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知道古雅典城邦的奴隶主民主制，其民主程度在人类早年业已何等辉煌。对此，先哲柏拉图曾从反面，即诋毁它的方面描绘过。 我不知怎么，想眺望先哲生逢的那一梦幻般的时代。这或许因为黑格尔给予“人”的定义，人即“是人的历史。”故而人有一种“眺望”的天性，或说一种“寻觅家园”的情结。当我远眺那块诞生了雅典娜女神的土地，及那座“处女的房间”帕特农神庙，的确像望见我自身的历史。 也许这是一种不自知的企盼或说希冀，我就如同望见与之年代大致相同的老子、孔子、庄子，如同我冥思着孔子的“仁”学，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形而上学，还有庄子的那只“鲲”化而为鸟，扶摇直上九万里天空的翱翔。是的，这些人类早年为自身命运所做的种种探求和尝试，就像克利斯梯尼的那样一枚“陶片”或是“贝壳”，抛向了东方这片土地。 是因为这些我睁大叹羡的眼睛，看见先哲柏拉图着一身雪白的宽松的长长曳地的袍子，他那样得天独厚地成为那块疆域上的一位只须认知永恒不变的实体知识的“爱智慧者”。他那样无拘无束地散步于比雷埃夫斯海港，望着那一望无际的舰船之繁荣，被海风轻轻地吹着。他走进那建筑宏大的迪奥尼苏斯剧场，观赏着悲剧诗人们的诗剧。柏拉图走遍希腊化时代的所有的城邦，从爱琴海到弟勒尼安海，从伯罗奔尼撒、克里特岛到亚平宁、西西里岛，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国家政体，寡头政治、僭主政治、斯巴达的荣誉政治，包括他故里雅典的民主政治，无不在他贬斥否定的视野中。他惟独首肯于贵族政治，但是事实上那亦不能令他满意，因为他所看到的所有贵族政治又无不是寡头独裁统治。有人问他：“那么您认为当今的城邦统治，哪一个符合您的哲学呢？”柏拉图回答：“一个也没有。”先哲柏拉图尤其对民主制诋毁甚烈。我默默揣度这个中情由，是否因先哲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处死，致使他忘记公允和宽容，雅典那一时段的民主派恰逢“三十暴君统治”刚刚结束，而难免余悸未消地产生的幼稚和错误。或因先哲自身出身贵族，使他相信有必要编造一个“神用金属材料造人”的谎话。先哲自己也承认这是个编造的谎言，但它却是为了一个真实的永恒的善的目的。先哲相信惟有用金子（而不是用其他金属材料）制造的人———即贵族中的优秀分子，才具备条件和可能性，成为永远热爱永恒不变的知识的人，即哲学家，作为“卫国者”，能够以他的理性抵达“善理念”。在那里，他不仅具备最宽广的胸怀和品质，具备勇敢、智慧、节制、乃至正义的德行，而且他会抛弃所有的私有财产，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可作为公有。 是的，先哲柏拉图是基于这种更高层面的人性企盼，来否定现存的一切政体的。这样，那层蒙在历史视觉前的人性乌托邦颜色，便难免使其产生审视的迷茫。 先哲确未料到，人类在他身后竟是那样波澜壮阔而无可遏止地走着古雅典的道路，那样天然合理地选择了那一自身命运的形式。这是因为，惟有它符合人的自由本质！ 我不禁渴望地遥望那段路！ 那么早，从公元前七世纪初，那里的爱奥尼亚人（还有其他种族的人）尚在氏族贵族统治之下，或许就已经意识到“公正”，甚至还有“民主”这样一些朦胧的字眼，对于人性、人之生存的不可或缺。于是便有了一部有望走向公正的德拉古法典，尽管它是严酷的，但毕竟民众知道了法律是什么，不再仅由统治者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时候，人类幸运地呼唤出这样一个名字———梭伦。梭伦是一位好心肠的将军，于公元前５９４年做了雅典执政官，虽然他自己是个富人，却同情贫民，期望得到公平。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用他漂亮的“哀体诗”，试图书写人性、怜悯、平等的可能性。正是他拿出了极大的勇气，一举释放了所有的债奴，并废除了一切债务和有关土地的人身抵押，而且禁止了将来的一切债奴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把公民权利，按财产拥有划分等级，尽可能扩大对它享有的范围。 就这样，不出百年，期间虽然还经历了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统治，但雅典便诞生了一位堪称人类“民主政治之父”的人物，那就是克利斯梯尼。是克利斯梯尼把公民权扩大到平民百姓之中，扩大到人心意愿的范围，发给陶工、织工、瓦匠、农夫、水手每人手中一枚“陶片”，是这枚陶片决定那“五百人会议”、“十将军委员会”之每一位官员是当选还是被罢黜。 包括克利斯梯尼本人也可被这枚陶片流放。 我遥望至此，不禁想克利斯梯尼所做的，不正是回答了苏格拉底的那种“精神助产术”式的提问吗？———“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谁应该来修理国家这只船呢？ ”当然，先哲柏拉图也想如此“助产接生”出一个新生的理想婴儿，但那不正是它吗？又经历半个多世纪，几位民主派领袖的奋搏，有的被贵族派诬陷，亡命国外，有的遭遇暗杀，且在希波战争的战火烽烟之中，这一婴儿却成长为一个“年轻人”，终于迈入了至今为后世仰慕的伯里克利黄金时代！它对于整个人类历史都不啻为一道梦幻般的彩虹！伯里克利出身贵族，却力主扩大平民阶层的权利。他与他的前任尼菲阿尔特携手合作，极力限制贵族会议特权，扩大民众会议和陪审法庭的权力。前任被刺杀后，伯里克利又于公元前４４４年出任首席将军。可以说，后来雅典的辉煌，都是在这一时期成就的。 然而先哲柏拉图，却是这样描绘过这个“年轻人”的成长。说他从他的“寡头政治的父亲”那儿分离开来，而尚不如那位父亲。那位父亲虽然只知聚敛钱财，但并不奢侈放荡，尚具有一定节制的德行。而这个年轻人，则在那种未见过大世面的贪财、吝啬的环境里被培养出来，却连其父的那点节俭、节制的品德也丢弃了，他挥霍耗尽财产之后浪迹社会，和那些底层的粗暴狡猾之徒，即那些游手好闲又穷奢极欲，又尝到吞食别人所酿花蜜甜头的“带刺的雄蜂”，搅混在一起，于是，寡头思想就从这里转变为民主思想。 坦率地说，我不相信先哲的这一描述，不相信人类历史上那束最光焰四射的思想之花是其所说的这样绽放的。先哲还说，当那些“雄蜂”最初占领这个年轻人的心灵堡垒的时候，发现里面空无所有，没有理想，没有学问，没有事业心，因而那些“虚假的狂妄的理论和意见”便乘虚而入。 随后，这个年轻人就“建立起各种欲望、快乐的平等。依次轮流、机会均等地轮到哪种欲望、快乐，就让哪种欲望、快乐得到满足。”柏拉图对其谴责最激烈的一点就是，说它所追求的极端自由是导致僭主政治的一条粗壮的树根。然而我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出认同这一点的理由，相反看到，即使古雅典的僭主，庇西特拉图以及他的儿子们所建立的僭主统治，也要比其他国度疆域上的皇权暴政好得太多了！我想这恰恰因为一块已被民主意识浸润过的土地，即使再遭烈曝荒旱，其情形也不会同于一块荒漠！事实上，伯里克利之后不久发生的“三十僭主统治”，仅仅维持了八个月，就又被民主派推翻了。这暴政也并非“民主自由”导致的，而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入侵雅典的斯巴达人扶立的大贵族寡头政权。 至于先哲所列举那种种“极端自由”的事例和指责，在我听来就像说着一种“反语”，的确是从反面对它的赞美和描绘了。比如说：在这种城邦中，凡当权者像老百姓，老百姓像当权的，这种人无论在公私场合都会受到称赞和尊敬。在家庭中，没有父尊子卑，只有平起平坐。在国民中，外来的依附也认为自己与本国公民平等，本国公民也自视为平等。还说：你看买来的男女奴隶，与出钱买他们的主人同样自由，更不用说男人与女人之间是完全的平等和自由了。还指责道：城邦所有的公民，不加区别地享有完全同等的公民权和做官的机会，“抽签”决定官职。城邦到处充满着行动、言论的自由，随心所欲，甚至这种自由还惠及到家畜、动物的身上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过日子的计划，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啦！”我虽知西方史书那样卷帙浩繁地记载着伯里克利时代的辉煌，但看到先哲这样说，我仍不禁睁大了震惊的眼睛，怀疑古雅典真的是这样么！ 是的，希罗多德、修昔得底斯，这样著名于世的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史书，都无不是诞生于这一时代。那本或许已为柏拉图捧读过的《雅典奴隶主民主宪法》，也是这个时候最后完成的。先哲柏拉图能够创建他的亚加德米学园，自由地招纳门徒，讲学著书，发表任何诋毁民主制的言论而不会身遭叵测，也都得惠于这一时期。此时这一“年轻人”的成熟几乎无可挑剔。至于“抽签”，那的确不是什么好方法，有可能被品行很坏的人抽去，但是它却开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宽泛的平等、人权及人格尊严！包括伯里克利在内的十位将军，虽不是抽签决定的，但也是由每年一次的城邦全体公民大会投票选出，或者罢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