口处写着“忘记历史就会重蹈覆辙”，这充分道明了历史作为社会灾难减震学的巨大功能。历史增进知识，考验智慧，涵养人文精神。只有当历史学家真正无愧是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时，承担起人类社会具有积极人文精神的文化遗存的看护者、守夜人的责任时，我们这门学科才能完成：“历史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何兹全、郭良玉：《三论一谈》，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克罗齐说：“历史学只有一个责任，即叙述事实。”(引自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8页)他有这样一段话让我记忆忧新：他或许怀有个人好恶，但他将看重公益，他置真理于私怨之上；他或许偏爱某些人物，但他绝不隐瞒他们的错误。因为，我再说一遍，历史就是这样，而只有这样才是历史，一个人一旦决意开始撰写历史，他就必须为真理而不是为上帝作出牺牲；他唯一正确的准则是：不迁就于目前的人，而为将来寻求与其对话的未出生的人着想。 许多人不敢讲史胆的又一个原因是缺乏职业的道德勇气来自我反省。功成名就之后，老气横秋，暮气沉沉，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守着自己在极左思潮下形成的史观和著述，惮于改作。季羡林先生不讳言自己在“文革”时代的混沌盲从；邓广铭先生晚年坦陈自己几个学术观点“全错了”。(《略谈宋学》，《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这需要勇气，也是一种一般人没有的史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先借鉴一位德国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这位名叫顾彬的汉学家，最近发表了这样一些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他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而说到德国，他说：“德国到处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顾彬的言辞很激烈，但也不无道理。王蒙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作家现在被市场制约。中国作家越来越少有那种根植于世界人文传统的人道关怀。像巴金老人那样执著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反思，执著于一个民族的灵魂拷问，已经再难见到。”顾彬、王蒙的话让人深思。前几年也有这样一种反思，认为20世纪后半期的文学是“夸饰文学”，以巴金的《随想录》为里程碑转向真实的人性的文学。那么，巴金之后呢?再退回去?至少文学还有一些犀利的文学评论，有巴金、王蒙，有“夸饰文学”的反思。史学呢?从“四人帮”的“阴谋史学”过来，重灾区的史学比文学的灾情一点也不轻，可我们没有巴金，谁来反思反省呢? 要史胆就是要“讲真话”，这三个字是巴金老人用他最后的生命发出的呐喊。有一段差不多是他封笔的话：“有人听见‘讲真话’就头疼，其实我讲真话，总是从自己做起。我有声音就不会沉默。声音哑了，我还会使用颤抖得厉害的手。到了既不能说又不能写的时候，我还可以借用过去积累的那些东西，我说它们是我捡来的武器，我曾经用来战斗了一生。”(《(巴金译文全集)序》，引自《讲真话的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6页)治史者特别应该记住他的另一句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再论说真话》，引自《讲真话的书》第496页) “文胆”和“史胆”实有相通之处，中国文学和中国史学的进步，面临着相同的问题。“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是史学家也应是文学家的真精神和尊严所在。正如克罗齐所说：“对过去，人们应直面正视，而不应隐晦其词。历史写作，正如歌德曾提到过的，是摆脱过去重负的一种途径……历史写作使我们从历史中解放出来。”直面过去，秉笔直书，带着人文关怀去做历史研究，去做文学创作，这样，史学才能展示自己独立自由思想品格的魅力，文学才能真正赶上时代。 作者龚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