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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途贸易论紧密联系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城乡分离”学说。这个学说对中世纪城乡关系的分析，完全将中世纪的城市和乡村机械地割离开来，把城市所代表的商业经济与乡村所代表的封建领主经济看成是截然分开的两重世界。亚当·斯密最先把中世纪以来的西欧城市看作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把乡村看成是传统保守势力的地盘。中世纪的城乡关系首先在他的历史经济学理论里被分离开来。皮朗进一步论证，中世纪的城市化浪潮源于欧洲长途贸易的复苏。他认为：从事奢侈品贸易的旅行商人能够在位于国际商道上比较适宜、经常是有要塞保护的地方定居下来，是中世纪欧洲较大商业中心得以奠定和发育的基础。（注：亨利·皮朗：《中世纪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另见希尔顿：《英法封建社会的城镇》(R.H.Hiltin,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n Feudal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8页。）因此，皮朗相信商人建立的城市独立于领主控制的乡村世界。他说：“中世纪的市民，……是一个与城墙以外所有人完全不同的人”，“一离开城门和壕沟，就是另一种法律的领域”。（注：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50页。）马克斯·韦伯继续阐发了城市独立的法权思想。他认为，欧洲城市从建立很早的时候起就是“拥有一块版图的共同体”，它有自己的“兄弟会组织”、法庭、法律以及部分的自治和自我管理；而中世纪乡村的土地产权中则负载了村社和庄园的种种权利，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注：马克斯·韦伯：《城市》(Max Weber,The Cit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Martindale and G.Neuwirth,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参见王渊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第44页。）战后以来，波士坦、布罗代尔等人沿着城市论的思路总是夸大城市在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把中世纪西欧城市看成是“封建汪洋大海中非封建的岛屿”，资本主义布谷鸟下蛋和孵化的“暖巢”，“近代性的前哨”，或者干脆说：“在西欧，资本主义与城市基本上是一码事。”（注：参见王渊明：《西欧现代化的曙光》，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第44页及下注①。）马克·布罗克也说：“城市是封建社会的外部实体。”（注：马克·布罗克：《封建社会》(Marc Bloch,Feudal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第2卷，第354页。） 长途贸易论和城乡分离说主导中世纪商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结果，使学术界长期以来没有足够注意到中世纪西欧地方性市场的存在。因为，既然只有城市（主要是大型港口城市）与商业（主要是长途海外贸易）联系在一起，封建落后的乡村就没有自由的商业经济或商品交换可言了，因此也就无所谓地方市场的存在。（注：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曾把乡村市场看作是传统社会中“习俗经济”的产物。见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章：“市场的兴起”。）直到20时期60、70年代，商业史主要还是关注大宗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包括羊毛贸易、酒贸易、香料贸易等。以波士坦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1966)为例，它在解释中世纪欧洲经济的转变和成长原因时，虽然也注意到本土市场在雇工劳动、商品需求、商业技巧和商业组织等方面曾发挥意义重大的作用，但是它最终还是强调“长距离贸易”和出口市场对经济全局的影响。这类研究因得到西欧国家档案中多不胜数的关税档案的资料支持，因而一直受到经济史界不成比例的关注，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仍是欧美经济史研究的主流。城市史研究虽然在前期阶段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如英国的城市史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出现了A.S.格林(Alice Stopford Green)《15世纪的城市生活》（1894年）、G·昂温(G.Unwin)《伦敦的行会与公司》（1908年）、J.泰特(J.Tait)《中世纪英国城市》（1936年）等这样一些有“创见性的”著作，关于这些著作，希尔顿甚至评论：“比较晚近出版的关于中世纪英国城市的一般性研究，总是不能与他们前辈的成就相比。”（注：希尔顿：《英法封建社会的城镇》，第5页。）但是，城市史的研究主题长期以来主要关注城市内部的经济生活，很少联系到周围农村地区；而且大多数研究围绕中心城市进行，很少留意中小城市的历史，更是极少注意到中世纪地方小集镇的存在。所以，毫不奇怪，这样的研究主要叙述的是境外商人和城市经纪人所组成的职业大商人的活动，很少描写市民中的工匠、摊商和其它零售商的商业行为；有关村庄、小镇、内河港口和地方首府的经济功能以及普通工商业者或其它经济团体的活动，人们也都不得而知。 二、“内部根源”论与地方市场研究 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对西欧封建经济的认识还基本停留在19世纪古典学派的理论水平上。这种认识把领主庄园经济和农民的乡村经济看成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与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经济几乎没有联系。但是，从二次大战以来，自由派在西方学术界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人们开始发现商品交换和商业贸易可能并不是在长途国际贸易沿线或大城市周围，而恰恰是在地方经济或地区经济的范畴内，以地方性交换或内地贸易的形式最先发展起来；城乡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像亨利·皮朗所断言的那样是相互分离、判然有别的两个世界，而是在某种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共生”关系中形成了普遍存在的地方经济圈。当然，城市的兴起、城市生存的需要也必然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农村的庄园制度和农业结构的传统面貌。这种农村促进城市，城市又反作用于农村的经济互动关系在11至14世纪的西欧几乎到处发生，它构成了一国范围内或一个地区范围内的国内贸易或内地贸易的基础结构。这种普遍兴盛的内地贸易格局是以土地垦荒运动所带来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而主要不是长途国际贸易恢复的刺激。这种新的理论观点是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的“内部根源”论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从某种角度看，内部根源论思想的形成是以“新人口”论对农业和人口的研究为起点的。 1939年至二战后，以波士坦、蒂托等人为代表建立的“新人口”论取代古典经济学理论，对前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阐释。这个理论主张人口是主导前近代社会经济变化的根本因素。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技术水平发展有限，人口主要以土地为生，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到一定的极限之后，就会使人均生产率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下降，由此导致经济的周期性衰退。（注：参见马克垚：《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检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79页。）“新人口”论实际上是关于农业社会发展的极限理论。新人口论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史研究的方向，把研究的焦点从商业和城市转向了农业和农村，将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变化作为新的研究主题。 在研究过程中，“新人口”论看到，在中世纪的一段时期内，主要在公元11-13世纪期间，随着边疆和边际土地的开垦，农业经济（包括畜牧业经济）发展起来，人口也随之同步增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同时扩大，交换增加，经济变化呈上升趋势。13世纪是上升的高峰期。用波士坦的话说：“在英国农业史上，13世纪是一个很‘兴旺’的时期——一个生产上升，技术改进，资本投资，大量劳力用于数量同样增多的土地的世纪。”（注：转引爱德华·米勒：《13世纪的英国经济：近期研究的含意》(Edward Miller,'The English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Implication of Recent Research',Past and Present,no.28,1964)，第22页。）而14、5世纪除了劳动力市场之外，又是各项经济活动走向衰退的时期。 在13世纪的繁荣中，波士坦特别提到封建大地产的经济性质。他认为，大地产或庄园经济绝对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与市场和城市紧密联系的经济单位。（注：在波士坦之前，西方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封建庄园有商品生产存在。如20世纪初Dopsch对默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代庄园的研究。）他说：“没有一个研究13世纪的学者不会注意到，不仅工农业生产全面增加，而且更加注重为销售而生产，大地产上或多或少带有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正在扩展。”（注：M.M.波士坦：《一个货币经济的兴起》(M.M.Postan,'The Rise of a Money Economy',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14,1944)，第127-128页。）波士坦之后，关于庄园经济与市场联系的事实，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重视，他们承认，封建领主经济具有某种程度的商品化趋势，存在着为市场而生产的经营倾向。主要自11世纪以降，市场因素在庄园经济史的作用日渐重要，给大地产的经营管理和会计核算都带来很大影响；到13世纪，封建主更是大力改善庄园的管理，直接经营自营地，出卖粮食、羊毛、木材等产品，形成了一个经济高涨时期。（注：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在此前提下，著名农业史家斯利彻·范·巴斯(J·H·Slicher·Van·Bath)提出：欧洲从12世纪起就摆脱了单纯满足生存的“直接农业消费”阶段，开始进入从流通领域取得剩余农产品的“间接农业消费”阶段。（注：J.H.斯利彻·范·巴思：《西欧农业史：公元500-1850年》(Slicher Van Bath,The Agran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A.D.500-1850,London and New York,1963)，第24页。） 庄园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揭示了地方市场和内地贸易的存在。战后以来，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以多布、希尔顿和布伦纳等人为代表，进一步提出西欧中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源于封建社会内部；他们主要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化的角度寻找商业发展的线索。希尔顿强调指出：中世纪的贸易发展，“必须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密切联系起来考察，……孤立的贸易史不能告诉我们封建制度特有的关系何时和怎样让位给资本主义关系。”他还说：“经济发展是以超过生存需要的社会总剩余生产量的增加为标志的。这一因素，而不是所谓国际贸易的复兴……乃是商品生产的基础”；而“国际贸易的显著增长从年代顺序上看是在农业生产力发展之后发生的”。（注：希尔顿主编：《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R.H.Hiltoned,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London:NLB;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76)，第153-154,116页。）这样就将传统的长途贸易论观点颠倒了过来，把国际长途贸易的兴盛以及城市的发展看成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尤其农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致因。在城市问题上，内部根源论也不同意“城乡分离”、城市代表“非封建”的传统看法，而是把城乡置于封建社会的统一体之中。英国学者多布(M.Dube)在《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中指出：西欧中世纪城市一半是封建经济的仆人，一半是它的寄生者。希尔顿也说：“城市远不是封建社会中的对立因素，而是构成其基本结构的成分之一。”（注：希尔顿：《英法封建社会的城镇》，第18页。） 内部根源论在理论上修正了长途贸易论对中世纪商业起源和商业形态的解释，在研究方向上也把研究视野从长途贸易转向内地贸易，从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尤其转向地方集镇和村庄市场，从职业商人转向小商贩甚至市场大众。总之，新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市场。当然，对国内地方市场的研究早在新的经济史理论成型以前就已经存在，如20世纪20年代格拉斯对英国12-18世纪谷物市场的研究。（注：格拉斯：《12-18世纪英国谷物市场的发展》(N.S.B.Gras,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H.Mil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5)，第32-33页。）但是，从结构上系统探讨英国地方性市场是从希尔顿等人的研究开始的。他们的研究在早期阶段，大致在50-60年代，主要对地产档案、城市档案和其它地方档案进行发掘整理，考察地方市场尤其小城镇的基本经济形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工作如希尔顿对西米德兰(the West Midlands)地区的研究。（注：希尔顿：《领主、市民与小商贩》(R.Hilton,'Lords,Burgesses and Hucksters',Past and Present,no.97,1982)，第3-15页；另见希尔顿：《一个中世纪社会：13世纪末期的西米德兰》(R.H.Hilton,A Medieval Society:The West Midland s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shir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70、80年代以后直到现在是这个领域研究的繁荣时期。许多研究以个案的形式进行，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中小城镇的研究，另一类是对乡村市场的研究。前者如拉夫提(J.A.Raftis)《中世纪英国的小城镇：哥德曼切斯特，1278-1400》（1980年）、克恩(Keene)《中世纪温切斯特调查》（1985年）、布里特纳尔(R.H.Britnell)《科尔切斯特的兴衰，1300-1525》（1986年）、罗梭(Rosser)《中世纪的威斯特敏斯特，1200-1540》（1989年）、波涅·马格里特(Bonney Margaret)《领主权和城市公社：达勒姆和它的领主权，1250-1540》（1990年）、大卫·休(David Gary Shaw)《一个共同体的创造：中世纪的威尔士城》（1993年）等。（注：参见科娃雷斯基：《中世纪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著后“文献索引”。）其中还是以希尔顿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的一系列研究认为，以地方集镇为中心的地方市场体系和地区贸易构成了中世纪经济的“基础板块”，经济史的任务首先要弄清这个“基础板块”的“内在机制”(the Inner Workings)，然后才有可能开始去解读中世纪末期导致西方社会向着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方向运动的关键性转变。（注：科娃雷斯基：《艾克斯特的地方市场与地区贸易》，第2页。）他说：“存在于地方集镇(Market Town)的简单商品生产的扩散，很可能像较大城市和港口的商业资本的成长一样，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注：希尔顿：《中世纪的集镇与简单的商品生产》(R.Hilton,'Medieval MarketTowns and Simple Commodity Production',Pastand Present,no.109,1985)，第109页。）对乡村市场的研究主要以布里特纳尔为代表，包括阿兰·爱略特(Alan Everitt)、大卫·法默(David Farmer)和詹姆士·马斯切尔(James Masschaele)等人在内，他们对1200年以前的英国市场、1200年至“黑死病”发生之前的英国市场以及“黑死病”以后的英国市场变化都作了统计学上的分析，（注：布里特纳尔：《1200年以前英国的市场与王室管理》(R.H.Britnell,'English Markets and Royal Administration before 1200',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31,no.2,1978)，第183-196页；布里特纳尔：《1200-1349年英国市场的增生》(R.H.Britnell,'The Prolliferation of Marketsin England,1200-1349',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34,no.2,1981)，第209-221页。）此外，还有更多以郡为单位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