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子] 在公元前二世纪前后，地球上出现两个大帝国，即东方的西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帕提亚王国（古安息）像个大楔子塞在两大帝国之间。西方帝国想目睹东方帝国的风彩，但由于帕提亚的作梗，西方帝国的夙愿久久不能实现，于是西方帝国发怒了，演出了一幕令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为之倾倒的传奇。 骊靬，这个在历史河床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名字，在人类进入21世纪时，透过层层迷雾，闪出了它耀眼的光彩。是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奇迹往往会通过偶然的门口走进历史殿堂，正是这种偶然性，使其更具生命的色彩，成为一种历史的绝笔，随着时间的延伸，越发使后来的人回味无穷，琢磨难尽。公元前一世纪末叶，中国的西北角河西走廊，突然出现一批"高鼻深目多须"的异国大汉，西汉王朝设骊靬县安置了这批神秘来客。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世界军事史上的一次著名战役，克拉苏兵败卡莱。斯大林说：这是战争史上的经典。 公元前60年，古罗马帝国的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形成"前三头执政"。为了缓和矛盾，三巨头于公元前56年在路卡会悟，达成新的协议：恺撒继续兼任高卢总督，庞培兼任西班牙总督，克拉苏兼任叙利亚总督。公元前54年，克拉苏为了夺取更多的财富与土地，不顾一批保民官的反对，发动了对帕提亚（中国古书称安息，即今伊朗一带地区）的掠夺战争。克拉苏率领七个军团约四万多人，于公元前54年冬天渡过幼发拉底河，进而占领美索不达迷亚的诸要塞，继续追击步步后撤的帕提亚骑兵。公元前53年5月，两军相遇于帕提亚境内纵深处的卡莱。指挥帕提亚军队的是青年将军苏累纳，他采取的是利用敌军的疯狂，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帕提亚军在卡莱与罗马军稍作接触，又逃跑式地继续后撤，将罗马军队诱入叙利亚草原深处（当时叙利亚东部由安息控制）。这里百里没有人烟，在这里貌似逃走的帕提亚骑兵突然掉头，一面射箭，一面勇猛向罗马军冲过去，冰雹似的利箭穿到罗马人身上，罗马军即刻乱了阵形，士兵成片成片地倒下去。罗马军惊惶失措，向后逃跑，但随即从后面飞来的也是冰雹似的乱箭。克拉苏的长子临危受命，组成以第一军团残余为主的混合军团六千人，企图杀开一条血路保护克拉苏逃出包围，但大部分突围部队逃出，克拉苏却被俘虏。这次战争，罗马在叙利亚草原上留下2万多具尸体，1万人被俘，六、七千人逃跑。关于这次战争，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斯大林，曾在复拉辛的信中专门谈到过，说："这是战争史上的经典。"被俘的克拉苏被安息国王用炼化的金汁灌进喉咙而烧死。被俘的一万罗马将士，被遣送到中亚地区的马吉安那，驻守帕提亚王国的东疆。由于帕提亚西部和北部对罗马的防备甚严，只能向东逃亡，死里求生，这部分罗马人逃到了中亚盆地；被遣送到帕提亚东界的罗马军人因不堪忍受帕提亚人的侮辱，也一部分一部分地逃出帕提亚东界。靠帕提亚东界就是中亚盆地的康居、大月氏等国。如此，近一万罗马军人先后逃遁康居、大月氏等地。根据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在公元一世纪写的《罗马史》记载，克拉苏率十万人的大军入侵安息，近一万人在战场上逃散，其余九万，或毙或俘。而康居、大月氏当时臣服西汉王朝，和西汉有频繁的商贸往来，这批罗马流亡将士进入中国已经是举步可即之事了。后来他们真的来到了中国河西，他们就是永昌历史上的骊靬人。设于西汉时期的骊靬县。历史经学家，秉笔直书。史学泰斗向达一言九鼎，史地学大师冯承钧发现古罗马之剑。 骊靬，是西汉时期设在今永昌县境内的一个故县，有关骊靬县的设置，历史典籍和地方史志多有记载和注解。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等，在其《地理志》中都以十分明确的文字记载了这个县的存在。这个县在两汉及三国时隶属张掖郡，晋代以后属武威郡，隋代开皇中（约公元592年）并入番和县。《大清一统志》、《五凉志》说：骊靬废县在今永昌县南者来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是：张掖郡，县十。……骊靬：（王）莽曰：揭虏；颜师古曰：今其土俗人呼骊靬，疾言之曰力虔。 《汉书·张骞传》中，唐初学者颜师古解释骊靬说："黎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骊黎声相近。"其实，早在以前，东汉时期的经学家应劭，在他所撰的《汉书集解音义》中说："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这"蛮族"即骊靬人。另一个东汉学者服虔也说："骊靬，张掖县名也。"他们的这种解释，是以当时河西走廊存在大量秦胡的事实为根据的。到了清代，由于文字狱的影响，文人们考证训古之风大兴，不少学者沉溺于汉儒经典的研究之中，广证博析，钩沉考订，对经典中留下的疑难作出合理的解答。从清初的大学者惠栋，到清中期的钱坫、徐松，到清末的王筠、王先谦等，通过考证，对骊靬县缘何而设，作了、明确的诠释，一致认为：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这降人并非俘虏，而是和平归附者。若跟颜师古的解释连起来，就是：骊靬县取骊靬国名为县名，本以骊靬降人置。这就是中国从汉、唐至清代的历史训诂学家的结论。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若干现代学者在这块土地上起了拓荒者的作用，他们承继了应劭、颜师古之说，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研究有了开拓性的进展，前者如向达先生，在1920年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中指出："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后者如冯承钧先生，他在1944年所著的《西力东渐记》中指出：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入康居，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这是第一次将骊靬降人跟古罗马东征军联系起来。骊靬人在河西的活动。马超、韩遂军中的秦胡、卢水胡。打败凉王张祚军队的骊靬戎。 在河西的古罗马人一度十分活跃，他们曾多次参予了地方上的兵事活动。这批古罗马人。在东汉称作秦胡，三国时称卢水胡，在西晋称作为力羯羌，在东晋称作骊靬戎。史书均有明确记载。之所以称作秦胡，是因为东汉、三国时期，骊靬国又被称作大秦国，中国自然称大秦人为秦胡。三国时马超、韩遂叛曹操，马、韩所率西凉兵主要是被称作"秦胡"的罗马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更有"属国秦胡卢水"的记载，由此可见，《后汉书》在凉州兵事的记述中多次提到的秦胡，就是河西的罗马人，因为地理因素加上约定俗成的缘故，骊靬人又称作卢水胡。骊靬县故址者来寨，有一条河从南山沿伸下来，现在叫者来河，在当年叫卢沟，也叫卢水，时至今日的永昌地图仍将者来河上游标为早卢沟，意即旧时之卢沟。《三国志·张既传》中说：黄初二年，骊靬、番和、显美三县的"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起义者数万人。卢水胡起义之地就是后来东晋时骊靬戎造反之地。也是东汉秦胡生活之地。中国古代称罗马为骊靬，在河西走廊的罗马人又被称作骊靬戎。《晋书·张祚传》载：永和十年，张祚"遣其将和昊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东晋张祚在武威自立为王，骊靬戎反叛，竟打败前来讨伐的张祚军队，可见势力之大。中国史书将罗马人如此明确直书为"骊靬戎"者虽属绝无仅有之笔。虽少，却实乃为铮铮发光，一字千钧的文字。 生活在河西的罗马人被称为"秦胡"、"骊靬戎"或"卢水胡"。尽管他们在各时期的称谓不同，但他们世代生活的大本营却只有一处，即以骊靬县为中心，旁及番和、显美、临松县这一地区，即卢水地区。也是东汉秦胡生活之地。 克罗马人是这样进入中国河西的。 西汉时期，中国跟罗马不存在商贸往来。甚至罗马使者也不能通达，自然谈不到罗马商人入汉。原因就是安息阻隔。这就是《后汉书·西域传》说的："其王（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丝绸）与之交市，故庶阂不得自达。"直到东汉桓帝延熹九年，才有首批大秦使者到中国。那末，河西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到底从何而来？这些人来自克拉苏的东征军。为争夺商业和领土，克拉苏发动了对安息的战争。通说克拉苏率五万人，但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在公元一世纪写的《罗马史》记载，克拉苏率十万人的大军入侵安息，战场上近一万人逃脱，其余或毙或俘（《罗马史》第14卷）。数万俘虏被遣送安息东疆马吉安那服役或守边。马吉安那在木耳加布河流域即今阿富汗西北部，北靠康居，东接大月氏、大夏。西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早已穿过大月氏、大夏，直抵安息首都，并与这些国家有频繁的商贸往来。丝绸之路"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来往商队络绎不绝，驼铃声响彻昼夜。那些在战场上逃逸的罗马士兵，以及在安息东疆已沦为奴隶不堪忍受安息人欺辱的罗马俘虏，便成批成批逃到大月氏、大夏，开始了与西汉的接触，并从商道大批内迁。西汉在张掖郡设骊靬县以安置。这就是颜师古说取国名为县、清代学者说该县为骊靬降人而设的缘由。具体完成这一重大行动的人是当时的张掖太守辛庆忌。据《汉书·辛庆忌传》载，辛庆忌为陇西狄道人，仕途阅历并不复杂。少时随长罗侯常惠将军屯田乌孙赤城，汉元帝初，举茂材，拜为朝廷郎中车骑将军，寻迁张掖太守，时为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八年后迁酒泉太守，因"在两郡著功迹"，成帝初（公元前32年）徵为朝廷光禄大夫，后为光禄勋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去世。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班固在传中作了这么一段记述：辛庆忌："为国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此处的"西域亲附"，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他在西域乌孙国时，不过是常惠部下小卒，无关轻重；后为光禄大夫时，管的是顾问应对之事，与西域无关，西域事由典属国掌管。辛庆忌到底是怎么在和平年代而使"匈奴西域亲附"的，答案就在张掖太守中。从时间推算，辛庆忌在张掖、酒泉两郡呆了十六年，即从公元前48年到公元前40年。《传》中说他在当车骑将军时"尚未知名"，而迁张掖太守后即"所在著名"，正是他作为朝廷的和平使者，奉命从西域大月氏等地接回万千要求内迁的罗马流亡军人，安置在他所管辖的番和县南照面山下。汉朝有实边屯田的习惯，这些人的到来，无疑给汉朝的实边政策增加了一批意外的人力资源。以此义举而扬名天下，而成为国家虎臣。从此，祁连山下出现了一个使后人扑朔迷离的县：骊靬县。番和县。骊靬苑和骊靬县。居延汉简的历史回音。 《汉书·景帝传》记载，说太仆（官名）管辖下的牧苑有36所，共养马30万匹。可见当时政府和民间养马业是很兴盛的。匈奴人金日碑长于养马，"马肥好"，武帝擢升他为马监，有此可见朝庭对养马的重视和对异族人士的重用。早在公元前60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都护的设立，是汉朝经营西域有了划时代的意义，西汉政权借西域都护加强了对西域诸国的实际统治。西域都护及其下属充分行使着对西域诸国的管辖权。西域和中国有了频繁的来往。相互的来往不仅仅是物产和人员，而且还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作物"胡麻"就是这时候从罗马传入中国的。这以前的时候，就有善眩的骊靬人进入汉朝的宫庭，为皇家演义善变的幻术，又有善于养马的骊靬人来到汉朝。因汉十分重视养马，就在张掖郡番禾县南山的丰美草原上设了骊靬苑，专供这些人为官府牧马。这骊靬牧马场，为西汉政府后来设骊靬县安置骊靬降人提供了必须的条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有关骊靬的十二枚，尽管纷乱无序，但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一惊人的历史现象：凡是纪录骊靬苑的，必然牵连番和县；凡是纪录骊靬县的，就找不到番和的影踪；凡提到骊靬苑人员的，必然是番和县人；凡在骊靬县衙服差的，必然是骊靬县人；凡是涉及到骊靬苑的村庄，必然是番和县的村庄；凡是涉及到骊靬县的村庄，又都和番和县无缘，由此可见，骊靬苑跟番和脱离不了关系，是因为它就在番和境内；骊靬县和番和没有纠葛，是因为它已从番和分出而独立存在。一个骊靬县在骊靬苑的基础上神秘的悄然而生。 以西域的地名命名的骊靬苑，是朝廷设在番和县内以牧养西域进口的良马为主的国家牧场，地点在番和的城边。人们要问：为什么养马场在公元前一世纪末叶的某个时间突然变成县的建置呢？西汉立县准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希则旷。"为什么突然又在"民稀则旷"的番和腹地又另建县城呢？县城又为什么一定要以骊靬二字命名呢？为什么秦胡、卢水胡、骊靬戎偏偏一直居住在此地呢？很明显，建骊靬县，有其因时性，有其特殊性，还有其神秘性。它告诉我们：公元前一世纪末叶，汉王朝西部发生了一件极其特殊的大事，即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36年之间，一批自称是骊靬人的异族从西域内迁，归附西汉，汉王朝将这批异族安置在骊靬苑，并将者来寨从番和县分割出来建立骊靬县。随着民族的融合，在河西被称谓骊靬人的古罗马人作为一个种族，特性已经消失，故隋代开皇中，将骊靬县并入番和，骊靬存县约600余年。有一个问题使学者们争论不休，即公元前36年，陈汤在对西域郅支匈奴讨伐中所获俘虏里到底有没有罗马流亡军人。这，只要分析一下历史事实就明白了。根据《汉书·匈奴传》及《陈汤传》告诉我们的事实：郅支匈奴因屡杀汉使，深怕汉军联合南匈奴消灭他，便合众西迁，至坚昆；时康居国屡为乌孙所困扰，无力自卫。康居国王闻讯郅支西来，派使者至坚昆，答应给郅支在康居东边提供领地，欢迎郅支去驻，目的是将郅支作为屏障以胁乌孙。郅支大悦，移众继续向西。不料中途遇大风雪，数万之众死者十之八九，到康居东，苟活者才三千人，且伤兵者多。三千疲惫之旅，如何敌当乌孙！郅支向康居王"借兵"，康居王给郅支借了一批人。这就是《陈汤传》中写的"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我们须特别注意"借兵"二字。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拥有六十万人口之众的康居不能自卫，郅支却靠从康居借来的"这批人"连续大败乌孙，致使乌孙胆寒，不敢西顾；不仅如此，郅支又乘胜骄，靠"这批人"反戈一击，一下子打得康居七零八落。郅支威震西域，成了一霸。"这批人"俨然如同神兵天降。很明显，这是一支可怕的战斗力量。问题来了："这批人"在康居那里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又向康居反戈一击呢？我们可以断定，"这批人"在康居那里被视为异己，不受重用，为无用之徒，甚至受到歧视；而到郅支这边，疲惫中的匈奴自然要把他们作为冲锋陷阵的力量。在康居那边他们是寄人篱下的睡狮，在郅支这边他们是腾跃下山的猛虎，无论如何，他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精通战术的战斗部队，在这一点是毋庸怀疑的。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从安息西部草原上逃跑出来的克拉苏残部，已成流寇而亡命天涯的罗马军人。几经辗转而投靠康居。他们被借转而成为郅支匈奴的成员，并在后来参与了跟汉军的作战，形成罗马军人跟中国部队的第一次接触，一次空前绝后的接触。首先发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是中国学者冯承钧先生，他在1944年提了出来。 有人说："克拉苏之子小克拉苏已战死沙场，根本不可能率第一军团突围。"这显然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克拉苏被重重包围，儿子为护父率军冒死突围在情理之中；克拉苏被俘，儿子为救父战死沙场也在情理之中。同样，军团长战死，必有副军团长继任指挥，副军团长战死，必有另外的副手或下属继任指挥。这也是必然之事。"根本不可能率第一军团突围"。事实上正如古罗马大历史学家阿庇安告诉我们的：罗马军在卡莱战场上突围出了近一万人。为了活下去，这一万人必然要寻机奋力逃出安息，而较为松驰的安息东北边境为他们提供了出界的可能。何况安息首都泰西封就有商贸大道通往中国。因此，毫无疑问，陈汤俘获的匈奴中确有一批罗马军人。无可否认，正如《汉书》记载，陈汤所获俘虏全部"赋予城郭诸国"。但《汉书》并未说这批俘虏就全部老死在那里，一直未做任何迁徙。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古代环境为一个民族成批迁徙所造成的随意性和频繁性比现在要大得多，动辄南迁北移是常事。"赋予城郭诸国"的匈奴人和罗马人也不例外。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断言他们就没有进入玉门关。他们跟骊靬县的建立无关，但却跟骊靬县的县民有缘。公元前45年前后，骊靬已在祁连山下拔地而起。 至于拿出个人对于"重木城"和"鱼鳞阵"的解释为根据，来否定罗马人参与郅支单于的部队同汉军作战的历史发现，更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人说："重木城并非罗马之创造。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这种判断是不能成立的。其一，不要忘记，公元64年毁于一场大火的罗马城，房屋基本上是用木料建造的，后建的新城才用石料取而代之，何况筑郅支城是公元前36年前的事，怎么能断然说罗马军队并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其二，倒退一步，就算是罗马军队没有修建木城的习惯，但是用兵之道，因势制宜，在彼处修石城者，不能说在此处不能修木城，由于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态势，罗马人协助郅支单于建造重木城并非天方夜话，惯于穿中山装的人，并不妨碍他们有时穿起西装打起鲜艳的领带。我们大可不必为罗马人修重木城大惊小怪。"否定论"者又说："《陈汤传》中的鱼鳞阵与罗马的乌龟阵相差甚远，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解释说："罗马乌龟阵是这样一种阵式。即军队进攻尤其攻城时，战士并肩前进，将盾牌高举过顶，防御敌方矢石。而陈汤等所见鱼鳞阵则完全是防卫城门的士卒，因其依次排列，远远望去，好象鱼鳞而已。"这种解释，不攻自破。郅支单于的罗马人出于守城的需要，自然主要将盾牌挡在前面排成鱼鳞阵，演习防守的阵形，不需要"将盾牌高举过顶"的攻城阵形，因为他们眼前的形势是防御。我们知道，罗马军队的作战阵形主要承袭古希腊的作战阵形，以战士密集成列的方阵为基本形式，为着作攻防要求可以随时变换其形状。卤盾举过顶形成"乌龟壳"，或者卤盾不举顶而排成鱼鳞状，都是因不同需要而出现的形式变换，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拳击运动员出拳，出左手和出右手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样，硬要加以区别，而且是本质的只能使自己陷入荒唐。至此，正如我国最具权威性的百科全书《辞海》在骊靬条目中诠释的那样；"骊靬，古县名。西汉置，西域骊靬人内迁居此，故名。"历史证明：河西走廊曾经有过一座罗马城；这罗马城是为古罗马降人而设；因远征安息而流亡的古罗马军人确实参与了公元前36年匈奴保卫郅支城的战斗。 骊靬，历史留给永昌的一笔丰厚独特的文化遗产。 1989年9月30日，新华社《参考消息》发表了《中国西部有古罗马城》一文后，古骊靬县和罗马降人的话题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十余年来，世界上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美国最大的纪录片制作公司Discovery、日本东京电视台等，以及众多媒体都来过永昌彩访骊靬，报道和刊登过有关永昌骊靬古城和骊靬降人的报刊不下百余种，在世界上兴起了骊靬热。美国的《时代周刊》、德国《镜报》、日本《朝日新闻》、波兰《共和国报》、瑞士《时代》等世界著名报刊都特别记者来采访骊靬。2003年，法国《巴黎竞赛周刊·中国时代》主编阿兰·普洛先生专程来到永昌，采访了骊靬，以骊靬为专题在"中国文化年"上做了文化展示。甘肃省永昌县的骊靬文化做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最早见证之一，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的对外开放推前到了2000年以前，充分显示和证明了大汉文化的博大厚重和华夏民族吸纳百川的伟大胸怀。骊靬故县和骊靬文化，也给今天的永昌，甚至甘肃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国内外一些新闻媒体、商家、文化旅游人士卓见而言：永昌需要把骊靬做成一道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大菜，做好这道大菜，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意大利学者伯可·李特专程访问永昌骊靬后说：在欧洲，人们拥有一块土地首先想到的是把它绿化。同样，如果有一个故事，那也许只是一种传说，那就是一定要把它做成一部大戏，甚至史诗。他说，西方的维纳斯女神像的永恒美在它的残缺（断臂），而永昌的骊靬同样有它永远吸引人的东西，那就是扑朔迷离和神秘。骊靬发展的美好未来只是时间问题，发展和建设骊靬，将功可表后世。中国汉代以降出现的骊靬县并不单单是一支西方军人流落至中国境内在此休养生息的简单过程。这个情节和片段若放在国际文化大视野中考察其精髓与内涵，尤其是当今世界正于一种新的哲学眼光来审视东方思想与东方文化的这种时代契机中的时候，这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韶华史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当中实际上正彰显着中华大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对待异已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的独特人文魅力，堪称大汉朝与儒家治国思想影响下的"人伦楷模"，完全可以做为"以仁德治于天下"之中借文化治国思想的一面旗帜与绝好诠释。是西汉时期高度发展的东方文明和西方古罗马文明交融点之一，也是古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具体反映。它对研究古代中西方历史，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形成，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中华人文精神的伟大胸怀与气度。赋予了时代历史价值和创造力，是历史留给永昌的一笔丰厚独特的文化遗产，对新时期永昌发展经济社会，提升对外交流知名度，开发文化旅游，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特殊的现实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