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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文明和文化乃是宇宙生命进化之流在达于终点之时所孕育的较高等动物更高一级的生命形态。而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在生命进化的长河上只能视为高等动物与文化生命二者之间的过渡桥梁――他的肉身属于前者而其灵魂则可与后者融为一体。这神秘莫测的文化生命有其独立的意志和意识，它如同一位傀儡戏的表演者总是以其无形之手指使千百万受其化育的人类思虑、行动，从而演出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一句话，所谓“人类的历史”究其实乃是各个独立的文化生命发生、发育的经历。文化生命因其须以人身为依托，故而也和人类一样有着始、壮、究的生命周期――而其中发生过“哲学的突破”的甚至也和人类一样需要在竭思尽虑的理智状态与思惟断灭的休眠状态之间交替轮回。 各大文明在其发生之初无不显现为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所描述的一层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编织而成的共同的纱幕，正是这圆足的意义之网泯灭了“我”与“你”和“他”之间的区别。当此之时，童真未泯之“我”完全融化在和谐无间的公社或氏族之中――后世高度发展的礼乐刑政在人类的自我意识尚未发育之际自是毫无用武之地。与此童年期文化心理相适应的是淳朴的民俗、简单的习惯法以及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带有浓厚的部落民主色彩的城邦。而若发生部族与部族之间的长期的战争则往往导致军事首领的个人权力的急剧增长，最终形成跨越广大地域的专制集权的封建国家――正是籍此权力运作机制处于迅速扩张时期的征服氏族得以有效地加强本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并进而巩固其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从世界历史上看，大致处于此期文化形态的主要的原生文明有前王朝时代的埃及文明、苏美尔时代的两河文明，后期吠陀时代的印度文明、唐虞三代的中国文明、城邦时代早期的希腊文明、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基督教文明、倭马亚时代的伊斯兰文明，而古代美洲诸文明则从未超出这一发展阶段。而当文化生命开始其心智发育之时，日积月累的外在闻见便不断撕破那层童话般的纱幕，使主体获得日益清晰的现实感，从而证知自身乃是特定时空之中的肉身我――由此而生私有制关系。原本融洽无间的公社和氏族终因其成员之自我意识的成长而趋于崩解，而体现纯粹自由的文化生命则相应地由隐而显，开始变现严密的法律条令以及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凝聚日渐异化的文明成员――此即由单独的个人所组成的官僚制国家之缘起。而当文化生命之潜能开始耗竭之时，其所孕育的政治法律制度亦无可挽回地随之趋于没落。步入此期文化型态的主要原生文明有古王国时代的埃及文明、古巴比伦王国时代的两河文明、列国时代的印度文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文明、伯裹克利时代的希腊文明、阿拔斯时代的伊斯兰文明、文艺复兴时代的天主教文明以及启蒙时代的新教文明。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在理性发育的过程中随着凝聚其文明成员的那层纱幕的幻灭走到了自己的末路，而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则以深刻而丰富的意蕴不断融化经验材料，更新其原有的意义之网，从而形成思想史上四次伟大的“哲学的突破”。在这四大文明的最初的纱幕里面就已经确立了后来各自的“哲学的突破”的方向――正如《奥义书》规定了佛学对个人灵魂解脱的关注，王官文化也规定了诸子百家对完美的政治秩序的追求；雅典哲人所构造的“理念世界”使人联想古代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神系，而在基督教神学那里则可寻到近代西方哲学的前身。希腊人热中于如何圆满地解释世界，古典文明终因在理性发育之后没有形成直指本心的高级宗教而失去其凝聚力，而基督教文明在近代发生的“哲学的突破”似乎正在重蹈希腊文明的前车之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其伟大的精神导师那里顺利地完成了心智发育，从而获得了自己的成年形态――佛教与儒教。 延绵至今的印度文明作为独立的文化生命是在自西北印入侵次大陆的雅利安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长期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后来的佛学思想史上看，发端于南印的般若经系和中观学说体现了典型的长于妙悟神解的东方思维，而源于雅利安人聚居之西北印的小乘有部和大乘有宗的学说则近于注重分析论证的西方哲学――此其所以空、有二宗在东渐之后－荣－枯。与注重历史和经验的中国文明不同，印度文明从一开始即视流变不定的经验世界为幻有，它永远都在追求着与永恒的宇宙本根梵天融为一体从而超脱轮回之苦的不可言说的意境。因其蔑视经验故而得以永葆童真――这大约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恒久不变的根本原因。早在公元前六世纪，这个伟大的文明即以《奥义书》梵我合一的思想为起点开始了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哲学繁荣――所谓“九十六道并欲超生”。在漫长的心智发育的过程中，由外在闻见形成的理性以自身为依据不断否定原有的价值和观念，而生机未竭的文明则以其内在的潜能融化经验材料从而编织更为成熟的意义之网――两种趋势相反相成，前者显现为以顺世论为代表的粗俗的唯物主义思想，后者则孕育了作为印度教在理性时代之高级形态的佛教。原始佛教以众生平等的教义反对种姓制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东北印土著民族与雅利安族之间的矛盾――但与其母体印度教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日益成熟的心智再也无法接受原始宗教不证自明的教义之时，释迦即从探索人生痛苦的根源着手揭示更为合乎理性的灵魂解脱之道（四谛之中的集谛即为佛教的理性时代的烙印）。原始佛教的三法印以“诸法无我”印最为核心――对此印的不同诠释构成小乘佛学与大乘佛学的根本歧异：前者倾向以现象观待的方法空去外面的肉身我，而后者则通过遮拨现象的空观泯灭遍计所执的先验自我。由小乘而大乘，由空宗而有宗，印度佛学直到最终仍然是《奥义书》梵我合一说的更为周密精微的表述。印度文明的理性成长除了孕育佛教还引发社会生活领域的一系列深远的变化，象市民社会的发育、工商业的繁荣、私有产权的确立以及官僚制帝国的崛起等等――比较而言思想领域的变化最为显著地反映了文化生命的深层律动。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其它各大文明的世俗化的进程之中。借用佛学的术语来说，所有这些现象相对而言皆是伴生的互为依托的增上缘，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作为决定它方的直接的因缘。正是在充分的理性发育的基础上才出现了象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这样高度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带有创始性质的孔雀帝国也和秦汉帝国一样以严刑峻法著称，这是因为此时文化生命需要凝聚其全部的精力方能克服由长期的列国纷争状态之余势所形成的巨大的离心力。公元九世纪当次大陆的佛教在伊斯兰教东渐的压力下日趋衰亡而印度教在其本土再度兴起之时，这个沉湎于梦幻之中的文明因为逐渐丧失对其理性发育过程的记忆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此后，印度文明再也无力生长出象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后起的莫卧儿帝国究其实仅是伊斯兰民族所建立的征服帝国。而高度哲理化的大乘佛学作为这次理性发育之结晶则沿着“丝绸之路”传向遥远的东方，为同样发生过“哲学的突破”的中国文明所消化，从而永远地改变了后者的内在基因。 中国文明的源头并非今日田野考古所发掘的某个文化的城址，而是标志着文化生命开始达于自我意识的《诗经》和《尚书》――在以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亚洲东部无数的种族在文明所散发的热力幅射之下逐渐融入以此为起点的延绵不绝的记忆之中。经典记载即便与考古发现相抵牾亦无损其对记忆而言的真实性，这就好象童年时代温馨的回忆较当时具体的情形更为真切的道理一样。《诗》、《书》所蕴涵的虔敬肃穆的文化氛围将我们带到了殖民城邦象众星拱月般藩屏王室的西周封建时代。当周人开始营建其殖民帝国的时候，他们也和初至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样以“王”的名义占有广大的土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性质的“占有”实仅表示政治上的辖权。而在帝国的基层，农村公社的农民在井田制之下如同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共同使用耕地――在土地的法权关系确立之前亦无所谓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问题。彼时周族成员及其盟友作为征服氏族居于国内统治广土众民，而在城邦之外的是生活于农村公社中的没有开化的“野人”――后者因未受文化的濡染永远存在于沧桑的历史流程之外。当此之际，童稚的个人尚未从群体中分化出来，故而国家主要与氏族或公社直接发生关系。和所有的童年期文明一样，宗教信仰在上古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倾向政教合一的王官文化赋予国家政权以教化人民的义务，由此孕育了象文、武、周公这样亦君亦师的伟大的圣王。在国命天授观流行的西周盛世，各级统治者深信人格化的上帝永远居高听卑――唯有敬畏天命，始终谨慎地行使权力，才能在变幻莫测的时势中自求多福。正是以童稚无邪的人性为基石确立了等级森严的伟大的礼乐制度。而在两千八百年前的幽厉时代，古代世界的上帝就随着中国文明的心智发育被迫“退隐”，由此引发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际五百余年的政治动乱。在历史的阵痛中，与原始的天帝崇拜相适应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则在战国时代呱呱问世。信仰危机引发历史上最早的哲学繁荣――诸子纷纷起而创说，不懈地探索可以折服日益成长的理性的天道性理；而直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这场掀翻天地的伟大的宗教革命终于尘埃底定。中国文明因为儒学创始人孔子出现于世顺利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在“六艺”的思想系统中，周人所尊奉的人格化的“天”一变而为《易传》中健行不息的生命进化之流，从而再也不会随着理性的成长而“退隐”；在世卿世禄的封建制度栋折榱崩的时候，《周礼》规划了一幅选贤与能的官僚制国家的蓝图以取而代之；而作为儒家的“经王”，《春秋经》则在究天人之际的基础上阐发拨乱反正、渐趋大同的全新的王官之学。当孔子携其弟子栖栖惶惶、奔走列国之际，新生的文明开始表达其重建政治秩序的强烈的意愿――正是由于这意愿的驱使，尊奉“素王”的儒家在战国初年逐渐控制鲁、魏等国并进而在大一统时代征服秦汉帝国。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子夏与魏文候、子思与鲁穆公、孟子与梁惠王、吕不韦与秦王政、孔甲与陈涉、董仲舒与汉武帝、王莽与汉室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以新经学“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的学说为指导爆发了战国初年遍及各国的变法运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商鞅变法即为其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尝试：甚至连其“燔《诗》、《书》以明法令”的措施亦与孔子“损文用忠”的思想不无关系。这次变法的实质乃是在古代世界的氏族和公社开始崩解的背景下进行的创建由个人组成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改革――而其起点则是通过土地私有产权的界定直接确立国家与个体农民之间的关系。经过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凝聚千千万万的个人的利维坦终于在大地上站立起来――春秋末年“人与人争”的原始的自然状态已一变而为战国时代“国与国争”的高级的自然状态。长期紧张的国际关系使得利维坦内部的成分趋于均匀，加之个人的自我意识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日益成长，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终为战国、秦汉时代的布衣将相之局所取代。在当时社会的基层，传统的农村公社随着土地私有产权的确立进一步崩坏，而商业资本运动的结果则形成两汉时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大土地所有制。原来生活在农村公社荫庇之下的“野人”在共同体崩解之后有的成为新时代的雇农或自耕农，而那些依然停留在心智发育的童稚阶段的则因缺乏自立意识沦为大地主大商人的僮仆奴婢――其人口比重随着战国之后文化生命的精力衰竭日益增长。直到倾向众生平等的大乘佛学东渐中土，这一局面才因中国文明的内在基因的改变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