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毋庸置疑，古希腊文明一直是后世西方主流知识界取之不尽的思想库。哲学、历史、文学等等无不如此。政治思想，如果不是这思想库中最突出的内容，也是最突出的内容之一。波普尔曾借赞颂伯利克力的机会对雅典－－同时也是对人们心中希腊精神的核心内容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个城邦不但已成为希腊的学校，而且，我们知道，它已成为人类的学校，不但对于遥远的过去而言而且对于未来而言"[1]。他的这个评价可以被视为代表了当代社会对古希腊思想，包括政治思想的主流意见。 但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仔细分析，恐怕我们应该对这个评价有一个新的认识。有些政治思想被现代人认作古希腊精神的精髓，当时人对之倒有很多批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并没有起我们想象中的积极作用；相反的，现代人认为是古希腊精神中的"糟粕"，是阻碍历史进步的一些政治思想和制度，在当时人看来并不觉得有多么落后，对当时的希腊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毫无建树，甚至可以说其作用堪为楷模。 有一点要声明一下：说到古希腊的政治制度，这里主要谈的是城邦制度。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城邦的地域非常广泛，最早诞生城邦的地域也不是爱琴海地区，而是两河流域[2]。但是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由于传世的文献资料较多，又加上是现代西方思想的源头，而且自身也有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特色，所以被研究得最为透彻。所以我们要还原历史的真实，就必须认真地审视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发展过程。 另外，为排版方便，文中的希腊文是按拉丁字母拼写的。 一．"荷马时期" 传说中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的盲诗人荷马 现在我们讨论的古希腊政治思想，其源头并不能上溯到考古发现的特洛伊、米诺斯或者迈锡尼诸文明。因为公元前12世纪末至公元前11世纪末的这一百年间希腊世界先后发生了迈锡尼王率联军攻灭特洛伊城、多利斯人南侵毁灭迈锡尼文明两件大事[3]。后世公认的古希腊民族是在这场大动荡之后才形成的；动荡之前和动荡之后的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紧接着大动荡的又是文明陷入停滞的古希腊"黑暗时代"。所以对于我们要讨论的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来说，只能从公元前9到8世纪的"荷马时期"－－ 即《荷马史诗》形成的时代开始研究。这个时期才是古希腊精神开始形成的时候。 虽然《荷马史诗》写的是特洛伊之战，但一般认为它反映出的生活背景并不属于3个世纪前那场战争发生的时代，而是作者（不管他是不是荷马）生活的时代。虽然史诗的大部分篇幅都留给了战争，但是有几个段落还是让我们得以一瞥当时希腊人的政治生活。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荷马时期"的希腊仍然处于氏族公社的晚期时代。氏族公社的权力属于全体公民都参加的公民大会。遇到重要的事情（最多的情况是战争问题），王（也就是公社的酋长）往往召开公民大会讨论。比如在《伊利昂记》中有一段描写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召开会议时的场景："......兵勇们（也有译文作"民众们"）集队进入自己的位置/大地悲鸣轰响，和伴着笼罩全场的杂喧。九位使者/高声呼喊，忙着维持秩序，要人们停止/喧闹，静听宙斯钟爱的王者训告。经过/一番折腾，他们迫使兵勇们屈腿下坐/停止了喧嚣。强有力的阿伽门农站立起来/手握权杖......"[4]。这种大会可以说是当时普通希腊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参加大会的人虽然多，却不是人人都能发言，否则在象上面这么乱的场面下是讨论不出什么的。年龄大和资历深的人（一般是氏族中大家族的长老）才有发言权。比如在《奥德修记》中写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代他父王开会时场景："他在父亲的位子就座，长老们退步让他走过/壮士埃古普提俄斯首先发话，一位/躬背的长者，见过的事情多得难以数说"[5]。普通大众只能通过齐声叫喊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有时屡有战功的勇士也有权发言（特别是讨论军事问题时）。比如在《伊利昂记》卷一中阿伽门农王开会时，联军中最善战的英雄阿基琉斯是第一个起来发言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Basileus）在这里并不如我们现代人理解的那样具有无上的权威。在氏族公社的阶段，"王"在召开公民大会时主要是听取意见，而发言者即使说了让"王"不高兴的话，"王"也不能就此处罚他。就比如《伊利昂记》卷一的那次会议，阿基琉斯就当众顶撞了阿伽门农王。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军事民主制"问题。国内讲原始社会的人对于一本书是不敢轻易反对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恩格斯的这本书实际上是对美国学者L．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评论。"军事民主制"就是由摩尔根提出而被恩格斯赞赏的一个概念。其主要内容是：出于经常性的掠夺的需要，"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氏族生活的正常职能"[6]，使得氏族公社的权力机构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氏族公社的领导者平时是"王"，战时就是统帅。在"军事民主制"的早期阶段，除了在战场上担负领导责任外，"王"在平时并无太多特殊的权力，也不能独断专行，甚至职位也不能世袭（新王是由公民大会选出来的，一般是战功最多的人）。20世纪以来，很多西方人类学家对"军事民主制"做了大量的研究，确实发现不少古代社会以及一些现代土著部落中都存在这种制度，但也有不少例外[7]。不过在我们现在讨论的古希腊"荷马时代"里，"军事民主制"确实是一种普遍现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军事民主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王－军事首领、家族长老议事会、公民大会三方手中[8]。这三者对我们后面讨论古希腊城邦有着极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提及"军事民主制"的原因。 而社会总是在前进的，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贫富分化日益显著、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的时候，"军事民主制"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换句话说，"王"越来越象我们熟悉的样子了。还是在《伊利昂记》卷一的那次会议上，祭司卡尔卡斯说出了让阿伽门农王难堪的话，阿伽门农王就当众辱骂了他。而史诗作者也没有漏过阿伽门农王生活的奢华。贫富差距已经抬头，这标志着社会集权已达到一定程度。可以说《荷马史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军事民主制"正在瓦解中的真实画面。而取代"军事民主制"的，就是后世争论颇多的"僭主制"。 二． 古风时期 "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原来是指公元前7世纪早期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希腊雕塑艺术的特殊风格[9]。这里拿来借指"荷马时期"和古典时期之间的时代。 这段时期由于希腊各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人物－－"僭主"又被人称为"僭主时期"[10]。需要说明的是："僭主"其实是学术界为了翻译希腊文Tyrannos（英文Tyrant－"暴君"的词源）生造出来的一个词。对这个名称的研究是古希腊历史中甚为关键而复杂的一点。前面我们知道，希腊各地区在"荷马时代"的主要政治形式还是"军事民主制"。而古风时期的小亚细亚已逐渐出现一些君主制国家。受它们的影响，当时希腊最富庶的爱琴海东岸伊奥尼亚一带也有一些强力人物开始打破传统，建立起父死子继的个人（家族）统治。Tyrannos一词可能就是借自小亚细亚的语言，原意是指未经选举，自立为城邦领导者的人，译成"僭主"就体现了这层意思。这个词在西方传统中一直是个贬义词，是和"独裁者"、"暴君"联系在一起的。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在古风时期的希腊人眼中Tyrannos是一个中性词，并无褒贬之意。好的僭主还能得到民众忠诚地拥戴。 世人都知道古希腊的"七贤"。但"七贤"是哪七人呢？希腊人自己也有很多争论。就拿流传得最广的名单[11]来说，他们是：米利都人泰勒斯、雅典人梭伦、普林尼人比亚斯、米提林人皮塔库斯、斯巴达人基隆、林都斯人克里奥布卢斯、科林斯人佩里安德。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七人中间就有皮塔库斯、佩里安德两位僭主。有很多他们的事迹被后世人景仰。比如皮塔库斯曾劝说过吕底亚王克诺索斯不要进攻伊奥尼亚人[12]。他宽恕了自己的政敌－－著名诗人阿尔凯奥斯，还留下了一句名言"宽恕比报复更好"。尽管人民服从他的统治，但皮塔库斯任了10年僭主之后就弃官归隐了，也没有传位于子[13]。 佩里安德（627 BC－587 BC），后世争议颇多的科林斯僭主 而佩里安德在政治上要更出名一些。他大力发展科林斯的手工业，使科林斯风格的陶器成为当时爱琴海上最有名的商品，从而大大增强了科林斯的实力和影响力。科林斯作为希腊第一商业城邦的地位直到100多年后才被雅典取代。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古希腊建筑艺术中著名的"多立克"柱式最先出现的地方就是他治下的科林斯；据说琴声能把海豚吸引过来的著名抒情诗人－－列斯堡人阿里昂就是他的座上宾。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切的同时他又严禁奢侈[14]。 这两人以及比他们稍晚的雅典人庇西特拉图、米利都人塞拉绪布罗、萨摩斯人波吕克拉底都是当时有名的贤明僭主。他们发展民生、修缮神庙、鼓励文化（比如塞拉绪布罗就是第一个哲学家－－也是"七贤"之一的泰勒斯的保护人[15]。再比如著名的爱情诗人开俄斯人阿那克瑞翁就生活在波吕克拉底的宫廷中。另一个开俄斯人－－希波战争时公认的写墓志铭的圣手西摩尼德斯也在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帕库斯的宫廷中生活过[16]）。 应该说，在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时，个人统治往往比原始的民主制更有效率，特别是当僭主有能力又懂得自制的时候。很多原来在"军事民主制"下议而不决的事，现在就能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这也是几位早期僭主比较得民心的原因。对雅典民主制度大加赞赏的希罗多德对身为僭主的波吕克拉底之死是非常遗憾的[17]。 但是希腊社会的发展很快超过了僭主制能承受的阶段，后期僭主也鲜有能克己守法的，"军事民主制"在民众心中还有影响，民众要求取消个人（家族）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虽然僭主制在古风时期之后的希腊社会中一直断断续续地在一些地方存在着，但后期僭主几乎全是很不得人心的。"僭主"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就只意味着"暴君"了。我还是以佩里安德为例，人们编出了很多关于他残暴的故事。比如说他用拔掉麦田里长得高的麦穗的举动告诉塞拉绪布罗：稳固你的统治的最佳办法就是除掉那些优秀的人[18]。所以柏拉图坚决地将他从"七贤"中除名，换上别人。象他这样做的学者在当时和以后绝不在少数。从此"僭主"就成了贬义词。 出于对后期僭主的痛恨，古典时代希腊最出色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虽然一个实行民主制，一个实行贵族寡头制，彼此不和，但在反对僭主上他们是一致的。这部分地决定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把反对个人专制当作一个不可触动的原则。 应该说僭主制在希腊遇到的问题－－"创业之君贤明，守业之君昏庸"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很常见。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例就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只有希腊人这么极力地从根本上反对僭主制呢？这里就要涉及到"非专制政治制度"（指非个人统治的制度，包括贵族寡头制和民主制）之所以能成立的条件。我比较赞同一些学者的总结，认为"小国寡民"是"非专制政治制度"存在的必要基础[19]。因为在古代，任何"非专制政治制度"只能通过每个公民都参与的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方式来实现。不管是传奇的斯巴达立法者吕库古，还是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在构建其理想的城邦时都强调城邦的公民人数不能太多[20]。只有"小国寡民"才能保证公民之间互相熟悉、互相了解政见，一人一票的选举结果才能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直接民主才有意义。而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利益集团的分歧往往巨大，一个地域的人对另一个地域的人了解甚少，对其政见的理解更是谈不上。直接民主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在古代，要有效地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恐怕专制是不可避免的。 而希腊，正是由于其自然环境缺乏广阔的平原（如两河流域或中国的华北平原）或者大的河流造成的大片可耕地（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它最主要的政治地理是多山而且相对贫瘠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小岛屿以及分散在各处的小块殖民地，所以天生具备形成"小国寡民"的条件。这也就是两种"非专制政治制度"分别被希腊最有名的两个城邦最典型地表现出来的原因。 前面提到的"军事民主制"权力机构的三个元素：王－军事首领、长老议事会、公民大会中，第一个元素在僭主们的推动下开始了膨胀。当这个元素限于希腊的自然条件式微之后，另两个元素分别开始在城邦中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就有了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千年不遇的对手。 三． 古典时期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简单得惊人：全体公民组成公民大会，由这个大会选出的28位60岁以上的长老（终身职）组成"监察院"，再加上两位世袭的"王"（除军事领导权之外几乎没有特权）组成城邦唯一的，也就是最高的权力机构。由于斯巴达人的生活中几乎没有经济、娱乐等内容，所以这样精干的机构也就够用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军事民主制"中的第二个元素－－长老议事会膨胀到了极点的典型。 谈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一般人的脑海中恐怕首先浮现出来的词就是"闭关锁国"。不错，斯巴达的闭关锁国确实是很有名的。他们的货币是铁的，除了在斯巴达别处无法流通，所以没有商贩、教师到斯巴达来，这也就断绝了他们跟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他们的将军在外任职不能超过一定时间，以免被外界文化侵染。率军最后取得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的莱山德因为把很多金银运回来反而遭到国内的怨言，说他感染了腐化的生活习惯[21]。 之所以这么闭关锁国，我认为是和长老议事会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分不开的。由于成员的年纪较大，"监察院"对于新生事物抱比较保守的观点并不奇怪。久而久之，对惯例的遵循就成了一种必然。这一点在后来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身上也有相当的体现。 但这并不等于说斯巴达人一贯保守，也不等于说他们在文化上没有一点贡献。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的诗歌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当时最著名的抒情诗人吕底亚人阿尔克曼就在斯巴达常住。他写的合唱歌一直被认为是希腊最好的，这为斯巴达的少女合唱队在以后很长时间里饮誉全希腊打下了根基。而当时最著名的哀歌诗人之一－－米利都人提尔泰奥斯因为写出了能激励士气的战歌，被授予斯巴达公民权，虽然他一天也没有在斯巴达住过[22]。这难道是闭关锁国的表现？在古典时代之前，斯巴达的手工艺品诸如纺织物也是全希腊闻名的。普鲁塔克曾记载斯巴达的日用生活用具在当时也以实用著称[23]。只是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成长起来之后，相形之下斯巴达才显得很落后。至于铁币，它曾经一度通行于希腊，也是货币发展史上不可缺失的一环。只是当金银币出现之后，保守的斯巴达人仍不愿将之废除才显得十分奇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