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无“祚”的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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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希腊人在地中海西亚地区建立的普遍国家未能成大气候，但希腊文明却有一个更成功的继承者，此即罗马。罗马是希腊文明的第二形态或第二阶段。由于拥有勇敢、实干、吃苦耐劳、坚忍的毅力、坚强的意志等优秀品质，罗马人在建立和维系其“普遍国家”方面比希腊人成功得多。他们在希腊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将希腊文明的潜力在大得多的规模上发挥了出来。没有他们的功业，作为整体的希腊文明要逊色得多。自公元前６世纪起，罗马从意大利半岛一个蕞尔小国逐步发展壮大，征服了整个意大利，进逼地中海东部地区，逐步控制了西亚和北非大部分地区、西班牙、不列颠，以及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从前２世纪至公元５世纪，罗马人一直是地中海、西亚、东南欧、西欧等地的历史主角。如果将拜占庭帝国视为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部和西亚的延续，则罗马人的成就便更引人注目了，因为拜占廷在西罗马灭亡后还存在了近千年；若将公元前２世纪中叶作为罗马统一国家的肇始，将公元１４５３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破作为它的终结，则罗马统一国家持续了约一千六百年。从统一国家的疆域、人口和经济规模来看，历史上同时期能与罗马匹敌的恐怕只有秦汉帝国。罗马人所修建的宏伟大道、竞技场、防御性城墙、引水工程以及其他公共工程遍布整个帝国，直到目前也令人惊叹。他们在管理帝国内不同民族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和技巧，直到目前也仍能给人以启示。他们在法律方面的贡献更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没有罗马人的贡献，一个理性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工商文明要顺利地运作，是决不可能的。
一 与希腊时代相似的政治难题
尽管同先前波斯人、希腊人所建立的地中海－西亚帝国相比，罗马帝国在文化一体化方面成绩甚佳，尽管罗马人其所取得的高度物质成就为文化一体化创造了一种更有利的条件，但它仍然远远未能达到古代中国文明的那种文化同质性。在很大的程度上，造成这一局面的，可能并非由于某种品质缺陷，而是由于非主观努力所能改变的先天条件。这种先天条件也恰恰是希腊人开始经营其统一国家时所面临的相同的情形，即，无论以希腊还是罗马为核心国家，希腊文明或披着罗马外衣的希腊文明如果往东扩展，必然会在“黎凡特”或“叙利亚”地区及以东与另外两个强大的轴心期社会相遇。它们是叙利亚和伊朗，分别为犹太民族和阿黑美尼德伊朗人、帕提亚（安息）伊朗人，以及萨珊伊朗人所代表。01
从叙利亚和伊朗文明方面来看，这两个文明在叙利亚地区共同建立起来的波斯帝国，以及７世纪后它们的继承者伊斯兰文明在该地区建立的伊斯兰教国家，也同样得应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所面临的问题，即处理好不同民族乃至不同文明间的关系，以维系一种起码的政治统一。因为，即使将两河流域包括在内，“叙利亚”也不比当时的中国大，而该地区的文化同质性无论在建立普遍国家之前或之后都远小于中国。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建立起普遍国家后，出于加强政治整合性的目的，都曾采取过种种措施促进文化同质性的生长，但收效甚微。
事实上，当时叙利亚地区已存在过三个轴心期文明：叙利亚、伊朗和希腊罗马文明，此外还有虽不属于轴心期却极重要的苏美尔－阿卡德、埃及和安那托尼亚文明。这些文明比肩而立，各自的疆域犬牙交错、彼此相接，但在气质上却大相径庭。文明相遇和冲突的结果，并非是简单地形成一种军事和政治上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甚至不像中国历史上所一再发生的那样，征服者最终为被征服者所同化、推翻或驱逐，而是三个同处衰落期的轴心期文明在轴心期宗教和哲学（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希腊哲学）的刺激和参与下，实现伟大的文明转型和更新。当然，对此情形也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无论地中海西亚地区由什么文化－政治共同体或文明充当历史主角，因着长期以来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独立展开，一种地缘意义上的对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作何种解释，文明间的对峙和龃龉势必钳制乃至削弱各文明的总体能力，以至没有一个文明能拥有足够大的规模和能量，尽管这样的格局对于文明的转型和更新乃至产生全新的文明可能并非不利。
历史表明，这一时期以地中海为基地的文明若要得到真正的巩固和扩大，东进终将不果，而只有西进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东方虽然富庶，却是多个文明的摇蓝，从古到今都是多个强大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所长期据有的地区，其对地中海地区文明的抵制是有力的而顽强的，而同一时期西欧、中欧、北欧却并没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或者说，这些地区仍是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既因地理位置，也因与阿黑美尼德波斯人的冲突，公元前５世纪起以本土希腊人为主体的希腊城邦在向外扩张中采取了东进的路向。罗马人或许出于同样的原因采取了东进的方略。虽然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小亚、北非、两河流域、伊朗及西北印度很大一片地区，但他根本未能在这一片广袤的地区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其继承者及罗马人能在地中海东部、两河流域、北非沿岸和埃及这一局促得多的地区维持其统治，便心满意足了，而就连要达到这一点，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不得不对被征服民族实行多方面的妥协政策。即便如此，希腊文明的种族载体希腊人和罗马人仍然淹没在历史中，尽管他们在与被征服民族的交流融合中传播了希腊文明，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腊在被占领地区实行的“希腊化”，在实际效果上也很大程度地是被征服民族的化希腊。也就是说，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不仅仅是希腊文化被植入被征服地区，为当地人民所接受，也是征服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宗教。后来罗马人所面临的情境，在本质上与希腊人先前的情境是相同的。因此与其说希腊人、罗马人有着一种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心灵，毋宁说他们在与异质的甚至精神上更强大的文明相遇中，不得不采取一种与现实妥协的策略。当然，在对待被征服民族方面，罗马人比希腊人更为宽容。例如，对于像犹太人这样一个有着极强烈的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感的民族，罗马的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宽厚的，尽管这并非意味着罗马人在必要时不对犹太人的反叛采取镇压措施：“罗马耐心地解决犹太人问题。它对他们作出了很多让步。宗教事务和民事司法权在犹太地方议会手中，由犹太祭司长作会长。犹主人铸造自己的钱币，且币面上没有罗马皇帝的形象。他们被免于服兵役。驻扎在耶路撒冷的，只是少量罗马士兵。他们将军旗留在凯撒里亚。罗马所要求于犹太人的，只是纳贡、同邻近民族和平共处、与其土地上的外邦人主要是叙利亚希腊人和平共处。”02
这里，罗马人与犹太人的关系与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与地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不一样，与东亚朝贡体系的核心强国和边缘弱国的关系也不一样，03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罗马人最初对犹太人采取的宽容政策与其说出于某种意识形态要求，如尊重民族文化以合乎道义原则或民族平等原则，倒不如说是出于现实考虑，因为只有这样，罗马帝国才能以最小的资源支出维系最大限度的政治整合，或至少保持一种表面上的政治统一。不过这种情形本身也说明，罗马帝国不仅未能取得早期中华国家那样的文化同质性，04而且面临着在文化上同另一个强大文明竞争的局面。这个文明就是叙利亚文明。05虽然总的说来这个已延续了十几个世纪的文明这时正处于衰落期，但它的一个重要支系犹太宗教和文明却充满了活力，而从从叙利亚文明中开出，并结合了琐罗亚斯德教要素的基督教，更将使罗马形态的希腊文明发生质变，为六、七百年后西方文明的最终兴起作好准备。
除了叙利亚文明以外，罗马人还得同另一个轴心期文明即伊朗文明的成员作战。事实上，在公元前５世纪至公元３世纪这八百年时间里，希腊罗马文明与古代伊朗文明间的冲突一直呈拉锯战态势，此起彼伏、此涨彼消，既没有永久的胜者，也没有永久的败者。虽然两个文明最终打了个平手，但它们之间激烈的互动却促成了西亚新文明的诞生。这就是伊斯兰文明。严格地说，伊斯兰文明是从叙利亚文明中开出的，或者说它更直接、更多地是叙利亚文明的延衍，虽然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其诞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就三个文明都被从叙利亚文明中开出的新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形态的西方文明和东正教文明----取代而言，它们都是文明间“音乐椅”游戏的出局者。正是这种文明间的斗争，使西亚地中海地区长期以来不能形成一个单一、同质的文明。这就使本有可能统一该地区的罗马文明的规模和能量大打折扣，尽管无论按古代还是现代标准，罗马人的成就都是辉煌的。
撇开文明间的关系不谈，仅就地理形势而言，地中海和西亚这两个区域本身就是分离或断裂的，并非有利于一个统一的能力实体的形成和展开。在古代世界乃至前近代时期，所谓“东方”(the Orient)与“西方”(the West 或the Occident)的对峙、冲突除了具有文明内涵外，也具有强烈的地缘性质。06虽然总的说来，阿黑美尼德波斯人在与希腊人的竞争中失败了，亚历山大东侵后其失败更成为不可逆转之局，但希腊人对东方的统治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成功，在文化、宗教这些极重要的方面，希腊人甚至不得不接受被征服者的基本理念。07
希腊人的继承者罗马人同样是不成功的。一方面，罗马帝国被源于叙利亚基督教从内部侵蚀，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与新兴的帕提亚帝国作战。08同样能说明文明间冲突具有地缘性质的是，古典时代终结以后，东西方关系仍然龃龉不断，只不过斗争现在是在西方的基督徒与东方的穆斯林（当然穆斯林也占据着西班牙和西西里）之间进行。甚至十字军在东征途中将矛头转向拜占庭基督徒兄弟，也具有地缘政治性质。可是无论从文明还是从地缘角度看，罗马帝国都处于不利位置。天然分裂的地理形势和复杂的文明格局，使罗马注定不能获得像中华世界那样的巨大且持久文明规模和能量。再加叙利亚型宗教的渗入和蛮族入侵等因素，希腊罗马文明即使由富于实干精神的罗马人来继承，也注定不能以国家、族群的形态传衍下去，而只可能文化要素如哲学、文学、艺术、法律等播布到新时代。09
二 比希腊人更高的政治智慧
在处理国际关系（此处的“国际关系”当然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罗马人也比希腊人强得多。他们不像希腊人那样偏狭，那样汲汲于保持纯粹希腊血统的政策。在爱德华．吉本看来，罗马人是“目光远大”的，他们“轻虚荣而重抱负，认为将不论发现于何处，不论是来自于奴隶或外族人，来自于敌人或野蛮人的高尚品德和优点，全部据为己有，乃是一种更明智，也更光荣的行为。”10
在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上，这种虚心学习外族长处的精神也有所反映。罗马人在对待非罗马的意大利城市方面，后来在对待“外省”人方面，总的说来执行了一种宽厚、开明的政策，尽管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对民族平等的原则的尊重，而主要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无论如何，这与希腊人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希腊人在处理城邦际关系问题上，普遍执行了排他性政策。斯巴达人统治希洛人，甚至使用了非常野蛮、卑劣的手段。希腊人的种族排他性也可以从雅典公民比例的变化上看出。雅典在其最繁荣的伯里克利时期，其公民人数竟然从三万人降至二万一千人，而依常理，一国强盛之时亦应为其人丁兴旺之际。比之雅典，罗马的公民人数据公元前６世纪的一次人口调查，仅不过八万三千人，而到同盟者战争（前９０－前８９年罗马的意大利“同盟者”为争取与罗马人的政治平等而进行的战争）开始时，仅仅是可以走上战场为国效命的人数，已增长到不下六万三千人。11
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罗马在控制和统治被征服部族（在古代地中海西亚地区，这往往是一个城邦或城市）方面，便表现出了比雅典、斯巴达、马其顿等希腊城邦更强的能力。罗马按各地在征服过程中的表现和其经济战略地位将它们分不同的类型：一，有罗马公民权的拉丁自治市，这些城市与罗马的关系最紧密；二，有自治权，但没有罗马公民权的非拉丁城市，它们虽不属于拉丁族，但由于在地理上紧靠罗马，仍被给予较平等的地位；三，内部实行自治但没有罗马公民权的拉丁族殖民地；四，在承认罗马宗主权的前提下实行内部自治，但在外部事务方面听命于罗马的“同盟者”，它们必须按条约向向罗马提供军费、军队和战舰等；五，因坚决抵抗罗马，战败后向罗马无条件投降，因而被剥夺了自治权，并由罗马派官员管理的“臣属”。12就整个意大利而言，第二和第四类占多数，即享有自治权，却受罗马控制的外族城市和地区。这种分而治之的方略对于防止各地在反罗马的总目标下联合起来，是十分有利的。因此，比之希腊人，罗马人似乎从一开始便几近解决了地中海地区城邦式共和国在扩张过程所遇到的大难题。
事实上，在地中海世界城邦林立的国际环境下，无论是雅典、斯巴达，还是科林斯，都未能根本解决内部统一这一政治难题。马其顿人即便建立了大帝国，也同先前的希腊人一样，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亚历山大在希腊世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霸权，可是他在希腊人的内部团结尚未夯实，或内部统一的基础还没有巩固之际便发动了对东方的侵略战争，因此他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其继承者的帝国的规模也不小，这些政权要么是短命的，要么一直处于一种无生气的状态，直至罗马人最后到来，将它们消灭。相比之下，罗马对意大利的更有效的统治后来虽然遇到过一些“同盟者”的挑战，但终究保持了下来，而“同盟者”虽被罗马击败，但他们所努力争取的平等的政治权力，却因罗马人在战争中需要另一些“同盟者”支持，不得不扩大公民权范围，而历史地得到了肯定。
至此，意大利终于实现了政治统一，从前相互间只有缔盟关系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终于形成了一个单一民族。对此，吉本有一段显然很夸张却也不乏事实根据的颂辞：“从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直到卡拉布里亚最边远地区的一切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全是罗马的公民。他们的部分差异已被人忘怀，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因语言、习俗和社会制度相同而联合成一个大的民族，其重要性已和一个强大的帝国不相上下。这个共和国正以自己的宽厚政策为荣，也常常得到她的养子的效忠和侍奉。如果她把罗马人的殊荣始终限于只让罗马城内的古老家族享有，那这不朽的名声势必会在许多方面失去其最耀眼的光辉。”13回头看，虽然罗马人在对待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方面绝不是仁慈的天使，但他们起初为了有效统治意大利而实行的分而治之的不平等民族政策，竟是走向政治统一和形成单一民族的必要步骤。
罗马共和国扩张到意大利半岛以外后，如何控制新征服的地区便成为一个新的课题。这时罗马人已在驾驭意大利人的过程中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似乎可以从容应对这一新局面。然而后来的情况表明，对意大利以外地区的控制和统治比对意大利的征服要困难得多。一些难题甚至是非主观努力所能解决的，如西亚古老文明的政治军事能力都很强，都一直顽强地抵抗着罗马人。这些古老文明的文化和精神力量就更非罗马人所能匹敌了。罗马虽能暂时用种种手段控制这些地区的人民，但从长远看，由于文明间差异太大，要实现意大利半岛那样的文化一体化，是根本不可能的。正是由于被征服的东方民族拥有古老的文明，也由于它们在地理上距罗马甚远，罗马往往不得不采取间接统治的方略，即让被征服地区在承认罗马宗主权的前提下实行自治。对罗马来说，最要紧的仍是防止各个被征服地区联合起来抵抗它。分而治之的政策虽要采用，但鸟尽弓折、兔死狗烹的策略也不会放弃，因此，那些曾为罗马效力的自由城邦很快便发现，它们起初虽然会得到名义上的“同盟”一类的奖赏，但不久便于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由，沦入被奴役的境地。
罗马占领西西里后，对被征服地区一律按臣属类型设省统治，并委派总督。及至公元前１３０年左右，罗马已设置了九个行省，即西西里、撒丁尼亚（包括科西嘉）、山南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伊利里亚、马其顿、阿卡亚、亚细亚。行省的设置表明，在同被征服人民打交道方面，罗马比希腊更能干、更聪明。可是这并非意味着，它愿意充当被征服人民的奶牛。相反，罗马人是地地道道的掠夺者、剥削者。军事征服后，接踵而至的是罗马人对被征服地区的抢掠洗劫，14那些不能带走的财富如土地、矿山、港口等，则统统被宣布为国有，由罗马经营、转让或出租。15这种行径与马其顿希腊人对亚洲的掠夺已没有什么两样（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在非西方世界的行径，竟与当年希腊人和罗马人如出一辙）。
因此，吉本所作“那种曾保证意大利的平静和顺从的较健康的治理原则，也逐渐扩展到了新征服的遥远地区”16之断语虽有一定根据，却并非全然符合事实。罗马公民权是不可能慷慨赏赐给那些并非忠顺的民族的。吉本所发“通过引进殖民地和使那些最忠顺、最有成就的省份加入到自由罗马中来这两种策略，一个罗马民族便逐渐在各省形成了”17一类的溢美之辞，虽然并非完全是胡说八道（如驻防在外地的罗马或意大利士兵及其后裔往往自然而然形成了罗马殖民地；这些人取得罗马公民权也比非罗马人或意大利人容易得多；他们实际上构成了吉本所谓“罗马民族”的主体），却并不说明罗马人在同所有非意大利民族打交道方面都是“目光远大”的。他们虽遇到了东方古老文明难以驾驭的客观难题，但在主观方面却并非不可以做得更好。但事实上，罗马人从未改变其对财富和权力的贪婪本性。
这不仅可以从他们对被征服地区的抢掠洗劫，以及大规模没收无法带走的财富上看出，也可以从犹太人对罗马统治的不断抵抗，公元６６至７０年被罗马残酷镇压的情形中间接看出。帕提亚人对罗马时而驯顺、时而反抗；罗马人始终未能驯化北方蛮族，并最终为他们所淹没。这些情形也说明了罗马人在对意大利以外被征服地区所实行的宽厚政策，终究是有限的。实际上，许多被征服民族不仅没有甘心蒙享“罗马和平”的阳光雨露，甚至对征服者心怀仇恨。卡里多尼亚的酋长卡尔加科斯在同罗马将军阿格里科拉对阵前，讽刺罗马人说：“罗马人制造了沙漠，却称之为和平”。18在耶路撒冷被罗马摧毁后，犹太人对罗马人的深仇大恨在公元前１至２世纪的犹太文献中随处可见，在《启示录》中更有集中的描写。
虽然罗马人在对待不驯服的民族方面是残酷的，但必须承认罗马在处理与被征服民族的关系上的确比希腊人精明，否则便无法解释他们为何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成功地维系一个庞大帝国了。他们虽未能使西亚一些重要民族如犹太人、帕提亚伊朗人以及诸多蛮族“归顺”，但毕竟把地中海周边地区成功地整合到罗马国家之中。他们将公民权赋予被征服民族的政策虽然并非始终都能贯彻执行，也有过迟疑甚或中断的时期，但及至公元２１２年，毕竟所有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都被授予或强加了罗马公民身份。19然而此时，罗马帝国已在无可逆转地走向衰落。４７６年，西部拉丁语地区的统一国家（即所谓西罗马帝国）终于倾覆在蛮族手中。
西罗马何以消亡得这么早？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上的不平等，便是一个重要原因。公民权的扩大虽然带来了政治身份的相对平等，却不能弥补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罗马史学界的一个普遍看法是，罗马之所以能有效地推行其领土扩张政策，是因为它几无例外地与被征服民族的上层分子相勾结，以压制剥削下层民众。随着公民权范围的不断扩大，富人与穷人的鸿沟也不断加宽；资源分配不公及所造成的社会分裂甚至往往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20为取得被征服地区上层分子的合作，罗马对社会公正采取了一种漠然的态度。为此，它迟早会负出代价。
三 帝国衰亡的原因种种
从行政管理方面看，罗马人的成就虽比希腊人大得多，但其文官系统却并非十分有效。由于领土扩张太块，如果要直接统治广大被征服地区，罗马的行政管理人员将大大不足。起初，罗马每年遴选出一小批非职业性政府官员进行统治，可由于任期太短（如派驻行省的总督任期只有一年），即使官员数量有所增长，也满足不了不断扩张所导致的行政管理需求的增长。因此罗马不得不让公民组成的私人团体协助提供军需品和收税。这种私人团体即使不干中饱私囊的勾当，其行政效率也不可能高到哪里去。由于行政人员数量有限，对于构成政权细胞的城邦，奥古斯都没有实行直接的地方行政管理，而只委派官员监督。此政策延续了一百来年，直至地方政府陷入混乱，中央政府才不得不干预。21也就是说，在地缘格局和文化冲突等因素的作用下，罗马因行政管理人员不够而不得不实行较大程度的地方自治。这对于长久维系一个统一国家来说，毕竟不是有效的方法。相比之下，汉代中国的文官系统虽有缺点，却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文官系统；汉武帝虽然犯过滥用民力的错误，但汉代政权仍然是当时世界上行政效率最高的政权。22
在创造一种有效的皇位继承制方面，罗马比中国就差得更多了。在古代条件下，实行现代联邦共和制既然不可能，要维系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唯一可行的政体便是君主制。但君主制如果要稳定地运作，便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王位或皇位继承制度。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便已基本解决了这一难题。相比之下，公元１世纪的罗马帝国刚刚开始探索这一课题，但已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继位问题引发的血腥争夺，伴随出现的混乱、骚动、恐怖和人民的苦难是不难想象的。因此毫不奇怪，爱德华．吉本两害相权取其轻，替世袭君主制唱了如此赞歌：“这种无可争议的出身特权，在得到时间和舆论的认可后，可以说已成为人世间最简单明了、最不致挑起争端的一种特权了。这种得到普遍承认的权利可以消除许多无端制造纷争的期待，同时一种明确的安全感也使在位的君王免去了许多残暴行径。”23
拿中国的标准来衡量，不能不说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是非常荒谬的。公元６８年即为有名的“四皇帝年”。他们是：加尔巴、奥托、维特留斯、维斯帕西安。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七章记载，数月间罗马帝国皇位在杀戮中六易其手，最后落入阿拉伯人菲利普手中。24又据该书第十章记载，二十年间竟有十九人登上皇帝宝座，这些人全系行伍出身，没有一人得善终。25皇帝与元老院的权力斗争也由来已久，在确立最高权利的合法性上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体制，因而在皇位的保持和继承上存在着大量不确定因素。一些皇帝为了保住皇位，不惜骄纵禁卫军，这就难免酿出禁卫军长官操纵朝政的毒酒。及至公元２世纪后期，皇帝与元老院的权力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禁卫军因受皇帝骄纵，变得越来越腐败，越来越贪婪，对皇帝赏赐的味口也越来越高，无理要求稍得不到满足，便策动哗变，杀旧君立新君，因而废立篡弑之事频频发生。禁卫军的建立始于奥古斯都。他的统治并没有深厚的根基，因而感到，或许只有军队能实际维持其统治，而法律至多只能起一点装点门面的作用，于是逐步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禁卫军，用以保卫其人身安全、威吓那些不合作的元老，防止叛乱行动，或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中。
可是，对于想方设法保持其皇位的专制皇帝来讲，豢养这支权力极大的禁卫军不啻是饮鸠止渴。在吉本看来，“长期处在这种由一座富饶城市提供的安逸、奢侈的生活之中，自身具有莫大权力的意识培养了他们的骄横；渐至使他们不可能不感到君王的生死、元老院的权威、公众的财富、帝国的安危实际上全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26禁卫军的行为有时极富戏剧性，例如公元１９３年，他们在残暴杀害了皇帝佩提那克斯后，竟然在罗马城里公开拍卖起皇位来。参与竞买皇位的人中，居然有皇帝的岳父，罗马市总督苏尔皮西阿努斯。皇位后来被极其富有的元老迪迪乌斯．朱利安努斯以６２５０德拉克马的高价买到手，可他几乎还没有坐上皇位，便被潘诺尼亚军团所拥立的戴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推翻，他自己亦旋即被处死。27这种疯狂的闹剧对于帝国稳定显然是极其有害的。吉本即认为，“罗马禁卫军的失
控之疯狂行为是罗马帝衰败的最初征兆和动力。”28
可是吉本的这一判断并非十分准确。帝国衰败的征兆早在一百年前图拉真和哈德良等最能干的皇帝统治时期便已十分明显，因此不妨说禁卫军的“疯狂行为”既是衰败的征兆，也是衰败的结果。图拉真军功卓著，几经苦战征服了达西亚，此后也在帕提亚战争中打了一系列胜仗，可是他却未能推进罗马的东部边界，即使扩张到了里海和波斯湾海岸一带，也不得不很快后撤。哈德良继位后，便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的方略，承认图拉真并未真正征服的地区所实际享有的自治。甚至在奥古斯都时期，罗马的衰落便已初显端倪。公元６年至９年亚德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新征服的潘诺尼亚人的起义，以及公元９年日尔曼人全歼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三个罗马军团，挫败了奥古斯都把罗马边界从莱茵河推进到易北河的计划。
这表明，罗马的领土扩张在共和国时期便告结束，帝国时期能保住现有疆域便已不错，遑论继续扩张。这也表明要维系帝国的巨大疆域，罗马的人力资源已不足。尽管罗马帝国不断扩大其公民权范围，其人口的文化同质性和社会凝聚力终究是有限的。使众多蛮族部落和西亚民族在文化上归顺罗马，毕竟不像征服意大利那么容易。换言之，在罗马人手中形成的文明规模终究是有限的，这种规模所蕴涵的文明能量也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中华世界早在春秋时期以前便已达到了较高的文化同质性。29中国文明的疆域能在比意大利大得多的黄河、淮河流域向南北西三个方向推进。在种疆域规模的基础上，较高的文化同质性所能提供的人力资源显然比罗马更雄厚，或者说，中华文明的规模和能量比同时期的罗马文明更大。
同是在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帝国核心地带意大利的人口出生率已在不可逆转地下降，甚至在公元纪年开始前两个世纪，罗马人口不足的征象便十分明显了。西方史学家普遍认为，汉尼拔战争后罗马社会陷入道德衰颓的状态，罗马从此面临人口不足的问题。30与此同时，犹太人、埃及人和日尔曼人的出生率却在稳步上升。连年不断的战争，杀婴之风的盛行，日益猖獗的荒淫奢侈，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是衰败迹象。31及至哲学家皇帝马可．奥略留当政时期，罗马和意大利的人口已经失去了再生产能力。即使在皇帝当中，那种建立人丁兴旺的家庭的意愿也非常弱，甚至可以出现好几十年内没有一个皇帝得儿子的情形。32马可．奥略留是多年来第一个养了儿子的罗马皇帝，并且将帝位传给了他。然而，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儿子恰恰是个不肖子，即后来被禁卫军杀掉的有名的昏君、暴君康茂德斯。
马可．奥略留当政时期的１６７年，阿维丢斯．卡西乌斯征伐帕提亚的部队自东方返回罗马后，随即暴发了一场破坏性极大的瘟役，继而又发生了严重饥荒，帝国大量人口死亡。据当时人观察，瘟役在意大利特别严重，意大利死亡的人口特别多。33这就进一步缩减了帝国可资利用的人口规模。对帕提亚战争的第二个后果是，由于大量军队被抽掉到东方，帝国北方边境的防卫被大大削弱了。同样约在１６７年（确切年份不清楚），发生了蛮族从多瑙河彼岸大规模突破罗马边界的事件。为此，两个皇帝（马可．奥略留的弟弟卢修斯为其“共治者”，这本身也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制度安排）率军亲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局势稳定下来，但蛮族的有生力量却并没有受到损害。１７０年，罗马军队不得不再次渡过多瑙河，发起了另一场进剿蛮族的大战役。这次罗马人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遭到惨败，蛮族人侵入意大利，突破多瑙河下游防线，长驱直入希腊半岛。34
在这种情况下，也因帝国人力本来就大大不足，罗马人不得已采取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新国策，即开放边境，邀请全副武装的蛮族在无人耕种之地定居，只需对罗马帝国保持一种名义上的忠诚（这与中国历史实行过的“羁縻”政策应不无相似）。国门一旦打开，便无法再关上。蛮族人的渗透持续不断，势不可挡。如果他们在文化上能够逐步实现与罗马人一体化倒也罢了，可是情况远非如此。人口已处于负增长状态的罗马帝国根本没有能力来完成这一任务。一个帝国、一个文明的终结已指可待。与此同时，先前皇帝为保住皇位而骄纵的行省军队也在为帝国的倾覆做贡献。公元３世纪以降，行省军事长官常常被部下拥立为帝。于是，出现了数君并峙、行省独立的情势。帝国的败局已不可逆转。自３世纪初始，希腊罗马文明的疆界几可说完全由异族人防守。35在几个世纪后的文明景观中，已不是罗马人在同化蛮族人，而刚刚相反，是蛮族人在大规模地同化罗马人。36
至此可以说，希腊文明的第二形态已经死亡，或者说罗马这一希腊文明的更为成功形态的种族同一性已不复存在。37回过头看，罗马人虽比希腊人聪明得多，但他们仍犯了与希腊人一样的错误。如果他们当初不那么贪婪，对富饶的东方文明区域不搞军事征服，不搞大规模的抢掠洗劫和财产没收，而实行一种更宽厚、更人道的民族政策，他们后来在东方就可以消耗较少的人力物力资源，从而能够将更多的资源用于防卫和充实其北方疆界。如果有一个坚实的人口基础，或一种以文化同质性为基础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人口规模，而且不需在东方和北方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罗马人维持其帝国所消耗的资源便实际上所消耗的要少得多，因而可以将这些资源用于加强与北方边境民族的团结，与这些民族在文化上取长补短，逐渐磨合，逐步实现文化一体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规模。如果罗马人能做到这点，后来的历史走势将完全不一样，希腊罗马世界的经济、文化、人种的严重衰退或许不至发生，希腊罗马文明或许可能和平地演进为另一种形态，所谓“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断裂”也不至于发生，欧洲史乃至整个人类史就得重写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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