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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许多史学名家，从个体看，他们有的注重宏观阐发，以纵揽大局取胜；有的则专擅实证，以具体而微见长。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宽容，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过编纂形式或个性风格，综合其整体精神，围绕的是同一主题，即面对现代化挑战的压力，重新认识中国。压力转化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使史学呈现出前此从未有过的蜕变，走过了为新史学艰辛创业的百年（注：本文为《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学术回顾》的续篇。有关世纪史学的主题及围绕主题展开的思想路向，请参见上篇。文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新史学：对科学实证的追求 新史学最初是以近代科学的姿态出现的，决定性的时间要到30年代后期。用科学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还原客观的中国历史（那时称“重建中国历史”），这是当时新史家最崇尚的潮流，也是与旧史学赖以区别的标志。 在这方面，傅斯年先生的功绩最大。这倒不完全是指他个人在史学上的成就（如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辩证）。胡适对傅的评论最确，说“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遗著序》）。尽管今天的青年学子恐怕很少知道，但中国现代史学史已经郑重地记下：从1928年起，傅斯年先生把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学术行政，创建并长期主持了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第一个史学研究专门机构，业绩辉煌。据说他当时曾想邀另一位先生出任所长，那位先生不肯，且说：“第一流人做学者，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先生当即大笑：“看来那只好由我自己来做了。”他本可以做成煌煌的第一流学者，却最后选择了办所。然而正是靠着先生的行政天才和人格魅力，特别是学术开拓、动议策划的非凡识力，在他连任的22年里（至1950年病逝止），汇聚并成就了近世实证最有成绩的一大群史学名家。胡适说他是实行了英国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方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国做到了（《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还有一点也极为重要，就是傅斯年所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书面的、实物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支配了大半个世纪实证最有成就的史家治学路向，影响深远。他是中国考古的伟业——安阳发掘和清内档明清史料、《明实录》整理等重大工程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在上半个世纪确实无愧为中国史学界的领袖人物，中国新史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这样的学术组织天才，能不能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下结论或许尚早，似乎只能靠最后的“实践检验”了。 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情节、一位人物不应忘记，那就是对新史学的创建起过“清道夫”作用的顾颉刚先生，以及由他一手掀起的“疑古”风波。 以怀疑开道，是新学科产生的常规。怀疑不仅总与实证结伴而行，而且它恰恰是科学革新的前提。有了怀疑，才激发起新的实证要求。在傅斯年创建史学“集团”之前，先有对“古史”真伪的一场大辩论，说明新史学的产生有其内在的逻辑。因此，20年代的《古史辨》论战，我是把它看作新史学诞育的阵痛期。 顾的“疑古”，除了科学主义的外来思想背景外，还包含着关乎中国本土学术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历来“经学即史学”的背景下，史学必须先叛离、摆脱经学的桎梏，才有重新审视和论析中国历史的可能。假若还是剿袭“六经皆史”的陈说，不清理层累地积淀于国史里的种种“意识形态”污染，后人最多只能在顾炎武这样的旧史学的基地上加加减减，哪来超越？哪来新史学？围绕着《古史辨》展开的那场论战，虽然没有“真正的结果”（颉刚语），但它无疑是一次史学上必不可少的思想解放运动。 明乎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为“古史辨”派某事某书的论断“过头”，而对疑古这一宗旨大加怀疑。说实在的，即使到了今天，地下发现比从前大大丰富了，我们仍然没有理由抹煞古人有对史作伪的事实。这类事后来的历朝历代也都有，如苏洵的《辨奸论》、高拱的《病榻遗言》等等。否则，史家对史料鉴别这一基本环节，不就可以从史学中取消？！我很怀疑，有没有“走出疑古时代”的一天？史学存在一天，怀疑包括质疑刚刚过去的“史实”永远也不会了结。至于有人说伪书也有史料价值，这完全是另一个话题。反问：不明其伪书，何来另一层意义的“利用”？ 当时胡适、钱玄同，也还有傅斯年，都对顾颉刚的一系列疑古举动予以特别的支持。傅斯年从欧洲写回的信里，给了颉刚的疑古纲领充分的肯定，称“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以至认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你们（指搞史学的朋友）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傅斯年选集》“与颉刚论古史书”）。 大约在1926年归国后，傅氏开始疏离“疑古”，路向一变，转而专致于倡导科学实证。用他自己的话，叫做“从怀疑到重建”（1925年致顾颉刚信）。而这一转折也正合着发生学的逻辑——由破坏到建设的节律，新史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慢慢成形的。 用什么重建？当时的口号，就是胡适提出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一主张在史学的真正实践，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科学主义是否能成功地解决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获得一个确定不移的客观的、真的中国历史？看起来，我们的前辈中有不少人曾是笃信不疑的。 例如傅斯年先生当年有三句话震动一时：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建国后，凡是附和这话头的，无不挨批判。实际就在1928年建史语所的那个“纲领性文件”里，傅“大炮”的火力还有比这更猛烈的。文末是这样作结的：“我们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选集》） 不瞒诸位，最初读着这些已经陌生的话语，特别到“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科学和精确）”，我私下曾不免发笑过：真天真！等读到寅恪先生的教训：“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方感受一种愧疚不安。 为了说明这一层意思，先得回到前面说过的“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上来。史学总有两个层面，客观的和主观的。新史学的创建，无疑地首先会带上主体参与者的主观色彩。这不仅是指他们史学研究的动机、价值取向，而且还包含了他们用什么不同于前辈的观念、方法，去质疑旧史，重估国史。 说到治史的动机，在它的背后，或明或暗地总隐含着各自的价值评判标准。如此，世纪初的思潮，必不可免地要带进新史学的初建过程里来，牵涉到“主义”之争，或者象现在说的，牵涉进关于“西化”与“现代化”之类路向的争论里来。 这种论战实包括了“中西文化”和“社会史”大同小异的两种论战。我觉得应该说明的，上述的争论，聚讼的中心舞台在“文化”、“社会”，而不在“历史”；论战的代表性人物对政治目标或“道路”取向的关心，远过于学术建设。这只要翻一下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论争文选前三编，所谓“西化”论（如胡适、陈独秀）、“本位文化论”（如梁漱溟），对中国历史的论析，总喜欢一步直接进入“整体特征”的把握。他们的“历史通感”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重新研究过滤，先入为主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不免容易把中国历史（也包括西方历史）的特征说死。这也包括后来发展出来的“中国化”的一批学者，如张申府、艾思奇。这些人物，严格说绝大多数都不入史家之林。还有一点，是到很后才逐渐清晰起来的，就是几次“文化史讨论”都潜伏着一种隐患，开了直到今天还有极大影响的“文化决定论”的先河。“文化决定论”，究其实质也还是意识形态决定论。认定什么都最终是由文化特性决定的，与意识形态高于一切、决定一切，意味是差不多的；至少由前者走向后者，是一条畅通无阻的直道。 但是，若低估了这种论战对新史学的影响，无疑也是不真实的。除了史家个人的政治倾向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学术的因素而外，更重要的是，论战对峙双方，从不同的方向都给中国史学术重建输送了一系列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则是史学创新意识不可或缺的能源。 这些“问题”大概可归纳为：中国目前的落后，是“东西”不同，抑或“先后”不同？是中国历史根性决定的，还是中国历史变迁决定的？改变落后，是按着西方的面貌来个根本改造，还是循着中国历史内在特性“旧邦维新”？中国走向现代化主要是靠外因，还是主要靠内因？假若说有内因，中国历史能够提供哪些根据？如此等等。 重读当年论战的文章，如同前十多年重复经历过的那样，新旧名词、概念满天飞，各以“主义”争胜，愈辩愈绝对化、极端化；时间长了，唱的人还在不停地唱，可听的人就会因无甚新意而起厌倦和怀疑。中国历史真的是象他们说的“一、二、三”那样简单吗？在争论“我”好与坏，“我”应该变成什么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弄清究竟“我是什么”？“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即使旧史不可靠甚至有伪史的成份，那客观的真史（“真我”）又如何而得？ 到了这个关节，史学家与政治家，以及那些随时都想变成政治家的“道德家”的分道扬镳就开始了。如果道德家看重的是“善”，政治家看重的是“利”（即富强等等），那趋向科学主义的史学家，更为看重“真”。苏格拉底的“认识我自己”，就转换成“认识我中国”。由此，关心的重点必转向认识论，亦即治史的方法——如何寻求真史？他们不再满足于演绎，而相信归纳法的运用或许更为可靠。 傅斯年曾经是“五四”运动的一位学生领袖，参与了“火烧赵家楼”著名事件。但在留学归来办史语所时，他的心态已大变。许多生前友朋的追忆都说到他是因不满政治而转入学问一途的。在他的文集里，能找到的最有力证据，便是1942年写给胡适的回信。此时病中的傅斯年，大约躺在病床上曾经多次为自己“放过电影”。信中对老师说道：“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选集》“致胡适书”）信中“看不出好路线之故”与“不能忘此生民”两语最堪回味。 前面说的“国亡不亡”的情结，先是化为一阵狂风暴雨，急欲用行动找出一条路来。等到“五四”“火”的热情褪尽，一大批人转向学问，就象傅斯年那样，很有点象现在说的“边缘化”。这大概就是许多学科、包括史学到三十年代都有相当建树的一个重要内因。 自始至终跟随一起的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对所长的了解最深刻。提到傅氏办所的心意，李济这样说：“他在中央研究院，创办历史语言所的中心目的，固然是由求纯知识的观点出发，但是潜在他的下意识内，所以帮助他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真正力量，还是一个爱字。因为他爱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他就先从研究中国的历史开始；他想彻底地明了中国文化的本体，原先的长处与短处。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旧文化里好的、灿烂的及有益于全体人类的一面。但是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却不是单凭几个主观所能断定的。这一类的判断，若要作得准确可靠，必须建筑在真正的知识上。他所以毕生的精力用功史学，并提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都是要找这一类的知识。并世的朋友，与他具同一理想，有同一见解的，当然不止他一个人；但在别人仅能托于空言，他却能实际地把这一理想发挥出来。”（《傅斯年印象》）。 明乎这种特定的情景，似乎可以为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就是史料学”作点辩解正名了。细读先生的《旨趣》和相关史学方法论的其它文章，同后来批判者把这一主张简单化地歪曲为“史料即史学”，是大相迳庭的。 这里不可能对这个话题作详细的展开，从文本看，有两词最关键，使用频率也最高，即“材料”和“工具”。按我的理解，要点有二：一是离开了史料（即“材料”），史学只能无中生有、形同胡说；离开了新史料的发现，史学的发展也就极为有限。二是离开了对史料搜集、整理、归纳、分析、综合（也包括辨伪）的科学方法和新学科（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一系列操作“工具”，史学也就没有什么过程可言。因此，史学就是由史料出发，经一系列操作“工具”，最后从史料推出结论的全过程。除此而外，别无史学可言。他还特别警惕观察者主观价值的介入带来的“污染”。傅先生的第一句，即拒绝某些人为自己的“同志”，就是针对这种“主观污染”而发的。这里已经包含了后来争论很大的“为科学而科学”、“为学问而学问”的意思。我想这就是“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本义。 这一主张明显来自于西方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带来浓厚的“科学实证主义”的色彩，但其目的是清晰的：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傅斯年还有一个志向，就是要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中国学”，并扩展为“东方学”，与欧美“汉学”争一高低。史语所在傅先生主持的22年里，应以商周考古（含甲骨金文学，如李济、董作宾、容庚）和明清内档的整理（《明清史料》等）成就最著，也最能代表傅氏风格。而在此时及其后，诸如断代史（如陈寅恪、徐中舒、劳干、许倬云）、政治制度史（如严耕望）、社会经济史（如全汉升）、人文地理（如严耕望）等方面的成绩，虽然诸学者治学都有其各人的个性特点，考察视域和学术包容也越来越开阔，但无不可以看作傅斯年实证风气下的煌煌成果。称史语所为“史料派”，虽然不尽贴切，但极重史料搜索考辨，穷尽所能，以小见大，治史讲求精深而有新解，确实是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一种鲜明风格，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史语所的这一治学路向，在当时及以后，在史学界不是都全盘认同，没有争论、没有批评的。这里且不去说史学能不能做到象自然科学那样，就说中国史学本身治学的风格，也有多种。对此，作为他们后辈的严耕望、余英时在回顾性质的相关文论里都有涉及。读者可详细查阅《治史三书》和《钱穆与中国文化》。 我个人觉得严耕望先生在评论吕思勉时说的一番话，很可以拿来作为对上述科学实证风格的一种总结。他说近代（指本世纪前半期）史学风尚，一是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瞻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二是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它史料甚少，更少新史料，虽博通周瞻能成系统者也不免被低估。我想，正因为严先生治学出入于两者之间，对科学实证一派的长短俱有体验，故方能出此公允之论。 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讲求实证，讲求专深，朝分化、细密、深入的方向发展，既是近代学科发展普遍性的标志，也是中国史学本身求发展、求完备的需要。这一路向，在本世纪上半叶无疑是秉承了牛顿经典力学时代的方法论风格；但即使在今日也仍然应该成为史学事业建设的基调。在此基础上，才能伴奏出多音调、多色彩的交响乐来。 诠释：史家与时代的对话 上面所说的科学实证一路的史学，很容易给我们一个感觉，似乎他们对史学的时代主题是偏离的。或者说他们采取一种“边缘化”的立场，是不是疏淡了史学回应时代的功能？因此，当历史诠释学观念强化后，对这一路向的批评也就必不可免地要产生。 去年恰逢史语所建所70周年，台湾有关方面出版了《纪念文集》。其中现任所长杜正胜撰有一文，题名《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先生》。沈刚伯，我是从读他追思故友傅校长（台大）的文章始识大名，知道他对傅氏的人格极为推重，文中也看得出他们之间史识有岐异，尽管只是一笔带过（《傅斯年印象》）。正胜先生的文章，则明白告诉我们，沈先生早在1968年史语所40周年所庆的演讲中，从史学的取向再次发表了颇与故校长相左的意见。两位好友属“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争论绝非个人间事。 两位先生之间意见的岐异，涉及到百年史学的一些重要关节，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在这里，我特地把正胜先生的介绍综合一下，备录于下： 一是沈先生强调史学的内在理路是讲“通变”，反对一味讲“专深”。他认为历史就理论上讲，应该是整体的，因为没有古就没有今，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所以严格而论，只有通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很怀疑傅一味倡导崇尚专深，弄不好，就成了“象牙塔”、“ｄòｕ＠①ｄìｎｇ＠②之学”。傅则认为“通史的作法不会造就知识性的突破”。这一点我还可以引钱穆《傅斯年》作旁证。钱先生也说傅“不主张讲通史”，说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傅先生却不许他上窥元代，下涉清世。钱穆不以为然，认为若不能“上溯渊源，下探究竟”，怎么可能“真于明史有所得？”所说之事是否为真，我无处证实，但钱、傅“专”与“通”相互对峙，严、余两弟子相关忆述甚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二是沈先生强调必须讲求史学的外缘即意义和作用。这也可以分成两部分。 首先是从学理上说。沈先生说他不敢相信人类的历史也同自然界的历史一样，可以“成为一门完全信而有征的科学”。也不同意傅氏主张“不以史观为急图，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所谓“存而不补”、“征而不疏”，“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沈先生认为，事实上史料无一不是经过写作人主观的选择与主观的组织而成的，无论他存心如何公正，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表现他个人的思想与识见，绝不能说是客观的。史书所载只是“史事”而不能说是“史实”。史学是史家与史料的互动的结果。历史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到现在的过去。 第二则是从史学外缘的意义和作用，亦即与时代的关系上说。沈先生认为史学必须跟着环境的转变而不断变化，“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历史著作之所以不断求新求变，因为“我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就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过的新史书。”他不赞成所谓纯史学，史家成为象牙塔内的玄思冥想者。他认为傅先生关于历史研究的定位和写作的形式已经过时，那是兰克时代的产物。他担心：与时代隔离的纯之又纯的史学，如何维持不断的创新力以免于枯竭？又如何得以接受外界不断的刺激而产生新观念，写作新史书，以完成新史学呢？所以沈先生主张史学还是要回归于社会，回应时代，尤其是史家对时代和社会的看法。 沈先生关于治史的观念，大约是因为和我前几年的思路比较吻合，感到特别地亲切。但在我因为要做这项回顾性质的工作，前贤的书读得稍多之后，觉得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里实际包括了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一是史家与时代的关系；一是史家治史的史观和史学方法，也包括“通”与“专”等不同的学术风格。从学术史回顾角度，第一个问题比较重大，关系到百年史学的评估；后一问题，见仁见智，只能共存共容，我看不必求同。 关于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从百年过程来说，恰恰不象沈先生所忧虑的那样（当下怎样，又是另一个问题）。正如第一节所述，由于特殊的情结，中国新史学与时代的关联实在是非常紧密的，有时紧密得离了谱，产生了负面的效果。这方面，反显出了史语所的某种“独立人格”。自然，正因为“救亡”的情结强烈，新史学在对中国历史整体认识方面所作的努力是艰辛的，争议多，所积淀的成果也不少，以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不断咀嚼，不断重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