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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公民兵由于频繁的征服战争导致的破产难乎为继,马略的军事改革已势难避免。公民兵制度的瓦解,使罗马公民失去了保卫城邦制度和自我法权的现实力量,一个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为公民法权,为整个罗马作战的职业军人集团形成了。共和国为自己的民主政制,全体公民为自己的独立法权,招募了一批又一批掘墓人。 苏拉的军事独裁紧接着宣布了强权专制的合法,宣布了内战必然断送罗马。谁向军人许诺了更丰厚的酬金,谁更有效地控制了军人,谁就注定要主宰罗马。当罗马公民把保卫自己的独立法权的权利交付给职业军人集团的时候,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比把立法权交给元老院,把行政权委托给贵族执政官,而只把武器留在自己手里要坏得多。保卫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依凭着城垣来保卫法律,法律终究会堕落成为一纸空文。罗马公民从此再也不会有撒向“圣山”的运动——那样的撤离本身是向公民法权迸发。撤离现在已名符其实地是放弃自己的权利阵地,直至最终消没自己的一切法权边界。 苏拉进攻自己祖国的旗帜上书写着一个神圣的口号“拯救祖国,使它不受暴君统治”。但正是在这个神圣的口号下,苏拉军队一举攻破了罗马公民政制不可侮慢的骄傲。凯撒弘扬了苏拉的事业,尽管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但这已经是对共和国最后一份虚假的祭奠。奥古斯都的元首政制已是一个预定的结果——因为人民已经一再放弃自我的独立政治法权,不愿再忍受为捍卫它而必须付出的惨重代价,也早已失去反抗奴役的力量,而且他们内心渴望和平——哪怕这个和平在根本上是一个屈辱的和平。 罗马无可奈何地妥协了,尽管屋大维暂时还不敢触动它那根深蒂固的庄严外表,而且士兵们也暂时止息住了罗马人杀罗马人的血腥游戏。但屋大维为他们的杀人和不再杀人支付了报酬,正象元老院不得不为“罗马和平”向屋大维支付“奥古斯都”作为报酬。罗马公民开始了以原则作为代价的交易,直到蛮族的进攻宣告这种交易终场。 共和国早已开始溃烂,奥古斯都挽救了被内战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共和国,同时抽去了使共和国成为共和国的根本原则,还给她一个没有生命的躯壳,奥古斯都发明了新的政治制度即使没有公开抛弃共和国原则,也已经把后者贬低为一种政治装饰品。执政官、公民会议,元老院,一切让人想起共和时代的制度形式和机构仍然存在,但屋大维贯注其中的内在制度,那个真正不可触动的原则,则是以威望、强权和慈善共同构筑起来的专制。共和时代遗留下来的权力机构和制度形式现在不是对人民负责并直接体现人民权力的共和国的制度,它的存在理由和存在功能都同样是对共和制度原则进行拍卖——只要罗马公民和罗马化生活还没有完全放弃共和政治的原则,这样的交易所便决不会结束自己买与卖的使命。 屋大维在形式上放弃了执政官的地位,并且拒绝独裁官称号,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军队最高统帅这一职位。专制作为强权,它的最温文尔雅的形式也许是至高无上的威望和人民对专制个人的神性崇拜。而最能够表达其实质也最有力量维护它的,则是以剥夺生命为公开职业的军队。 厚待军队是罗马帝国所有皇帝依照专制权力的本能,亦即其最高原则所奉行的一贯政治战略。军队不是罗马公民的军队,公民权在这里沦落为给予全部士兵的可耻贿赂。塞维鲁军事改革的全部用意,即是进一步贿赂士兵,并且只信赖接受贿赂的士兵为帝国政权的支柱力量。 卡拉卡拉颁布著名的“敕令”,则是发扬光大了乃父的事业,既把"公民权"作为对全体自由居民的贿赂,又把由这种贿赂收回的报酬——更充足的赋税——拿来加重对军队贿赂的硅码。卡拉卡拉敷令对公民权的普遍授予,表明罗马公民权真正的法权内涵已经被彻底抽空。它的普遍授予公民权,即是普遍剥夺公民权。 到此为止,戴克里先公开的君主政制已经不可能遭遇到任何真正的抵抗——卡珞斯没有请求元老院在形式上的批准便公然就任元首,已经传达出共和制度不再抵抗的消息。戴克里先号称“多米努斯”（主人）,表明他再也不想也用不着掩饰对全体臣民的主宰者身份。“四帝分治”根本不是效法古代执政官那种便于人民控制的分权,而只不过是出于戴克里先清醒的现实主义考虑——确保一个力所能及的专制统治范围。 皇帝及其宫庭集中了帝国的一切政治权力,包括长期羁留于元老院手中徒具形式的批准权。元老院管理的行省也被归并于皇帝直辖的行省之内一-帝国从此统一于皇帝的最高行政命令,不再有任何得以分离行政权利的土地——如果我们把另外“三帝”视为戴克里先的私人封臣。军队的改革集中表现为隶农化和蛮族化的显著进展。卡拉卡拉使所有自由人变成了所谓“罗马公民”,公民权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沦落为被帝国承认的不同于隶农的“自由”。军队的隶农化和蛮族化使得保障公民仅存的“自由”的权利也从公民手里失落了。最后一点可怜的独立法权一旦失去自我保证作为前提,一旦把给予和剥夺最后一点名存实亡的“自由”的权利也委诸他人,实际吐等于把整个自我交付异己的支配。在君主专制下本来发发可危的所谓"自由",已注定彻底寂灭的命运。在马略的军事改革里被致命地伤害了的罗马公民,终于躺倒在戴克里光的军事改革所制备的棺材里,寿终正寝了。 君士坦丁的“米兰教令”宽容了一切宗教,承认一切宗教是合法的帝国宗教,基于卡拉卡拉敕令同样的理由。一切宗教徒通过他的敕令成为合法的宗教徒,因为一切宗教徒都是他的臣民,他不是一部分宗教徒的君主,而是一切宗教徒的君主。主宰一切的专制君主宽容一切的现实性在于,只有他才有权宣布这种宽容。 君士坦丁对别人可能拥有的主宰权利从来不曾宽容,他坚决要求地方军政分权,以便使这些相互分离的权利更为可靠地集中到自己手中。自然这不能算是君士坦丁的发明,几乎所有成熟的专制君主都要求过地方分权——后者的确非常适当地反映了专制权利的内在要求。 戴克里先改制奠定的罗马专制政治,伴随着西罗马的覆亡结束了在西方的统治,但在成功地抗击了蛮族进攻的东罗马帝国,它被改造成为一种更加东方化的形式长时期地保存下来。 罗马民主政制的衰落被紧接着兴起的帝国疆土和物质与精神业绩的巨大增长掩盖了。罗马的历史光荣常常被归结于其帝国事业,而对罗马盛衰的议论,也常常专注于帝国的兴衰。共和政制的原则。即使没有被关于罗马衰落的各种理论彻底遗忘,也因为官没有与帝国最煌赫的历史明显地联系在一起而被打发到某个僻静的角落。实际上,帝国的空前强大和繁荣,正好是坐享了共和时代累积起来的政治成果,它的衰亡,则是这种成果逐渐被消耗净尽的全部过程。 公民兵的强大和它的顽强进取精神,造就了罗马共和政制。在这个兴旺发达的年代,公民人格坚强有力,个人政治权利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权保证了政治生活无处不在的民主精神。罗马社会的一切方面都被灌注了勃勃生机。这种生机的创造冲动是如此强烈而持久,以至共和政制在表面上隐退之后，它仍然能够以在古代世界无以伦比的帝国来为自己树立起一座让世人无限景仰的墓碑。 古代的战争技术和生活方式使共和国无法始终保有一支强大的公民军队。战场和因为忙于战争而荒芜了的田地有效地促成了公民兵的破产。公民兵因为拥有足够财产才是公民兵,而古代财富的源泉和金库常常只是土地。古代罗马缺乏一个永远不会荒芜的自由职业。因而公民兵决不是在为保卫自己的自由职业而战斗。他们是在为保卫土地,获取土地才离开土地去从事战争。但战争即使没有让他们永远离开自己的土地,也会不断销毁他们拥有的财富一直到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丧失公民兵的战斗资格。于是,罗马终有一天会发现,那些为自身政治权利和土地而战斗的人再也无力从事战争。格拉古兄弟试图挽救垂危的公民兵,但公民兵的高傲使他们失去了这最后一次机会——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拒绝新伙伴的加入实际上无异于集体自杀。马略终于杀死了公民兵。从此以后,罗马公民——那些真正享有权利的公民——便开始了出卖自己的公民权来换取保卫的生活。答应士兵的权利和士兵们正在保卫和希望夺取的权利已经不是真正的罗马公民的权利。前者在此不是在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是在保卫他们希望夺取的权利。无论是罗马的无产者公民,意大利同盟者,还是后来的蛮族兵士,都是抱着同样的愿望才接受在此之前一直享有公民权的罗马公民们自己交出来的武器。 公民们在交出武器同时,失去保卫自己的权利,并已默许异己的支配和专制。兵士在服役期间,不是公民,只有在解甲归田之后,才是真正的公民。公民兵和武装公民一道死掉了。当公民权最初几次大拍卖完成之后,共和国被兑换成为奥古斯都的帝国。但是更多的得主获有了半价的公民权,帝国的繁荣因此拥有一个更广泛的基础。帝国疆域内原来在名义上是财产、奴仆、二等主人的人越来越多地通过军营变成名义上的主人。帝国似乎已成为更多人的帝国,力量空前壮大。 似乎成为主人的人们又开始早已开始的对雇佣的拒绝——因为后者已经被视为真正主人所具有的身份标志。于是,紧跟在罗马人之后,意大利人不再当兵,到后来挠勇善战的高卢骑兵也因为变成主人而不再接受雇佣。在卡拉卡拉宣布全体罗马自由人为公民之后雇佣还不是帝国自由人的日尔曼兵士便成为帝国军队更为经常的需要。 在这段公民权被不断拍卖不断贬值的奇妙历史结尾处,卡拉卡拉关闭了以公民权为佣金的传统交易市场——没有价值的东西谁也不会再去费心买卖,卡拉卡拉的公民权已经是这样一张再也激不起购买欲望的空头支票。现在帝国只有一个真正的主人,这就是卡拉卡拉。只有他才是军队的真正雇主,因为现在只有他还在允诺和支付报酬。要成为军队的主人,首先就得把军队当作主人——这正是卡拉卡拉父子著名的交易公式。蛮族早已经因为被雇佣而成为罗马帝国事实上的主人,在不久之后进一步成为名义上的主人已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罗马人最初的刀剑生涯所确立起来的强权原则注定要毁灭它试图依靠后者来捍卫的原则——即本来与强权苓相容的普遍法权的原则。罗马帝国已经注定要死于盒族的刀剑之下——而这必将与死而未僵的罗马公民权终于僵了的时刻一同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