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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表现出来的春秋时代，在社会风气上，是充满着悖论的。一方面弑君、叛乱、好勇斗狠、争权夺利、父子兄弟相互残杀、父娶子妇之类的事情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赋诗之会、战场上以礼相待、甚至要慰问战败的敌人，却也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到底什么才是春秋时代社会风气的真相呢？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并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显然是夸大其辞的。春秋之所以给我们造成乱世的印象，固然与儒家宣扬自己的学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孔子和孟子。春秋之时，战争、事变虽然不少，但那时很多个诸侯国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发生的，如果考虑到每个诸侯国（包括周王室）发生事变的频率，只怕并不会比我们这个时代更混乱，更不堪。大家不妨想想二十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又有多少令人发指的事情以及巨大的政治变动，如此想来，春秋战争的规模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似乎很有些不足为道，就是那些我们能看来道德败坏的地方，也不过是现代人或者后世人的偏见而已。或者还应该说，春秋时代留给人们如此印象，跟那时留下的有限的文献的类型有关系，也与孔孟之徒过去崇高的政治理想有关。 据说现在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太平盛世，但是想想彭宇案、想想老毛斗争手段之残酷无情、许霆案、艳照门、……我们真的敢说，我们这个时代，比春秋时我们的祖先生活的更为宁静，更为道德吗？细想一番，只怕凡是能够尊重事实的人，都会变得谦虚一些，不必如罗素讽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把自己的时代，看作是历史的顶峰，而把古人的成绩刻意地加以贬低。 当然，春秋时代也绝非什么世外桃源，只要看看《左传》、《国语》、《史记》，就再也清楚不过了。我们只能说，那个时代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极有特点的时代。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看到《左传》上有很多今天看来很怪异的事情。不妨抄录两则： 鲁庄公十一年传：十一年，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晋（右加耳朵旁）。……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 你看，两个诸侯国夏天刚打完一仗，到了秋天，宋国洪灾，鲁庄公就派人去慰问。宋国国君也没有觉得鲁国人是为了看他们的笑话，幸灾乐祸，反而对鲁国的使臣深自检讨自己。 《左传》桓公五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 ……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 周天子与郑庄公闹矛盾，虽说名义上是君臣，但实际上不过是两个邦国之间的战争。偏偏打了胜仗的人，并非兴高采烈，反而要派大臣连夜就去到敌营中去问候受伤的周天子。 其他如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中，晋国将领韩厥在战场上对齐顷公行礼之事，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晋国将领郤至对楚共王行礼之，等等，我们还可以找出不少。 历史永远是复杂的，一如人性的复杂。人类的文明和野蛮，也绝非可以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就可以划分、认识清楚的。文明、秩序、道德与野蛮、混乱和不义是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必然存在的要素。春秋的历史也是如此，残酷的生存竞争的存在，显示出人性恶的一面；反之，在讲求礼仪的一面，又显示出人性向善的一面。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有《周末风俗》一条，也是专门谈春秋时的社会风俗和风气的，很有启发性，不过，亭林对于三代，是相当偏爱的，不免美化之嫌，所论三代之事，每每有为而发，是我们读书时特别要加以注意的。抄录如下：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这样的变化，正说明春秋、战国之间社会变化剧烈，所以用亭林在此所言，可以印证何兹全先生把西周、春秋视作同一个历史阶段的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至于期间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要而言之，则不外西周初年基于宗法制度而建立封建制度（此封建非彼封建也，乃封邦建国之谓也。），以及由此而逐渐形成的礼制和亲亲之道的维持和破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