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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思辩不发达的民族在遇到思辨发达的外来文化的时候，其心灵秩序很容易被外来的东西摧毁，而这进一步会动摇民族的政治与社会秩序。雅典人对于智术的破坏作用有着深切的体会。在智术的影响之下，宗教虔诚是首先消失的东西。而当宗教虔诚消失，政治的公共性也风雨飘摇，人人各为其私，乱世即将降临。当罗马人接触希腊之后，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摧毁迦太基的Scipio Africanus是个希腊文化的爱好者，在他执政其间, 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强大冲击。老加图就在这一时刻力挽狂澜，努力捍卫罗马人自己的传统。老加图对罗马人的生活作风作了一系列的重新规范，其中比较极端的一件事就是把罗马城里的希腊哲学家们“礼送出境”。这些做法其实都是防御性的，只能解一时之困。老加图更值得称道的政治行动其实是他自己的写作。他通希腊文，在参考希腊文学的基础上，他写成了自己的关于农业的拉丁文著作。这是为拉丁文立法，为民族的语言立法，也就是最深沉地为民族立法。通过自己的写作，使得民族的语言强健起来，具有与希腊文化对抗的能力。如此，在一定的时候，罗马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开放国门，无需担心他们的心灵与社会政治秩序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因此，虽然人人都说老加图都是死榆木脑袋的保守派（普鲁塔克算是写得比较中肯一些，但作为希腊人，他的笔调里还是带着一点揶揄的成分），我却要赞美他的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华夏的先例来比照，老加图可算得上唐宋时的儒家先贤们，面对佛教的强大影响，忧心忡忡。一边是排佛，一边是自己“出入佛老”，寻觅应对之策，并在最终完成了儒家思想体系的自我更新。当然，相比唐宋先贤，老加图并不算成功，毕竟罗马人的文化底子太薄弱。但不管怎么样，在老加图之后，罗马人终于还是发展出了相当可观的拉丁文学，从老加图到西塞罗与恺撒，到维吉尔，李维，普劳图斯，奥维德，塔西陀，罗马人建立起了思想上的自尊。他们的思想更有思辨力了了——或许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希腊化”了，但罗马人完全可以有根据地说，这些变化是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横空移植过来的。他们的历史与自我认同是连续的。 联系国朝正在谈论的“通三统”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说，老加图是罗马人中“通三统”的先驱者，而西塞罗则是集大成者。西塞罗理解老加图不仅仅是保守，而且是积极进取和图变的，只是这“变”却被他隐藏得很好。西塞罗自己有何尝走的不是这条道路呢？他做的事情不是直接去捧希腊的经典，而是自己消化那些经典，然后自己来写经典。这写作本身就是罗马传统的生长。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对罗马人的“共通感”（common sense) 保持着敬畏。在一定程度上，维吉尔和李维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们的写作汲取了很多希腊的因素，但都在呼唤着罗马传统中某些强有力的因素的复兴。 后世对“共通感”的阐发比较到位的是维柯。在其著作中，维柯若干次在希腊人前面为罗马人辩护，捍卫罗马人的“共通感”（这条线索，我是通过阿伦特知道的）。在其文字背后，多少还能看到一点老加图的影子。 最明显的对老加图的模仿似乎发生在卢梭身上。《论科学与艺术》以及《致达郎贝尔的信》看起来确实就像一个死硬的保守派对于所谓文明的奇技淫巧的攻击。或许在百科全书派看来，卢梭就是老加图第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卢梭从表面上看很像老加图，但从根子上，或许最不像老加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