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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史记》》是西方与中国两部史学巨著，《历史》的作者希罗多德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父，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则被誉为中国《历史》之父，这两部巨著分别是研究东西方《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把这两部巨著作一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我愿意抛砖引玉，先来作一番探讨（原文我写得太长，写了两万多字，怕大家看得不耐烦，我把它进行了节编。）
《《历史》》写作比《史记》早两个多世纪，希罗多德与司马迁写作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希罗多德纯属私家作史，看不到各国的官方史籍，虽然他也做了一番调查，可是希罗多德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材料错误太多，且他又不懂当地语言，还需要用翻译来解读。在史料的可靠性上是比不上《史记》的。因为司马迁不仅仅是国家的史官，他也象希罗多德一样同样进行过调查。而且司马迁基本上调查在中国境内，他是不会遇到语言障碍的，他可以看到古代官方留下的典籍，所以他留下的史料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比《历史》可靠得多。
在《历史》的第三卷塔莉亚中，希罗多德犯的错误尤其多，对波斯的历史许多都被考古研究证明是错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大流士一世夺位时的七人帮的记叙上，根据大流士本人留下的贝希斯敦铭文，那七人帮希罗多德只有一个是对的，其余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来的，尤其是他记叙奥塔涅斯等向大流士要求民主政治很明显是希腊人的想法和艺术加工，波斯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的君主制度与中国一样源远流长，而那一个一个地发言方式更与希腊人一模一样，所以几乎所有学者都不相信希罗多德的记载，他是把一个民族的风俗强行安到另一个民族身上了。古代巴比伦城希罗多德大笔一挥就把它的面积扩大了数百倍,据考古资料,古巴比伦城长3公里,宽2公里,面积不过5平方公里,而希罗多德则记叙长宽22公里,面积一下扩大了几百倍,这显然是道听途说来的。对居鲁士大帝的死亡原因记叙也完全不可靠。当然《史记》中的错误也不少，曾经有专门的关于《史记》错误的资料出版，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在对其他民族的《历史》记录中，希罗多德与司马迁可以说是不分高下，因为他们对别的民族基本上都是持尊敬态度，希罗多德对其余民族（包括波斯人）并无明显的贬低，虽然也不乏当时希腊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心态，但这种态度在司马迁身上也可以看到。
在对整个事件完整性的记录上，我认为司马迁比不上希罗多德，这不能够完全怪司马迁，因为这同《史记》的体裁有关，他很难做到对一件事情做出最完整的记录，希罗多德则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真实性和艺术性结合的态度，对事件的记录相对较《史记》完整。但是对某一人的平生事件记录上，司马迁则明显高出希罗多德，我们看完希罗多德的记载，很难确定某个人的到底是个什么人，我们通常都只能够看到他的一面，对于某人的生平事迹来说未免显得支离破碎，司马迁则不同，当你看完他的记录时，基本上对这个人就会有比较完整的了解。在细节描写上，司马迁亦在希罗多德之上。
在两部史书的文学性上，都各有自己的特色，《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历史》则以语言丰富，文笔华美著称，两部书都曾深深影响两个伟大民族，只是由于古代希腊文明的消亡而中华文明则以顽强地生命力生存到今天，《历史》对于本民族的影响比不上《史记》，这不是希罗多德的错，这是天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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