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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历史长达277年，国祚之久长仅次于唐代。在明代，一方面传统农耕经济达于鼎盛，君主专制高度集中，理学思想如水银泄地；另一方面商品化浪潮席卷全国，波及世界，人心不古，反传统思想风起云涌，新经济、新思想、新生活构成晚明社会的主色调。 明初，太祖和成祖为加强皇权，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以建立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他们调兵遣将，逐次消灭敌对势力；他们清算蒙元势力，力图肃清漠北，构建稳定的国家防御体系。同时，他们对国家机构进行大幅度改革，在中央废除丞相，权分六部，设内辅官（内阁制度），建立新的中央辅政制度；在地方设立南北直隶、十三布政司和都司（行都司），强化中央集权。明初还大力弘扬程朱理学，休养生息，轻赋薄徭，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明初历经太祖、成祖，至仁宗、宣宗时，弼成一个新的传统盛世。明初的发展，奠定当时的中国在世界的强国地位。郑和下西洋以其庞大的船队和先进的航海技术，将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半岛延伸到非洲东海岸，开辟亚非之间的交通网络，显示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明中期，社会生产蓬勃发展，在农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白银日趋货币化，农业生产渐趋商品化，农民纷纷流入城镇，从事商品生产，一批工商业市镇迅速崛起。私人海外贸易日渐兴盛，并迫使明廷在隆庆年间开发海禁，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在江南一些工商业城镇破土而出，传统经济结构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镇居民逐渐兴起拜金逐利、奢侈享乐的风气，违礼越制的现象突出，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及流传，向程朱理学发起强劲挑战。 明代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受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使大地主集团的胃口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加剧，赋役征派日趋苛重。英宗、宪宗、武宗等皇帝或风流荒唐，纵情声色，或佞佛崇道，热衷念佛斋醮，而懈怠政事，导致宦官与权臣迭相专权，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封建统治日渐黑暗腐朽，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流民运动、少数民族反抗不断，到嘉靖年间，更形成鞑靼不时南下骚扰和倭寇不断入侵东南沿海的所谓“南倭北虏”的局面。面对“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在嘉靖初年和隆庆年间掀起了改革浪潮，至万历初年形成集大成的张居正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一度使吏治整肃，国库充裕，边防巩固，缓和了紧张边疆局势，并完成白银的货币化，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明中期是明代社会在传统体制框架内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的重要时期。 明后期的社会，传统与现代交织，腐朽与神奇互相。一方面，君主专制制度、大地主所有制的反动性和落后性暴露无遗，大地主集团更加贪婪而侈靡，疯狂地对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压榨和掠夺，引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统治集团也更加腐朽，神宗亲政后长期不理政事，连国家机构缺员也不闻不问，只顾聚敛财货，寻欢作乐。光宗沉湎酒色，熹宗嗜好玩乐。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休，使统治力量严重削弱。专制统治已难维持高度的集权统一，对社会的控制力日渐松弛。 另一方面，商品货币经济持续发展，全国性市场初步开成，并向世界延伸，海外贸易迅速增长，大量白银滚滚流入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逐利与奢侈之风更加盛行，逾礼越制的现象屡比比皆是。由心学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特别是“异端之尤”的李贽，高举反传统的旗帜，倡导人性自由、行为解放、满足私欲、贵贱平等的启蒙思想。作为心学的逆动，实学思潮也悄然兴起。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批判理学家空谈性理的同时，倡导实学、实功、实用，讲求经世致用、治国兴邦之术，实现富国、强兵、足民。晚明社会正是在这种政治腐败中走经济与社会的开放活泼。晚明时期的古老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迈向近代的社会转型时期。 然而，历史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建州女真在东北崛起，并建立后金（后改为清）政权，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为了对付内忧外患，明朝统治者耗尽了国力，最后终于为农民大起义的浪潮所埋葬，随后入关统一全国的清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晚明闪现的变革曙光随即消失，古老的中国未能完成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 二、 明朝存在的时间是1368年至1644年，即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中叶的三百年时间。在中国，这一时期常被人们认定是传统封建制度持续发展的历史时期，明朝与继之而起的清朝被视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统一的、超稳定的“板块”——明清500余年——被笼统地视为专制、独裁、保守、闭关，而明朝更被视作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社会的“祸根”。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去分析明朝时期的中国与世界，比较明朝时期的中国与清朝时期的中国，就会发现：明代的中国，依然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明代中后期的中国充满机遇，把明朝的国运与清朝的国运联系在一起，是不恰当的。 明朝建立的1368年，欧洲依然处在“黑暗”的中世纪，宗教与经院哲学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纵然有罗吉尔·培根这样的天才思想家，尝试向经院哲学发起挑战，但他不过是划过天边的一道流星，没有给当时的欧洲社会以实质性的影响。 欧洲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起步于十三、十四世纪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的新的生产组织管理，这些地区在十四、十五世纪开始使用脚踏纺车、脚踏织布机、水力和风力发动机和磨粉机等，走向了漫长的资本积累过程。显然，这时的技术大都落后于同时期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技术。欧洲近代化进程加速发展于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的环球航行之后，所谓的“大航海时代”仍然比中国的郑和船队落后近一个世纪。无论是刘祚昌等先生所认为的“世界近代史开始于一六四0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吴于廑等先生认为的“1500年左右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至少在明朝建立的一百五十年左右时间里，中国，仍然走在世界的前列。 从传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虽然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主要表现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权力组织和运行方式的差别，即民主与专制之别；二是资本运行和管理方式之别，雇佣劳动与家庭手工业劳动；三是推动物质世界的飞速发展动力，科学和技术的差别。 比较西方社会的近代转型与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状态可知，明朝中后期的政治思想、商业资本运作和科学技术等保持着大体与西方社会同步发展和较为顺畅的交流，并非像入清以后的十八世纪与西方相去甚远、天隔一方。在倡导“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蓬勃开展之际，中国的阳明心学也正在席卷中华大地，李贽等人的反封建思想之锐利也丝毫不逊色于欧洲启蒙思想家。在经济领域，在中国，无论是东南沿海、华北乡村，在手工业和商业生产领域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此时的中国与世界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明中期以后，西方传教士、商业船队相继登陆中国，中西间的政治、经济、宗教和科学技术活动交流日益密切。由西方传教士输入的欧洲近代科学知识，也为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所接纳，包括皇帝和皇后在内的最高统治者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的商品市场因为有许多国家的参与而纳入世界体系之中。中国，是当个时代世界白银资本市场的中心。 然而，历史的事实不容易改变，毕竟，明朝以后中国并没有像欧洲主要国家那样步入近代化发展阶段，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中国以传统农耕经济为基础，以儒家伦理道理为内核构筑的统治秩序在专制统治下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阻滞了社会结构的更新和变革。当晚明社会腐朽的政治秩序与鲜活的思想文化正在发生剧烈碰撞、急需寻求突破之际，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了，清军入关后，新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重新建立，它打破了正在起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使中国重新回到传统统治体系中，使中国失去了蜕变的机会。这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关键所在。 满族的发展相对于中原地区较为落后，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为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在军事上实行野蛮的屠戮，在政治上推行民族压迫和歧视，在经济上推行落后的农奴制，在思想文化，大力倡导程朱理学，推行文字狱，钳制人们的禁锢，在对外关系上，把闭关锁国制度和政策推向全国。清初政局长期动荡，经济凋敝衰弱，虽然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传统的农耕经济得以恢复，重新焕发生机，进入所谓的“康熙盛世”时期，但它终究不过是烂熟的农耕文明的重复。 就在清统治者陶醉于“天朝大国”的“盛世太平”时，西方主要国家步入近代化的飞速发展时期。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英国，凯伊发明了飞梭，把纺织效率提高一倍；乾隆三十年（1765年），哈格利夫士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可同时纺出8根线，再将纺织速度提高；乾隆五十年（1785年）年，卡特莱特的水力织布机把织布的速度提到了40倍。就是同时，瓦特发明了万能蒸汽机，轰鸣的机器把西方社会带入工业化时代。而此时的中国，以“鹅行鸭步”的速度重复着晚明的经济增长，直到西方的枪炮在国门响起之后，才终于有人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才得以重新启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