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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22 摘 要：二战后汤因比所作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求解决全人类的困境的方法，因此他对由于近代西方文明全球化过程而产生的全球性问题感到深深的忧虑。汤因比对全球性问题的思考不仅先于罗马俱乐部，而且更加深入地探讨它产生的内在思想原因，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解决途径。他认为，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应该从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中反思。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近代西方宗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转型。全球性问题仅仅依*单个的民族国家无法解决，必须建立“世界国家”以及重新确立价值观统一人类的行动才有解决的可能性。而中华文明对建立“世界国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他的思想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视角宽阔，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体现出一个具有宗教关怀的历史学家的责任感。 关键词：全球性问题；全球化；宗教价值观；世界国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一、汤因比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 全球性问题指的是与整个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目前全人类都面临的困境与难题。人类对于这一问题的真正认识始于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后公布于众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此后这一问题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关注，并引发了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激烈争论。 二战后，汤因比对于全球性问题已在多种著作中有所论述，汤氏以历史学家的广博、哲学家的深邃及宗教家的关怀，不仅在时间上先于罗马俱乐部，而且对于该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及寻求的解答上更有其深刻性与独创性。当然，由于专业与兴趣，汤氏做出的回答和探讨理论性更强，而广泛性影响性不及后来的罗马俱乐部与全球学，因此，他的思想往往不被世人所知。可以说，从《历史研究》后六卷，到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以及晚年的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汤因比从未放弃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与反思。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对西方工业文明在地球上的盲目扩张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认为西方工业文明重物质轻精神，对自然界大肆掠夺的严重后果是人类对自然法则的顽抗与对大自然的破坏，技术的高度发展使西方世界制造出威力巨大的原子武器与细菌武器，这使得人间居住的哪怕是天涯海角，死神与战争也不会放过。而在近代西方技术发展中各文明间已发生频繁的接触与紧密的联系，“西方社会扩张和西方文化的辐射已经把其他一切现存文明和一切现存原始社会卷进了一个囊括世界的西方化范围之中。”①这种使本属于西方近代文明的特质扩散并渗透到其他文明中去，深刻改变了其他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使整个世界都面对着这种危机。 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汤因比认为人类需迫切解决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总体上说，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着环境恶化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种灾难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与全球性人类的活动紧密相连的。汤因比指出20世纪的历史上世界各地都不断发生各种大的自然灾害。据专家说这是过去数千年来都罕有的现象，因此可以说，这些现象的发生实际上就是“以天灾的形成出现的人灾”，而这种原因的根源是科技的进步。他认为“科学能够发挥的力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不可能有不包含人灾因素的天灾。”② 汤因比广泛列举各大洲在20世纪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并且指出人为的大量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认为这些异常的现象交织起来将十分有可能招致全球性的异常变化，并认为产生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是人与生物圈关系颠倒。因此，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人类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这个转折点与“2000万年或2500万年前人类和类人猿道路上的生物学分*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③ 。 第二，汤因比认为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的普通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城市中的种种问题是导致城市人群痛苦的根源。在城市问题中由于人口的膨胀，道路、住宅、上下水道、垃圾处理、绿地不足、物价高涨、环境污染等日趋恶化及严重，“凡是人类要维持像样生活所必需的各种条件都被极度地轻视”④。 第三，汤因比还广泛地关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主要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分歧与矛盾，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及为了缓解危机压力各个国家进行的军备竞赛，新旧政治体制的冲突与选择，并认为让尽量多的公民参加民主政体才是人类应争取的政治目标。因此，“今天的世界，特别迫切需要从政治上、社会上进行根本改革。”⑤ 第四，汤因比指出全球性问题的表现并不仅仅在于这些人类日常面对的现象，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整个人类世界普遍面临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的典型表现是各种宗教中流行的世界末日理论在世界各地的普遍传播。人类在走向物质丰富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度的精神饥渴，这也正是人类面临上述困境而产生的消极和悲观，极端者甚至走向集体毁灭的邪教。更为严重的是，“对今天的危机表现出可耻的软弱所带来的不道义的影响，无疑将使年轻一代的心灵荒芜”⑥。汤氏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无疑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性，而世纪之交世界各地的邪教盛行也正是困扰各国政府的一大难题。 二、对全球性问题根源的探索 （一）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 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并不仅仅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而是注重从各方面去探究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根源。 汤因比指出考察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必须从整体性出发，即从全球性的视角来考察各文明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文明中心——地区文明——全球一体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中心线索。汤因比从其全球性的视角以及多元的文明观出发，认为从人类产生文明以来，文明中心，即他意味的“有人居住的地方”遍布世界，各地方的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挑战与应战中发展着自己的文明，进而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该阶段文明发展的典型形式是统一帝国的建立。汤因比在此列举出37种文明的兴衰变化，他认为在人类文明的这数千年间，各地区文明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人类社会之间的挑战与应战，从而促进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普遍的联系与近代世界的全球一体化是截然不同的。各文明之间虽然紧密联系但却各有其独立的发展进程，而在近代西方文明背景下的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各个文明都是不再能够独立发展，人类都受统一的技术力量的驱使而向同一个方向发展。这也正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产生的前提条件。 汤因比认为这一过程的逻辑起点在于近代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确立，这一点是*技术的力量实现的。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实质是技术文明，利用先进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同时也拥有了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正是依*大量的工业廉价产品与船坚炮利，西方各国征服世界各国而使其成为殖民地。而在这种征服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指技术至上的观念渗透到了其他文明中去，使其他文明不再能够保持自己的传统而丧失独立性。他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技术处于生活的表面，易于被大众接受并且不需要承担违背传统价值的责任，各文明“接受一种新的技术比接受一种新宗教来得容易得多”⑦。从整体的社会历史观出发，他指出事实上“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所有的不同要素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因此，如果人们放弃自己的传统技术而用外来技术来取代的话，那么，生活表层在技术方面的变化的作用，将不会仅仅局限于这一表面，它会逐渐达到更深的程度，甚至使全部传统文化的地基都被动摇”⑧ 。因此，整个世界在16世纪以后的400年中逐步走向与西方世界趋同的轨道。 世界各国对技术的需要实质上是为了满足工业化的需要，因为以西方文明为主导建立了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各国要在这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立足或者为避免遭致西方的军事打击使国家富强就得主动或被动，自愿或不自愿的加入到西方工业化生产的模式中来，可以说从这个角度上看世界各地的文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化的过程。而这其中西方世界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但包括人口爆炸，人类对生物界的劫掠造成的生态系统的恶化，而且还有困扰各国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新旧政治体制的冲突，世界性的军备竞赛与战争，东西对抗和南北分歧等等世界性的社会问题。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是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对整个生物圈的威胁，“工业革命一旦开始，人类使生物圈，包括人类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⑨“使得生物圈，遭受到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⑩ （二）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思想基础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宗教关怀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从技术与经济等角度来探讨全球性问题的同时，更从人类思想变迁的角度来研究西方文明与传统割裂，产生全球性问题的思想基础。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宗教观的转型。即西方宗教传统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变表现出人类的精神世界由自然崇拜过渡到对社会组织的崇拜。这是人类与自然关系颠倒的关键环节。多神教代表着自然万物各有其神灵，各司其职，各列其位，和谐共处，而一神教崇拜意味着存在一全知全能之神，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进行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它支配整个世界，这个神实质上是某一社会政治的化身。对社会组织的崇拜实质上就是对人自身力量的崇拜的折射。这是人类固有的自我中心本性的表现，而集体的自我更具有危险性，“区域社团崇拜的胜利造成大的破坏性结果是将多神都变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B11。因为它表明着人类自身意识的觉醒，使人类丧失了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使人类自己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种崇拜“在物质上是一种灾难，在道德上是一种罪恶”B12。 第二，思维方式的转型。即由对来世的精神追求转向对世俗世界的关注，由人类的丰富情感的表达转向对理性知识的追求。其典型的表现是晚近西方世界在启蒙运动后对于科学技术的赞颂与追求，直到对其加以崇拜，使其意识形态化。汤因比认为自牛顿、培根与洛克等机械唯物主义大师们发现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并试图加以运用后，近代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使得唯物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取代了原有的古典唯心主义思想。 “既然技术代替了宗教，晚近西方人竞相将其精神财富向技术转移，希望他的新偶像为着他的崇拜而给予报答，使他得以填补因为抛弃了祖先的宗教而造成的精神空虑。然而，技术在物质上将世界联为一体，根本没有缓解他的困境，反使之更趋恶化。”B13 第三，价值观的转型。自启蒙运动以后普遍能受讴歌的人类技术上的进步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前所未有的统一本应给人类带来无限光明的前景，然而又为什么使人类自身遭受灭顶之灾的威胁呢？这里的关键因素在于人类对自身的强调与肯定，对世俗物质生活的认可，抛弃了传统宗教后禁欲主义的道德观。工业文明社会以后激发了人类恶魔般的物质力量和贪欲，这样人类的价值观在技术的推动下做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轴心时期所确立的各区域文明的价值观在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下逐渐断裂，以物质追求为核心的价值观使人类以物质生产的增长为目标，视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为能力与成功的标志。然而，生物圈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如果只重物质的进步而忽视了精神层面上的更高的追求，汤因比认为这是人类精神的退步，认为人类“其追求的是不可告人的肮脏的世俗目标，与基督教高尚的精神使命还相抵牾” B14。 三、全球化问题的解决之道 1．建立“世界国家” 汤因比认为既然人类世界已结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共同问题就不再是现今世界上所存在的“地区国家”或“政治国家”能够解决的，而是必须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国家”来统一整个人类的行动，这才是正确的解决途径。 汤因比指出技术与经济的一体化还是给这样一个国家的建立提供可能性，只有在统一的“世界国家”中整个人类才能协调一致的统一行动。这个“世界国家”的建立必须与以往的“统一帝国”的建立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以往“统一帝国”建立采用武力的方式，而“今天这个世界上，武力统一世界的尝试，只能自取灭亡，达不到统一的目的” B15。现今“世界国家”的建立要在人类精神上整体感的基础上自发性的统一。这是一个极难的事情，汤因比认为需要宗教的热情和理念才能实现。 汤因比的上述观点旨在证明区域性文明的统一为将来的全球统一模式提供经验与教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政治与文化统一的模式中中华帝国的模式最值得效法，中华帝国自汉以后，既有统一的儒教意识形态，又有广泛的宗教宽容性，使得它在保持广大领土的有效统治的同时，又能吸收融合外来文明的因子促使自身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不但有效地保持了几千年的政治与文化的统一，而且中华文明具有“天下一家”的“全球”的观点，因为在近代以前的一千多年间，中国人有一种生活在统一的世界国家中的意识。他认为这种意识非常重要，因为“要避免生物圈的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枯竭等危险，依*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能为力的，应该以整个地球的规模来克服它。今后的人类如果要免遭灭顶之灾，就要像中国人曾在他们的地域上建立‘世界国家’那样，建立全球性的‘世界国家’。” B16 2．重新确立价值观 汤因比认为克服全球性危机的惟一途径是实现世界的永恒统一与和平，这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在政治方面，应建立起一个符合宪法的合作的世界政府机构；在经济方面，在自由经营与社会主义之间寻找可行的折衷方案；在精神生活方面，把世界的上层建筑放回到宗教的基础上去。” B17而“世界国家”的建立，仅仅有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转变是不够的， 价值观与人类精神的根本转变才是更为根本的方面。 汤因比把这一历史使命实现的途径寄托于高级宗教，认为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吸取原来基督教的价值传统，并在全球广泛联系中对于高级宗教与哲学的认同，他认为世界上的各种高级宗教与哲学都有其共同点，它们都强调人类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它们的“真正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向人的灵魂宏扬作为其本质的精神劝诫和真理，以使每一个灵魂都能藉此实现人类的真正目的。” B18 汤因比认为高级宗教还是摆脱人类自我中心的福音，它们揭示出“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和实在的意义乃是爱” B19。这种爱是包容一切万物的。人类只有在这种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引导下才能与自然形成真正和谐统一的关系，同样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种种扭曲的行为才能从根本得以根除。因为只有在精神上“高级宗教负有全人类的使命，它的任务是启示一些解决人生基本问题的手段。” B20将人类从自我中心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这种崇高的价值观是既超越了对自然崇拜，又超越了对人的崇拜。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精神的再生，人类的持久的和平统一才能有牢固的基石。 从这个角度看，汤因比对人类命运的宗教关怀使他脱离了传统史学的轨道，成为“历史预言者”中的一员。他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带有宗教和道德决定论的色彩，并且不恰当地把道德评价置于历史研究的先导地位，混淆了历史解释与道德评价这两个既相异又相关的领域。历史的发展证明历史的运行并非遵循宗教的逻辑，相反，宗教的运动则要服从历史的逻辑。如果把宗教从历史中分离出来，使之凌驾于历史之上并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指导，它也必然会失去自己存在的客观基础。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汤因比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更是我们今天所不能忽视和回避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系着人类未来的命运，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汤因比：《历史研究》(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1页。 ②④⑤⑥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38、40、252、54页。 ③⑨⑩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700 、696、734、31页。 ⑦⑧B17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264、34页。 B11B12B13B14B15B18B19B20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46、237、188、305 、291 、157 、92页。 B16山本新主编《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