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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阵地与人文科学 究竟什么是历史阵地？中国传统学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是主流社会运行的宪章，史是主流社会实践的记录，子是主流经学外的经学，集是演绎“经史子”的个 性汇集。四部所集今天都是历史资料。传统学术与西学比较，就象传统医学与西医，一个注重经脉整体运行，一个注重具体部位功能的医治。我们今天所学的各专业是一百多来深受西学划分的影响，已经将一体化的中国学术分割成关联松散的西方学术如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但实际上判断历史学实力的标准，还是读书范围、数量及贯通情况，比如黄永年、李裕民等先生，他们读的书其实教授文学、哲学、艺术等其他的专业老师也未必读到。强调综合实力的学术判断是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学者重要标准，这依然是是今天的潜规则。 今天有些学者看着好象很专，在本领域很有影响力，但很难有大的作为，最主要是受学科所限，我们看下今天影响比较大的学者一般都是中西兼通、古今关注，也许他们在某些方面不如专业学者，但他们学问根基打得比较宽，是可以盖摩天大厦的，过于强调专业的也许很可能盖很精致的平房，但实际作用难以比通贯式的学者。 也许是汉字文化本身特性决定的，也许是传统学术惯性决定的，会通经史子集，今天还要会通西方人文经典，才能发挥人文学科（历史、文学、艺术、哲学）作用的。只强调“器”的人文学科专业学习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道器合一才是人文学科的归宿。人文学科是寻求人内在发展，自然科学是寻求征服自然的，社会科学是理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中国经史子集主体学术是经史，既强调人内在又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总体上是人文社科的混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六经皆史的观念流布时，我们可以说中国学术主流就是历史学了。这个阵地即使我们想失去，也会象拔自己头发离开地球。 提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不要被西化后的学科安排左右了我们学术走向。今天，西方学术潮流的高标准就是打通各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而这在人文领域本来就是我们的长项，我们学他们的自然科学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们又未尝不追求在人文领域达到我们掌握中医哲学一样整体判断。 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日，也是汉文化推向世界之时，也是历史学工作者大显身手之时。今天的汉语热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正说明我们的文化开始纠正世界价值规则判断。西方用自然科学征服了世界，我们将以人文科学润泽全球。 历史学在人文学科中被冷落地位，正是要让它担当更大责任的考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历史学的承担担子是很重的。其他学科的学生考历史学也是让更多的人共同承担历史学重担表现。历史阵地在扩展，历史学牛市局面在形成。 二、科学、学科与历史阵地 科学与学科概念左右了中国学术一百多年。究竟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呢？《说文解字》：科，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程，品也，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科字字面解释是将谷粮倒入斗中过程。学，觉悟也。从教从门，门尚蒙也。科学就可以阐释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从科字构成中的禾字可以看出汉字文化中科更倾向自然界的事物。学科，是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即掌握了一定事物的发展规律与过程，值得后人专门去学习继承并发展。有关西方发展的自然科学在中国接受比较多，开设的学科门类也比较全。中国目前是自然科学地位以绝对优势压倒了有关人及人类的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相关人文及社会的科学分类别类的研究，在社会实践中总是会出现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尽管今天我们提人文社会科学，但按照西方标准划分的学科成熟度还没有形成。建国后人文社会科学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枝独秀是客观事实，当时的文学、史学、哲学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他们只是材料角度不同，说的规律都是一个。今天提倡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如果没有对学科的重新定义，就很难形成科学的学科。 我们几千的文史传统到底有没有科学性？如果有，为什么没有形成西方式的学科？评价人文学者的价值标准该不该用什么学科来衡量。尤其该不该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就今天学者发文章看，就是一个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混为一谈，这是对中国文史传统缺少认识。今天，许多名声大噪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多推崇西方的，而引进的东西很难象自然科学那样对中国实践发挥作用。即使发挥了一段时间，也成了唯识宗一样， 震动一时，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人文学科建设可能回到经典建设才是出路，就好象古代一门经学就足以为成为今天一个学科了。当然人文学科建设已被自然科学的学科风裹挟，很难返回了。人文学科建设回归经典建设才是发展学科的关键。不要再被西方的人文社会的学科划分牵着鼻子走了。如果说一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史传统还不具备科学性， 不能划分属于自己认同的学科，那民族太悲哀了。我们就真的丧失了阵地。我们要西方的科学精神，不要他们的人文学科划分，因为人文传统的独特性是我们划分自己人文学科的前提。回归引经据典的文史传统，不要再当西方的小学生了。我们能收回香港、澳门，我们也相信能收回自己的文史传统失地。 三、近二十人文科学发展态势与历史阵地 其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又引进了一大批西方人文社科图书，尤其以商务印书馆翻译的西方哲学、历史学等方面书影响最大，在国内形成了当时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新经学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外，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新论及新儒家代表唐君毅、徐复观、牟中三等人学说在学界广为流传。新史学有了新发展，通史方面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采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编的教材为主，断代史、专题论文成为新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就隋唐史研究为例，有吕思勉、杨志玖、岑仲勉、吴枫、韩国磐、沈起炜、乌廷玉、王仲荦、唐长孺等学者的论著。论文有个人论文集类，就隋唐史专题研究有岑仲勉、吕思勉、郭沫若、缪钺、韩国磐、汪篯、金宝祥、卞孝萱、赵克尧、宁可、黄永年、胡戟等学者的成果；集体性论文集类，隋唐史方面有唐长孺、宁可、田余庆、史念海、郑学檬、胡戟、朱雷、马驰、杜文玉等人主编的论著。 其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刘小枫为代表的西方学说阐释派，推动了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研究，多所高校纷纷成立了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宗教研究中心，佛教、道教研究也盛行起来。史学领域专门史研究兴起，主要表现在文化史、制度史、学术史、社会民俗文化信仰方面。制度史方面，如白 纲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萧克主编《中国文化通志》、徐连达、朱子彦《中国皇帝制度》、任爽主编《中国典制考》、韦庆远柏华《中国官制史》、李玉福 《秦汉制度史论》、张国刚《唐代官制》、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杜文玉 《五代十国制度研究》、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杨珍《清代皇位继承制度》等。文化史方面，以陆键东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及系列陈学研究成果为代表，将陈寅恪在文化史中的巨擎地位凸现出来；同时文化人类学是文化史兴起又一重要表现，其代表人物大陆有费孝通、葛兆光、叶舒宪、常金仓、台湾王明珂，他们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文本及历史生活现实遗存进行新的阐释。学术史方面，在官方的推动下学术史有了长足的发展，民间也掀起了撰写学术史的高潮。梁启超、钱穆等一流学者的学术史不断再版，同时张岂之、张国刚、路新生、王俊义、桑兵等学术史论著，大大推动了现代学术史发展。关注民间的学术研究普遍兴起，社会民俗文化信仰方面，如李斌城的《唐代文化》、贾二强的《唐宋民间信仰》、吴玉贵翻译的《唐代外来文明》、荣新江主编的《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著名作家冯骥才呼吁各地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得到许多学者及官方关注与支持，民间的民俗、戏曲、手工艺术等都被列为保护对象。 其三，二十一世纪初期开始，以 林国华、林国荣、林国基兄弟三人为代表，他们在系统解读西方人文经典努力把握西方文化精神本质后，用政治哲学书写形式向国人展现一个真实的西方政治文化， 尤其以林国华《诗歌与历史：西方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为典范。文中有返回中国先民高贵政治智慧，以此解决现实与未来中国问题的愿望，预示了这一代人对新旧 “经学”新一轮系统改造的开始。国内还再版和新译了一批西方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方面的文献。另外，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研究也成为学术热 点，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将这方面研究推向高潮。这都为中国政治哲学大发展开辟了道路。史学方面的政治史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余英时、王永兴、田余庆、黄永年、毛汉光、胡戟、谷川道雄、阎步克、孙隆文、张汾田、王小甫、陈长琦、拜根兴等。 三、课程设置与历史阵地 高校历史学院守住历史阵地的关键是科目设置的科学性。我们已经习惯于本科教育开设通史课，很少反思谁能讲授通史课。本来难度最大的课就是通史课。我们的教育则倾向于让年青人担任这类课。年青人因为学术积累不够，他们上这种课就只好学习教科书，多数照本宣科，这也损伤了学生的积极性。授课老师没时间学习原典， 还能要求学生有什么过硬的基础吗？难怪近些年老师们感叹，学生基础一届不如一届。本科要求在降低，硕士要求在降低，那博士教育要求高了也与实际不相符了。 不读原典都读些三四流的教材，阵地丢失也是正常的。 如果今天还认为开设通史课是基础课，我想大学两年时间里学不到什么东西，这十几年发展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一些给硕士开的专业课倒是可以当基础课来开，比如专书学习。通史课目前国内也没几个人能讲，搞些专题讲授倒可以算基础课。没有读一些原始材料及大量相关研究成果，连专题课都不要开。 前一阶段，高校教育讨论一个热点问题就是说讲义派与研究派。一方面高校强调研究，一方面要求老师也要能讲，好象对立似的。出现这种情况，讲义派不是对问题没有研究就能讲得好，恰恰相反，我倒是觉得只有研究好才讲得好，只是他们没有按照学术规范写文章。研究派也许重视研究，但如何将规范的书面语言变成授课语言，这个转换过程没有，就成了研究搞得好，讲课却让学生瞌睡。两者本来不矛盾，不研究肯定讲不好，研究好的还要将成果转化成可以学生接受的。出现两派分别其实是让老师开设的科目有些问题。老师开课的前提就是要老师在相关领域有些研究，老师本人尤其要感兴趣，学生才会受老师感染。教学相长局面才会相成。一 些年青老师会说，我们刚工作能有什么研究。我倒是觉得只要教师本人感兴趣，也敢于挑担子，就可以让他们开课，一边教一边学，师生都受益。最好不要让他们开什么通史课，开了是对老师、对学生都不负责任，给本科生多开些专题课是最有价值的。这样他们才不致于在考研竞争中丢掉优势。我是深有感触，要不是上个研究生，也许到现在只能算个业余的，也许业余都够不上。教科书派培养不了什么素质人才，应试人才也会因所学枯燥无味慢慢也后继无人了。课程科目不改革，我们本科教育必然要丢掉优势。 四、守住历史阵地，回归经典阅读。 在一个谁都可以出书，谁都能够出书的时代，强调回归经典阅读尤其必要。牛顿这样的伟人，都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的成绩。看着没有灵性没有智慧的文章的泛滥，我们不能不檫亮我们的眼睛，看清哪些是有价值有水准的文章。一些人文章论著写了一箩筐，可能还不如人家百十字的文章价值。浮躁的学风已经让许多人跟着浮躁。而大量的垃圾文章，又不断地侵占每个阅读者的阅读空间。拒绝浮躁，回归经典，是匡正学风的关键。让四五流的教材不要占据学生的课堂，让经典的神圣回归课堂，这样我们的学生每天与巨人为伍才能守住这块苦苦支撑的史学阵地。 经典蕴涵着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史学就是求真中推动社会的推陈出新。经典是立身之本、立国之基、国际贡献之源。没有经典的推崇，就必然倒向庸俗的泛滥。只有经典常谈，个体、民族、国家彬彬之风才会回来。上大学时最遗憾的就是连《史记》、《资治通鉴》、《四书五经》都没读过，更不要说西方史学经典了。为了考试过关，每天硬着头皮跟着老师上通史课，原来记的那些时间、地点、人名、事件什么的已经忘了许多。判断学习历史收获与否最主要的来自于培根说的：历史使人明智。学了一大堆教科书后，智慧没有得到，倒增加了许多呆气。现在反思，就是没有读活，本来鲜活的历史，却被教条的记忆遮蔽了。 不接触一手材料学习历史，让我们只能记下别人得出什么结论，很少能判断人家分析正确与错误。通史课更是已经很成熟的意见，本来就没有给学生多少思考空间，何况又是那么厚的教材涉及那么多的问题呢？现在想想，其实那时老师丢掉了阵地吗?通史课阵地大师才能开,这阵地守本来就难。那么今天学生丢掉阵地也是事物自身发展的必然。本科时一位曾经没有拿到学位的学弟，多年后与老师见面聊天时指出了自己当时没有跟老师学到什么。他是自己读了不少书后成长。有时感慨，当年的差生，连本科文凭都拿不到，如今是靠自己读书肯定了自己的价值，他的反面事例让我们对我们的教育应当反思。 五、国学大师与历史阵地学术传承 晚清民国人文学术领域群星会灿,他们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为今天历史阵地的扩展开辟了道路.依据近年国内百花文艺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晚清民国一批国学大师相关评传资料，按照大师们的学术内容取向可分为: 其一，以个体修撰新中国通史及学术史为主要表现形式，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吕思勉、顾颉刚、张荫麟等。另外还有葛陛纶、孙嘉会、张震南、王桐龄、邓之诚、缪凤林、刘师培、朱翌、金兆丰、周谷城、李方晨、陈恭禄等学者的著作影响也很大 。 其二，中体已破，魂已不守，借魂寻“经”成为历史必然。引进西方哲学是寻求新经学的具体表现，胡适倡导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陈独秀、李大钊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两个重要代表，新经学对中国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经世致用的传统精神再次得到贯彻。其三，中西兼顾之新学，主要有三个方向：一个方向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为代 表，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解读中国历史；一个方向以冯友兰、熊十力、柳诒徵为代表，侧重中西“经”的兼融阐释，力图返本开新； 一个方向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为代表立足中国史学文本，借鉴西学，侧重从历史文本具象中发现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以此来整合中西文化，确立华夏民族文化 新正统。 按照国学大师学术思想指向，新思潮及代表人物有：其一，自由主义，主要以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为代表；其二，马克思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其三，历史主义，主要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为代表。 按照国学大师所代表的生存行为态度，还可将新人文学术代表人物分野为如下类型：其一，激进舆论型。由保守走向激进，又由激进走向保守型，主要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为代表。长久保持激进型，主要以鲁迅、顾颉刚、钱玄同、郭沫若、梁漱溟为代表。其二，平和型。可细分三种：修身悟道平和型，主要以马一孚、欧阳竞无、李叔同、熊十力为代表。持守传统平和型，主要以钱穆、吕思勉、陈垣、柳诒徵为代表。中西兼通平和型：主要以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钱钟书、林雨堂为代表。其三，稳健组织综合型。主要以蔡元培、胡适、傅斯年、吴宓、张元济为代表。 因为有了他们,新世纪的中国历史文化才有了传承的源头。中国传统学术最注重传承，连金庸小说里也一再表达了武功门派的传承，这其实也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特质。就以今天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的传承就有着重要来头，我们熟悉的名家史念海、黄永年、牛致功、李裕民、胡戟等先生都是师出名门，史先生曾师侍陈垣，与顾颉刚同撰过古史辨；黄先生曾师受吕思勉先生，是童书业先生的女婿，也与顾颉刚先生有较深渊源，其学更深受陈寅恪先生论著影响；牛先生、胡先生是汪篯先生的学生，汪篯则是陈寅恪先生的高徒；李裕民先生是北大邓广铭先生的高足。还有朱本源、斯维至等一批名家，他们的学生在国内也都有广泛的影响。虽然今天师统已经有别于历史上的了，但史学阵地传承性并没有本质的变化。这些老一辈的学者是国家的宝。他们的道德文章和学业风范通过学生得以传承。历史阵地的发扬光大，依然需要老一代学者的光和热。给后辈创造尊重他们的机会，就是发挥了他们的光和热。这种凝聚学统的办法是扩展史学阵地的重要一环。尊师重道是扩展史学阵地的要道，是史学传承性肯定性的表述，这是对民族传统的认同。 师生生命的传递其 一，学生有颗恭敬的心，是接收、透彻领会老师信息的前提。前些年我接触过中华养生益智功，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弟子要有颗虔诚恭敬的心，老师发出的功，你才 能收到，今天听来好象有些玄，其实其间蕴涵的道理只有得益的人才清楚。它道出了中国文化传承的秘密，谦卑与恭敬的心态是学习道路成长的关键。其二，老师的言传身教。老师不只是课堂上才是老师，课下就不是老师了。老师言传身教中蕴涵的德与行是随时随地的。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没有老师光明的言传身教，就不会有学生品行日进千里。其三，学界掌故是培养学生兴趣的要道。在学界中，学者之间的互动，会形成一个知识能量场，它会把最集中最要害的知识传递出来，真正展现老师何以为老师的具体细节。其四，学生渴望获得知识，应主动追求。老师一般都是诲人不倦的。学生只要主动追求，老师是很难拒绝学生求知的。好学上进，进到哪里，就是走近老师。学生不走近老师，老师的光和热也散发不出来的，教与学是相互促进的。其五，解读老师的生命过程是嫁接学术生命的关键。对老师的了解，是多方面的。了解老师的苦乐甘甜，才越发知道老师有血有肉生命的可敬。老师传播的是生命，不 只是知识，知识只是个媒介罢了。学到生命才是学到了真正的才学。有时老师可能就一个细节或一句话将他的生命展现，让学生受益终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 攻，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老师掌握多少知识不是核心问题，关键在于他给你传播怎样强大的生命 六、治史方法与历史阵地 研究任何问题都需要讲究方法。从事历史研究，首先要相信有普遍历史观念存在，承认 历史是人类合目的、合规律的统一。先哲理解历史的观念是我们前进的基石，如：孔子以中庸思想理解历史实践；马克思以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事物；康德承认人 类有一种非社会的社会性 即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以此来洞察社会的演进轨迹等等，这些是研究人文领域问题的普遍规律。而在人文领域的不同子领域中，又有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