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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学评论中的形式评论，是指对历史著作的体裁、体例、体系形式、语言结构、文采、风格以及语调等等的评论。 历史著作形式之成为史学评论的内容，是由科学研究成果的内容与表述形式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所决定的。科学研究并非是只讲内容而不要形式。任何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都必须通过一定的、适当的形式予以确切地表述，它才能成为一件完整的作品。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统一的。科学的内容应当具有与之相适宜的严谨的、科学的表述形式或叙述方式。同样的内容，载体性质的不同，想像中的读者层面的不同，就要求与之相适宜的表述形式。写给普通报刊或写给公众看的文章，与写给学术性的专业报刊或写给专家学者看的文章相比，在形式上、文风上的要求就很不一样。对于这种不同，马克思非常注意。 1859年5月27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你的军事文章应写得更生动一些，因为你是给普通报纸写的，而不是给学术性的军事报纸写的。根据《泰晤士报》的通讯等等，稍微多写些叙述性的和具有特色的东西，是容易做到的。”在马克思看来，给普通报纸写的文章，即便是谈的比较专业性的问题（如军事问题），但如果学术性太强，不能适合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报纸的性质，那么自作聪明的普通报纸的编辑就“会任意在我们的文章里添一些极其无聊的东西”。[1] 学术作品的性质不同，表述形式也不同。科学性质的著作，在表述形式方面要求非常严肃、科学；这样，可以防止批评者“单纯地随意谩骂”，并迫使批评者以同样十分严肃的态度看待作者对有关学术问题或科学问题的见解。[2]具体到史学评论而言，在进行史学评论的过程中，当然不能只考察历史著作的方法、历史内容和思想内容等的本质性的东西，而粗暴地把历史著作的表述形式排除在评论对象之外。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史学评论实践来看，他们不仅重视历史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历史内容，而且也不忽视对历史作品形式的评论。例如，恩格斯在评论普鲁士元帅格·勒·布吕歇尔的《1793年和1794年战局日志》（1796年柏林版）时指出：布吕歇尔的书虽然“至今仍不失为一部经典著作”，但“修辞欠佳”。[3]而马克思对阿·巴斯提安的《人在历史中》（1860年莱比锡版，第1-3卷）的评论，则通过将巴斯提安的著作与达尔文的《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的比较，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进行了否定。马克思指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相反，阿?巴斯提安的《人在历史中》……试图对心理学作‘自然科学的’说明并对历史作心理学上的说明，写得拙劣、紊乱而又模糊不清。惟一可取的是有的地方叙述了民族志学上的一些奇闻。此外显得很自负，文笔也很糟。”[4] 关于历史著作形式的评论，马克思强调，必须区分历史著作“自在地”存在的体系与“自觉地”存在的体系——历史学家自觉地提出的体系——之间的不同。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之前，往往会设计一个叙述或解释框架，以便赋予自己的著作以系统的形式。但在实际撰述过程中，由于客观历史事实及其进程有自身的逻辑和内部结构，因此最终在著作中自在地存在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历史学家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常常发生背离。还有一种情况是，历史学家把自己的体系外在地强加于客观历史事物及其进程本身，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用自己的体系去修整客观历史事实，而不是让客观历史事实来修整历史学家预设的解释体系。正如陈寅恪在评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时曾经说过的，“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5]。马克思在评论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时，就隐晦地指出了拉萨尔著作在形式方面存在的这一不足之处。马克思指出，赫拉克利特的体系确实存在，但这个体系在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只是‘自在地’存在，而不是作为自觉的体系存在”。拉萨尔却把它作为“自觉的体系存在”来看待，把尚处于模糊观念阶段的辩证法当做高度成熟阶段的黑格尔辩证法，这在形式上就是犯了以自己的主观建构去剪裁客观历史事实的严重失误。马克思在信中对拉萨尔说：“即使在那些赋予自己的著作以系统的形式的哲学家如像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6] 可见，指陈历史著作在形式上的不足之处，是史学评论所应完成的一项职责。因为对于诸如思想史之类的研究而言，思想史著作在形式上的不足，正表明了思想史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客观地存在着的阶段性特点，同时它也反映了著者本身思想上的不成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评论对于历史著作形式的评论，其实也就是对历史著作内容的评论。 在“主要地只是一些形式上的不足之处”中，马克思对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的批评还包括：他委婉地指出了拉萨尔有剽窃的嫌疑，即把他人的希腊语文学研究成果据为己有，而不说明材料的来源。马克思说：“我不理解，你在百忙之中怎么能有工夫把希腊语文学掌握到这样的程度。”[7]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史学评论实践中，形式方面的评论往往是他们进行史学评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评论（包括史学评论）经常是从对评论对象的形式的评论入手，进而分析评论对象的思想内容和历史内容的。最典型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舞台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以书信的形式对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所作的评论中，他们一致地遵循从“纯粹是形式问题”到思想内容分析与历史内容分析相结合的学术评论路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在形式方面最明显的缺点是没有严格地按照韵文的要求来写剧本，这表明拉萨尔还没有真正掌握韵文所必须的韵律。马克思指出：“……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恩格斯则指出：“在韵律方面您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这给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就眼前的这个剧本看来，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在思想内容方面，拉萨尔想通过“构想的冲突”，亦即济金根“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来表现“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但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所选择的主题并不适合于表现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根本原因在于拉萨尔对中世纪晚期德国的历史缺乏深入的研究，因此他只能把济金根的覆灭归因于济金根的“狡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实的德国封建关系解体时期的历史完全不是这样的。马克思说：“他（济金根。——森按）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在济金根……同诸侯作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因为，济金根一类的历史人物虽然“自以为是革命者”，但“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恩格斯则指出：“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 在恩格斯看来，“当时广大的皇室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必须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一情况，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运动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以济金根为代表的“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的“国民运动”与以城市平民和农民（特别是农民）为主体的“国民运动”之间的“悲剧性矛盾”，事实上“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在这个悲剧性的冲突或矛盾中，农民的反封建运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拉萨尔的剧本中，像济金根这样的作为垂死阶级的利益和已经成为历史垃圾的旧制度的代表的“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却不恰当地占去了拉萨尔的“全部注意力”，作为真正革命的阶级的代表、在剧本中“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的“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反倒成了一种陪衬。简言之，拉萨尔在处理剧本的历史内容时，“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这样，在思想内容上，拉萨尔也就不可能“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作为一部历史剧，拉萨尔的剧本由于在历史内容处理方面的严重失误，特别是不能正确地把握住封建关系解体时期德国历史的主流，致使剧本在思想内容方面“很少有价值的东西”。 拉萨尔虽然想表现1848-1849年革命，但他选错了借以表现的对象。因为真正能够表现德国封建关系解体时期历史主流和革命精神的是当时作为“国民运动”一部分的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所发动的反封建运动，即由“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所发动的“反对诸侯的运动”，特别是其中的“农民运动”。而像济金根这样的历史人物，恩格斯指出：“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花子般的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8]也就是说，这种历史人物不应当成为这部历史剧描写的重点对象。 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虽然是一部历史舞台剧，但除了“从美学观点”所做的评论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观点对该剧本所做的“坦率的”评论，对于一般史学评论无疑具有方法上的丰富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