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898~1949：简短的回顾
1、从维新运动到五四运动译介西方政治思想的热潮：学科形成阶段
2、20~30年代：学科奠基时期
三、50~60年代：主导理念的转向和学科的传续
四、1979~1999：学科的重建与初步繁荣
1、学科的恢复与发展
2、主导理念的转变与更新
3、学术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五、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向
1、学科发展不足问题
2、提高研究水平的几点建议
第一，要加强对基本材料的占有和使用。
第二，按学术规范开展研究，提高成果的质量。
第三，摆脱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依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第三，加强专业分工与合作。
第四，继续拓宽研究视域。
3、加强对现实政治发展及政治学发展的关照
4、发展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附录：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及译著目录
1、改革开放后出版的主要著作（截止1999年）：
2、50年代以来出版的主要译著(截止1999年)：
3、1949年前出版的部分著作：
伴随着中西政治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痛苦经历，伴随着中国人现代政治意识觉醒和迈向政治现代化的坎坷历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历史。这百余年中包括四个大体上以20年为一阶段的时期：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20余年，是大量引进吸纳西方各种政治思想的时期；20~30年代，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奠基时期；50~60年代是其主导理念发生转变与学科边缘化生存时期；80~90年代是其学科恢复和初步发展繁荣时期。此外还有两个十年，即4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国家陷入战争或政治动乱，是学术研究几近被废弃的时期。
一、1898~1949：简短的回顾1、从维新运动到五四运动译介西方政治思想的热潮：学科形成阶段
中国人自觉地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始于上个世纪末的严复。1898年，严复翻译出版了《天演论》。这部书本身并非典型的政治学著作，但是它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解读出振聋发聩的政治内涵，改变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政治观念。此后，严复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密尔的《群已权界论》(1903年)和孟德斯鸠的《法意》(1906年)等政治学名著。
由严复开风气之先，从维新运动到五四运动时期，在我国出现了译介和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热潮，“欧西巨子之学说”，于是“滔滔焉渡重洋，竞灌输吾国同胞之意识界”。[2]它使我国学术界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政治思想，从而为后来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研究做好了准备。这个时期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介绍和研究属于整个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当时激烈的政治变革的一部分。人们对待西方政治思想的态度是应已之需，为已所用，采取不分青红皂白的拿来主义，故难免囫囵吞枣，浅薄粗率。受到注意的主要是西方近代各家各派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其与国内政治现实相呼应的部分，以及与各派政治势力的心理需要能够产生共鸣的内容。
2、20~30年代：学科奠基时期
进入20年代后，学术界开始以理性的态度对前一时期翻涌而至的西方各种政治思想进行梳理和消化，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史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20~3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分化，经过五四运动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思考和论战后，人们已经开始有选择性地接受西方不同流派的政治思想。不久，战争与救亡的主题取代了启蒙主题，思想的论战让位于血与火的较量，从此，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介绍和研究便失去了其启蒙意义，逐渐淡出社会政治舞台的中心，转而在大学的讲坛和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它成为一个学科和学术研究的一个部门。
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在我国的奠基时期。这期间，一些大学开设了“西方(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程，有一批学者致力于该专业的研究，出版了第一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发表了大量介绍和研究性的文章。[3]这个时期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一般具有较好的学术素养，占有较为丰富的材料。通过他们的努力，基本理清了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思想家和重要问题，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分析，从而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但是，因为学科研究还刚刚起步，所以这个时期的研究领域较窄，主要集中于若干位一流的大政治思想家；发表的著作以教材居多，其内容一般以客观介绍为主，较少分析和评价；发表的文章也多是介绍性的短文，很少有深度的分析和从宽广的学术视野进行的考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学术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学者们还往往大量直接借用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学科初创时期，不仅学者的研究力量有限，研究基础薄弱，就是他们的对象——社会公众、学生等对西方政治思想，特别是一些对有深度的和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迥异的政治思想的接受能力也很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学科的发展水平。
三、50~60年代：主导理念的转向和学科的传续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在西方学术思想指导下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便告一段落，[4]从此，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便发生了主导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同时，随着政治学被取消，作为政治学基础学科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也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它只能依附于其它学科，处于边缘化生存状态。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取消，从整体上说，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从此中断了。但是西方政治思想史这门学科却在个别院系由个别学者时断时续地传续了下来。这期间，政治学虽然失去了合法地位，但从苏联引进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在法律专业取代了法理学的地位，政治学的部分内容就在“国家学说”的名义下得到研究。在苏联，长期将政治学说史置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与历史”范畴，归属于法学。苏联很有影响的由凯切江主编的《政治学说史》(1955年)和莫基切夫主编的《政治学说史》(1971~1972年)都是由法学家主持编写的。而这两部教材在我国也是由法学界翻译引进的。受苏联影响，西方政治学说史在我国就作为“国家与法的理论”的历史而在法律院系获得了一席之地。
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1953年，由苏联专家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设了“西方政治学说史”课程，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按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专门人材。50年代中期，由中国学者按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正式登上大学课堂。研究该学科的老前辈吴恩裕先生和徐大同先生分别在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设了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5]1961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人民大学创建了国际政治系，徐大同先生转到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虽然此时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没有恢复，但是由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建立，却恢复了政治思想史作为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史的本来地位，结束了这门学科依附于法学的状况。但在当时，这只是带有偶然性的个别现象，还不能说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已经恢复。在80年代以前，一些大学的法律系开设“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6]个别师范院校的政教专业和个别院校的历史专业也间或开设过相应的课程。这些相邻学科从不同角度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都构成50~60年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分。
总之，由于失去了政治学的依托，这个时期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都处于边缘化生存的状态。从学科建设上它主要依附于法学；从主导理念上学术研究屈服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从功能上以政治宣传取代了客观严谨的学术分析。从苏联舶来的僵硬的政治教条与国内弥漫于社会上和学术领域里的极左思潮相结合，人们根据各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并且是从苏联舶来的而在中国被进一步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来评判其地位和价值，这使人们无法全面正确地认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各派政治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价值。各个时代主流派政治思想被认定为统治阶级即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而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即19世纪中后期政治思想更被视为反动腐朽的理论。以这种价值定位为基调，难有科学的学术研究。至于材料匮乏，视域狭隘，方法单一，更是不待言的了。在大学课堂上，以苏联的教材为教材，少量由中国学者编印的讲义也以苏联教材为蓝本。在二十几年中，没有出版过一部由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也未见一部真正对学术发展有贡献的专著，发表的文章也往往追随政治运动的需要，多属“大批判”文章一类，很少真正的学术研究。
这个时期的主要成就表现在：
第一，一些学者翻译出版了十余种质量较高的西方政治思想名著。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吴寿彭译)、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叶启芳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等。其中有的是第一次出汉译本，有的是以前出版过节译本或文言文译本，这时出版了全译本或现代文译本。这批译者大多通晓多种西文，知识功底较深，翻译作风严谨。有一部分属于研究性翻译。这些政治学名著从1981年起由商务印书馆以“汉译名著”名义结集再版，为重建初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材料。
第二，在几乎令学术研究窒息的气氛中，一些学者在“大批判”的前提下，仍然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客观内容和内在联系作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如吴恩裕先生为一些政治学译著撰写的导读性的文章，较为系统地阐释了思想家政治思想的内涵、思想来源、与时代政治经济状况的联系、对后世的影响等，今天看起来，这些阐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年代的印记，但其中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也不乏真知灼见。
第三，最重要的是，无论以何种形式，这个时期的少数几位学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出于对专业的热爱和对学术事业的忠诚，艰韧顽强地接续着这门学科的薪火。幸赖他们的竭力支撑，才使得这门学科在政治学被砍掉后近30年中没有完全中断，为重新恢复后的初期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这批人也成为学科恢复与重建的先躯。
四、1979~1999：学科的重建与初步繁荣1、学科的恢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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