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 要 ] 历史学必须重新论证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因为一方面，客观性并不是排斥了主体的客观性，而知识的本质却决定了它可以成为一种普遍性，另一方面，对个别的关注并没有构成历史学的学科本质，因为对于任何一种知识而言，那使它获得自身意义的那一些被区分的个别秩序，都是它存在的根本。“历史性的个体”实质上是个体的历史意义的问题。历史是一个整体的判断体系，一个赋予意义的体系，也是一个赋予存在的体系 。 [ 关键词 ] 个别性 历史学 历史主义 如果历史学不再关注个别，那么也就不再有历史学，如果我们以为自己能够构造出一种剥离了个别的演化，那么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已经赋予了那些被命名为一般的概念以个别的属性，而在结构化时间的幻象中消解了一般，因为，作为过程的时间性的表述，就已经蕴含了个别的存在。 因此，把利用规律来消解事实的企图从历史学里驱逐出去，这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历史主义的丰功伟绩，虽然它也引来了把事实消解在主体里的企图。文德尔班说：“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学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1 历史学与个别性的这种亲密关系，事实上是人们长久以来的共识。问题是在于，为什么历史学必然地关注个别的事实？如何理解历史学对个别事实的描述的性质？描述个别事实的价值何在？个别的描述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在这些描述中普遍方法的运用和历史解释的性质？ 我们已经看到了，通过个别化方法的提出来解答这些问题是一种徒然的作法，因为个别化根本就不是一种方法。那么，又应该如何来论证个别的事实对历史学，以及历史学对于全部知识的合法性？而当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在今天被全面置疑之后，历史学甚至被一些人只是当作一种叙事形式，这实际上也表明了，单纯地强调历史学与个别的关系，并无助于让历史学获得知识的地位，因为艺术同样也可以是对于个别的“亲切摹写”，而当李凯尔特努力区别历史与艺术时，他唯一的理由其实就只是历史学同时还受到真实的无条件束缚，然而在后来的主体性理论的冲击下，希冀他的这种信念还能传染给每一个人就成了一种奢望。脱离了客观性的历史学也就丧失了它作为知识的全部资格，因为一种知识如果不能是普遍的就不是知识，一种知识如果不是客观的就不会是普遍的，那种意味着“ 历史学家们认可对历史现象的特别历史处理更需要的是‘文学性'，而不是‘科学性'” 2的“向叙事回归”的号召，其唯一的目的就只是让历史学回到作为可有可无的现象记录的古代去，而不是作为经验学科的一种重要形式继续存在着。 那么，应当怎样理解历史学这样一种知识的形式？怎样论证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的价值？历史学是经验学科的一种重要形式，并且在以经验研究为本的科学理念中，它实质上也已经对我们的人文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的，所有那些攻击历史知识客观性的理论也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任何一位仔细审视过这些理论的人都应该能够感受到它们比通常坚持客观性立场的观点更具有理论的内涵，然而，这实际上却是由于关于历史知识客观性的理论并没有对此进行足够的反思和重构，因为它们似乎本来就是无需证明的。人们似乎已经满足于“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样的理解，同时热衷于以“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这种命题形式来开展讨论，然而这样的命题其实却是对历史学绝大的侮辱。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学科，历史学对于我们的认知来说是一种先验的学科形式，它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附翼于科学或者艺术之下，如果说历史学至今还不能很好地阐明自己的学科性质，难道说科学和艺术就已经获得了明晰的阐述？历史学在研究方法和自我定位上的摇摆，根源是在于历史学未能合理地论证自己的学科价值。 毫无疑问，历史学必须重新论证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因为客观性绝对不是排斥了主体的客观性，也决不是我们想当然中的那种无需论证的客观，而人们习惯性地用来反驳历史客观性的理由正如波普尔所言，其实却是包含了对科学很大的误解 3。事实上是，一切认识都是主体中的认识，无论它是不是科学，认识的确只是一种简化，而知识的本质是在于它是可以成为一种普遍，但普遍的本质却不是绝对的，而只是一种公共的实在，因为，一切实在都只是公共实在，只是自然科学由于它所依存的认知体系而轻而易举地达到整体公共，而人文学科则远没有如此的幸运，然而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否决了历史学的自卑自怜，因为这种自卑其实是源于对于科学的错觉。 在另一方面，历史学诚然更为执着于个别知识的认定和描述，并以此对立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个别的关注构成了历史学的学科本质，因为任何一门非理论学科都不会把个别仅仅视作普遍理论的例证，一座桥梁的个别性对于建造它的工程学人员来说决不逊于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人物，而就理论学科而言，哲学同样关注的是普遍而不是个别，但它显然与历史学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是理论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执着于个别，但这也只是就可以应用于它的个别而言，因为任何一种理论也是由一些个别的理论成分组成的，这些个别则是它不可能不执着的部分。凡是存在了的，就都是被区分了的秩序，而秩序本身就已经论证了一切被区分了的个别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除非它不能被区分。因此，对于任何一种知识而言，那使它获得自身意义的那一些被区分的个别秩序，就成为它存在的根本。于是，就历史学而言，它关注的当然是个别，然而正像几乎所有的历史哲学家都论述过的，不是所有的个别都是历史所关注的，那对被历史所关注了的个别的选择就产生一个“历史性的个体”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全部真谛就在于：任何一种对历史的表述必然都努力去关注那所有让其所表述的历史获得意义的个体。狄尔泰说：“只有通过个别组成部分对于理解这种整体来说所具有的意义，人们才能理解某种生命所具有的联系状态”， 4个别是由于处于整体联系中才获得了它的意义，因此，我们关注历史的个体，不仅因为历史总是关注着个体，还因为我们在关注着这一个体所加入构成了的历史的整体。一段历史，一个被观察的历史的整体，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个体，历史的本质在于它是一段被赋予了意义的过程。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确是由于关注了意义才关注了每一个的个体，关注着它的历史，也因为这个原因历史才关注着个体，因为历史是作为一种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它总是相对于一个现在，而这个现在实际上就意味了一个主体判断体系的存在，因此，历史在本质上必然是一种主体导向的对世界的理解形式，一种价值赋予的形式，而与作为一种认知形式的时间构筑在一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就是主体性的、思想的、因人而异的。因为历史同时是一个赋予存在的体系，历史赋予了存在，也赋予了供于科学研究的足够有效的事实，同时，它自己还自主地产生作为经验的整体判断，而整体判断实质上被人们在生活中普遍地运用着，以至于常常把它和规律混淆在一起。事实上，作为赋予意义体系的历史与作为赋予存在的历史在西方和中国获得了不同的强调，西方的解释传统决定了他们更多地是从后者来思考历史，从而由于客观性问题的怀疑反而认同了前者，而在中国则恰恰相反，中国的传统史学是迥异于西方解释性史学的意义史学，它作为一个意义体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它也毫不怀疑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从而中国传统的意义史学的理论预设反而是在于它是把历史视成了一个赋予存在的体系，于是才有了史籍的汗牛充栋。因此，历史作为一个意义赋予体系的前提是它首先是一个赋予存在的体系，对于主体性思潮而言，历史作为事实的资格被剥夺了，历史被定位为只是一个赋予意义的体系，那么实际上历史也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而在古代的中国，历史不仅赋予那些个体以存在，并且它还因此成为合法性的根源，于是就有了中国的“可以亡国不可亡史”。 那么，历史当然是完全不同于艺术的了，任何一种从历史的写作过程和意义本质出发把历史理解为艺术的都是无稽之谈，因为历史赋予存在与事实，而艺术赋予美，历史是一种主体导向的客体认知形式，而艺术是一种通过秩序共振达到对美的传达的主体的存在形式。人们可以绘声绘色地描绘一段历史，可以用想象来丰富他所不知道的细节，也可以有错误……但只要他是有意地制造和陈述了错误，那么他所陈述的就不再是历史。就像有意杀人是犯罪而失手杀人则是过失一样，意图虽然难以捕捉，但它却决定了实质，也在实际上划分开了罪犯和守法者两种不同的群体。我们可能会为判断一件作品能不能视为历史著作而犹豫，但我们绝对可以清楚区分开历史学和文学及艺术这两类的作品。 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第一职责便是它必须确定所有那些以往的事实，从而进一步地在一个整体的过程中赋予它们以存在的意义。狄尔泰说：“建构历史世界所需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利用批判和解释，对人类有关自己的那些混淆不清、而且经常是讹误百出的记忆，进行加工提纯工作。” 5确定史实的工作不是一件无法进行的工作，而且也决不是徒劳的，任何经验学科的研究都必须从事实开始，而任何一种对事实的赋予都将转化为历史，而最终通过历史成为公共的资源。在很多事实的细节和解释上历史学的确陷入了争执，但如果认为这些也许永远相持不下的争执就瓦解了历史学的客观性，那么实际上是由于客观性首先被误解了。对于历史学而言，它的客观性的有效性是体现在，虽然有着那么多不可能获得全部人认同的不同表述，但依然有大量的存在由于它的表述而获得了一致的认可，并且它所要表述的存在大多数也的确具有获得有效的整体公共的可能。实际上，既然存在是通过公共认同被赋予的，那么所有认知体系之间必然的互动也就必然指向了一个整体认同的体系，而任何一种事实的有效性都只存在于一个给定的体系中。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那种因为历史学肩负赋予事实使命而把历史学理解为科学的观点是错误的。也许作这种理解的初衷是为了赋予历史知识以知识的地位和价值，但其实效果恰恰相反，它不但只会因此引来历史学不是科学的攻击从而激活了这一理解本身包含了的自卑，而且实际上也等于承认了即使历史学是作为科学存在，它也只是一个科学的奴仆，是专门为那些研究规律的科学贵族端茶送水的奴仆。历史学从事确定事实的工作，但这决不是一种科学领域的工作。科学的确也只是一种确定事实认知事实的方式，但这不等于说一切确定事实认知事实的行为都是科学行为。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能确定事实，他也就不能区分和认知任何存在，我们从一出生开始，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确定和区分无数的事实，但不等于我们存在的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科学研究。因此，科学就只能是一种认知现实和确定事实的特殊方法，一种按照特定规则开展的认知方式。那么，科学是什么呢？首先，科学的涵义不等于分科治学，区分是认知的开始，因而科学也发展了区分，但很显然，科学却不等于区分，那等于说科学等于确定事实，并且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方式，是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学科内部意义上的。其次，科学不等于如证实原则、实验方法等等从其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操作出发的原则，科学发展了这些认知规则和手段，但决不能用它来定义科学，因为对任何一种事物的本质的认定都不可能由它所发展了的秩序给出，因此，那些从这些角度做出的对于非科学的攻击却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狭隘无知。最后，科学也不等于普遍规律代表的普遍方法和理性思维，它运用着普遍规律，推崇和生产普遍规律，但它并不抛弃个别，那些对于个别事实的分析、观察和技术运用的学科同样也可以是属于科学的领域，而且，并不是全部的普遍规律都属于科学，理性并不代表科学，因为首先哲学就不是科学，哲学是另一种独立，但哲学绝对是理性思维的产物，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区分出个别，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知道区分出一般，一个无法从个别中区分出一般的人也就无法记住任何的个别，人先天地具有理性，但科学却绝对是一种被特定地发展起来的认知方式。因此，在否定了上述的种种对科学的曲解之后，这里提出的对科学的一种理解是：科学是从纯粹客体角度出发通过追溯存在的最深层结构秩序来分析掌握一切存在的内在秩序从而实现对动因的控制而把握一切客体的认知方法，因此科学的首要任务是客体本身的内在结构秩序认定，它通过追溯一个金字塔式秩序体系的方式来超越现象获得普遍联系，从而获得对应于这一体系的一切存在的结构的本质构成，然后依据这一结构控制动因，从而控制存在，因为这个原因，科学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其实质是它是发掘和控制力量的源泉。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科学在自然界和人文世界会有不同的适用性，因为在自然界，动因已经被固化于结构中，好比那些被封装的程序模块，知识因此也具备了像货币一样的流动性，成了一种自由要素，而自由要素正是现代社会的本质所在。人文世界则完全不同，因为精神和生命是一种自由动因，它永远不可能被固化于结构中，黑格尔说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这是无可疑义的真理，因此，在人文世界中，个别永远不会被消融在一般和结构中，个别永远可以是人们动情描述的对象，个别谱写着历史，谱写着价值，价值是动因永恒的勋章。 因此，如果我们要认识这个和我们有关的世界，我们就永远要面对历史，永远要面对那些个别，面对那个充满意义的世界。因为科学的结构并不能让我们推导出和掌握这个人文世界的全部，而一切个别事实却永远是在历史中被赋予。我们诚然可以在这一事实学科中运用普遍和发现普遍，并且成为那些普遍性研究的根本立足点，然而科学研究的结论虽然可以运用于历史，历史研究的普遍结论也可以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历史学自身却不生产科学，它只提供那些作为人类智慧的整体经验，而它实际上有着比普遍规律更广泛和直接的应用。历史的本质，就只是一个赋予存在的体系，一个赋予意义的体系，历史是一段被赋予了意义的过程。 ( 本文节选自拙文《论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全文见《史学前沿——历史与当下》，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 ) Individuality and History Zhuo Li Abstract: History must demonstrates objectivit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gain. For, on the one hand, objectivity does not exclude subjectivity, moreover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means that it is always general in any degree. On the other hand, the attention to individuality does not decide the nature of history, for, as far as any kinds of knowledge, it's fundamentality is those differentiated individual orders that make them get meaning of themselves. Key words: individuality; history ； Historicism 作者简介： 卓立（ 1976 －），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04 级博士生，师从胡逢祥，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史学理论。 1、[ 德 ] 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 [A] ，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 [C] ，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2、[ 美 ] 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学是艺术还是科学？》 [A] ，一文为回应伊格尔斯 [ 美 ] 《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学：对海登 · 怀特历史学方法的反思》，陈恒译，见《史学前沿――书写历史》 [C] ，沪，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 3、参 [ 英 ] 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 [M] ，何林、赵平译，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83 － 86 页。 4、 [ 德 ] 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 [M] ，第 57 页。 5、 [ 德 ] 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 [M] ，第 109 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