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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欧洲以畜牧为主，种植为辅的产业结构中，养羊既可以提供食物中的肉，又可提供穿着中的毛织物。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类型中，家畜对土地的利用率是颇高的，羊不仅可以食人工种植的饲料，又可食自然界的杂草。而在以种植为主，畜养业仅是为农业服务的经济类型中，人们只能利用纯粹的劳作，这 样正规的土地以外草山草坡没有被利用。单一种植业结构决定中国饮食文化内涵与西方大不一样。中国饮食文化从饮食的原料结构来看是素食结构，粮食占主导地位，肉食在其中占的比重少之又少; 从饮食的成品结构来看是饭与菜相结合的结构，饭是主,菜为辅，饭为主要补充能量、充饥，菜则主要助饭下咽，充当调味的角色,没有菜,是不大容易把主食吃下去的，除非饿极了。(39) 单一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和农牧有机结合的农业有着显著的区别。有机混合型农业，有利于农业和畜牧业相互促进，牧草的种植和畜粪的施用，有利于改良土质，提高谷物产量，谷物和饲料作物的栽种，又为畜牧业提供了充足的饲 料，另外，混合型农业比较容易适应市场行情的变动，农牧业可以互相调济转换。(40) 中西农业发展的历程表明:欧洲的地理条件是非常适合于种植业的发展,但是早期欧州人却坚定地且是主动地选择以畜牧为主,种植为辅，牧农有机结合的道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地理条件非常适合粗放的畜牧经济,却不得不即被动地选择单一的种植业经济，走上了一条跛足发展道路，由此也就影响着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特征不同。 四 中西早期文明特征:封闭的道德伦理型文明与开放的求知型文明。 马克思在论述中华文明和西方早期的希腊文明时称:中国文明是一个早熟的婴儿；而希腊文明则是发育正常的婴儿。这一譬喻十分中肯。而这一区别从中西文明早期神话精神中可以充分体现。希腊神话充满了一种乐天的戏剧化气氛。他们的诸神体系普遍缺乏神性，而极富近乎人类的鲜明个性。例如他们的上帝宙斯，一点没有中国神祗那种高高在上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的威严。相反,宙斯具有一个凡失俗子的一切优点和弱点。普罗米修斯因盗火而被宙斯处罚。要永远锁于高加索山颠。但当他脱逃以后，只要身上永远佩戴一只铁环和一片高加索石片就足以避免遭受宙斯的报复。因为这两件小东西已可以使宙相信,他仍然被锁在高山顶上。作为威力无边的天地大神宙斯,却永远不能自由的追求他的所爱。因为他的妻子天后赫拉永远在监视和干涉着他。希腊人让他们的爱神，尽情地嘲笑和戏弄这位被剥夺了爱情的天王。爱情折磨和困扰上帝，这是人类对神类所能想象的一种最高讽刺，而爱情的权利高于上帝，这是希腊人的一种根本性的生活观念的体现。(41) 而中国的神话内涵与希腊大不一样。中国的天神永远是远离人间不食烟火的。他们不仅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是美德(圣)和全能智慧(贤)的化身。中国神话内容显得沉闷和悲壮。一只渺小的雀鸟精卫，为了复仇，决心一石一木地填平沧海。神农遍尝百草，被毒得死去活来，最后成为农神和医药之神。 正直的 鲧被杀死于羽山，而他的治水抱负却宿命般的要由他儿子大禹来继承。于是由此开始了十三年漫长艰辛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苦功——劈开巨石，凿通江河；而他的情人因为漫长而无希望的等待和苦守，终于凝成了高山顶上的一座石头。这是一种何等顽强而执着的追求，同时又是人对自然、对于生活所 作的一种多么深沉、多么平静，又多么有力的抗争。 希腊民族的童年是天真无邪、无拘束、浪漫的，中华文明的童年则是有着深深的重负、拘束而早熟的。(42)造成两大早期文明区别的原因即与早期文明的物质基础有关，即与农业的发展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文明的起源时间大大落后农业的起源时间，文明的起源，是由于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是黄河流域，黄河流域而是农业的起源地，也是农业的发展地。虽然我们在前面提到黄河流域堆积黄土适合于工具较原始的农业，但是由于黄河流域多风少雨，在这片土地上长期耕作，土壤质地只会下降而不可能自我恢复。因为一旦将保存较久的土壤有机质裸露，在多风少雨的情况下易于散失。短时期内在这种条件下从事农业也许有较好的收成，一旦长期在此生存，就会出现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的局面，尤其是在黄河流域抗旱保墒配套技术没有发明以前，其生存环境显得十分严峻。据此有些学者把殷商数次迁都的原因归结为土壤肥力下降，这一分析十分中肯。 要发展农业，在天然雨水滋润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必须从事水利建设。而要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从事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水利工程，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给当时的人们提出了艰难的挑战。韩国水工郑国使“疲秦”之计，劝秦国开挖大型灌溉工程郑国渠，即是抓住了这一要点，而秦国面对这一挑战，勇敢地接受，修此渠道后，虽为“韩延数世之命，但为秦建万世之功。”秦国因之国力大增，在以后灭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43)从这一点上来看，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条件与欧洲农业所具备的“雨养农业”条件大为不同。 文明的发展毫无列外必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并且物质基础会以各种方式在文明中体现出来。由于黄河流域早期居民面临的生存挑战太严峻了，他们不得不“筚路兰缕，以启山林”，他们的文明体现之一神话的内容自然是深沉和压抑的，充满了负重感，现实的苦难产生不了文明的浪漫。 欧洲的早期文明希腊文明所面临的环境就好得多，希腊人也就幸运得多。考古学家视野下的古希腊爱琴海地区，其新石器时代研究得最好的是狄萨利亚和克里特岛，其中的狄萨利亚是希腊北部的一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在肥沃而富有水源的狄萨利亚平原上，曾有许多居民居住。(44)荷马史诗中描写的 希腊地区也是肥沃而美丽的。荷马史诗中不止一次提到克里特，说到克里特时，总是说他是个富裕的岛。(45)而今天地理学家笔下所反映的希腊仍然是一个气候温和，降水较多的地区，同时较高的地中海水温也使沿岸地区更加温和。(46)这种气候类型非常适合于当地主要作物麦类的生长，同时也适合于养殖业的发展。在这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希腊文明自然表现出浪漫气息，其神话的内容也就毫无中华文明那种深沉和压抑感，神话中的神祗也就不必高高在上了。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各自神话特征又各自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目的主要为建立一个理想合理的社会。这是因为黄河流域生存环境恶劣，物质匮乏，各个诸候国相互吞并，目的是为了占有更多的财富，由此而来的征战杀伐频繁,进而导致先秦诸子以伦理和政治学作为争鸣的重要主题。墨子主张“非攻”，老子主张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孔子主张“仁”、“礼”,这些观点都是出都是针对当时社会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攻伐太多，民难以生息，所以墨家提出“非攻”；“仁者爱人”，社会没有仁爱，所以孔子要提倡仁爱；社会虽然在发展，但是现实却令人失望，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你争我夺，还不如回到那结绳记事的原始公社时期，因而老庄哲学主张逃避现实，并且这一观点后来影响很多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也是因当时社会攻杀太多的缘故。先秦诸子各自提出的学说，并因其学说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活的某一方面而被社会关注，但是能否为政治家采纳则结果不一样。诸子中儒、墨、老子的影响最大，其中老子学说主张逃避现实，无为而治，因此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被政治家所用，因此三家中又以儒墨两家影响更大一些。但其中墨家政治主张缺乏可操作性，又墨学中自然科学成分较浓，如含几何学、光学内容，被认为是带有机谋，因此为当时社会需要弃智慧(诡辩与机谋)的情况下，自然儒家主张占优势，从此，秦汉及以后，中国文化以儒家道德伦型的出现，墨学衰微，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受阻。 与先秦诸子相互诘难的时代大约相距不远，希腊文明的先哲们也相互争鸣。不过希腊文明的物质基础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大不一样。丹皮尔曾说:“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学术发展最惊人时期——即希腊的极盛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这个世纪。这三个时期都是地理上经济上发展时期，因而也是财富增 多及过闲暇生活的机会增多时期。”(47)在中华文明的先哲们忙于治理因物质匮乏而秩序混乱的社会时，希腊文明的先哲们主要致力的不是治理社会，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致力于认识自然。希腊哲学的开创者米都利学派的三杰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其哲学的基础是建立在探索宇宙现象本质的自然哲学基础上。泰勒斯是天文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是天文学家和几何学家；阿那克西美尼是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其它如毕达哥拉斯发现毕氏定理，赫拉克利特研究物理学、逻辑学、生理学、数学；伊壁鸠鲁研究物理学、原子学、几何学；苏格拉底是几何学家、胚胎学家、逻辑学家；其它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等，(48)此外还可以列出一长串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的名字,他们各自有数个研究领域。科学昌明，导致近代实验科学在西方产生。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把有限的精力致力于社会的治理方面，但是“仓禀实然后知礼节”，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蛋糕只有那么大，要让许多人来分，这个社会就很难趋于完美，由此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平均主义也就影响深远。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则子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致力于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这样他们一方面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另一方面也可因此获得不薄的俸禄。当然知识分子主要致力社会于社会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治理社会，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水平在宋代及以前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方。但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发展缺乏系统性，缺乏基础理论为指导，大多属实用科学，主要通过经验摸索而发展起来的，如天文学、农学、医学以及手工业技术，并且从事科学探索的主要是一些身份卑微的小人物。如果我们再把中西古代科学的特征加了分析比较就更能看出中国古代的科学是着眼于现实，西方古代科主要是着眼于求知这一区别。 我们可以把科学分为实用的应用科学和不实用的基础科学两个类型，而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属前者，西方的古代科学属后者。我们还可以把科学发展的动力分为近忧和远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无近忧必致力于远虑。近忧是指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远虑是在现实没有什么困忧的情况下作得深远的打算。在科学的发展道路上如有近忧，就只能尽心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相应的主要致力于实用科学的发展；如无近忧，就会从事一些基础的与现实不太联系的，或者说不太相关基础理论研究，这种基础理论对于构筑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科学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致力于发展实用科学，能很快见效，这样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水平在宋代及以前要高于西方的同时代的发展水平,但是后劲不足, 明清时期不可避免地要落后于西方；西方古代科学在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时代，不图短期功利，扎扎实实，步步为营，建立起完整的科学体系，后劲足，明清时期逐渐赶上并远远超过中国，在充分地感受到“船坚炮利”的厉害后，近代中国只能走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生，兴办新式学堂的道路，以图生存。 五 结语 通过对中西原始农业起源和传播的特征分析后发现，中西早期农业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中国早期农业文明是由本土产生的原生农业文明；西方早期农业文明是由它处迁徙而来的次生农业文明。由于上述特征的影响，决定着中西农业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农业由于其面临的自然条件相当恶劣的关系，由农牧兼营逐渐走上单一发展种植业的道路，这一是种最不合理的经济类型，它的劳动力和土地的关系难以处于一种合理状况，局部地区人口与土地的关系难以调适。欧洲早期农业最早发展了驯养及畜牧业，后来发展了种植业，仅仅是为了满足牲畜对饲料的需要。由于畜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没有单一种植业经济那样迫切，因此，人口的增殖处于一种相对合理的状况，种植业没有必要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体成分，因此，欧洲逐渐走上一种农牧混合型经济道路，这是一种最为合理的早期经济类型，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易于调适。由于上述的区别和各自的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中西早期文明－－神话的内涵的不同。中国文明的最初体现神话是深沉和负重的；欧洲文明最初体现希腊神话是欢快和轻松的。中国文明的早期是一个早熟的婴儿；西方文明的早期的希腊文明则是一个发育正常的成熟的婴儿。中国古代由于现实的问题太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成为急务，早期文明表现出强烈的道德伦理色彩，社会生产活动追求绝对的实用，摒弃一切不实用的东西。因而,科技的发展主要放在实用科学上。然而，这种科学类型虽然易表现出繁荣的特征，对生产力的发展能快速地起促进作用，但是缺乏对客观世界的准确把握，后劲不足，因而，中国古代科技在宋及以前大大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明清以后则大为落伍。西方古代希腊文明时期，哲人们面对的主要不是有关治理社会的问题，而是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文明表现出强烈的求知色彩，科学的发展则主要着眼于显然是不太实用的基础科学，目的是试图揭示自然规律，这一科学类型的特征是不易迅速繁荣，对生产力的进步不能马上起促进作用，但是后劲足。宋代以前，西方科技发展从对生产力促进这一角度来看，要大大落后于同时代的中国，但明清以后，西方科技进入发挥效率的阶段后，马上赶上并远远超过同时代中国的发展水平。近代以后，当中西方文明相互接触和碰撞以后，中国注定要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图生存。 参考文献 ⑴⑶徐旺生:《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新论》，《中国农史》1994年1期。 ⑵⑹(46)吉林师范大学等编:《世界自然地理》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P123、P67、P141 ⑷森本和男:《农耕起源论谱系(续)》，宋小凡译，载《农业考古》1989年2期。 ⑸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2期。 ⑺(美)诺·哈蒙德:《关于西亚农业起源的几个问题》，杨建华译，载《农业考古》，1988年1期。 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P20—21 ⑼⑽(11)黄其煦:《东南欧的农耕文化及其农业向欧洲扩展中的作用》，《农业考古》1987年1期。 (12)佟柱臣:《试论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含有细石器的诸文化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4期。 (13)李壮伟:《山西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规律》，《化石》，1986年4期。 (14)(15)(英)A、阿默漫等:《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黄其煦译，载《农业考古》1987年1期。 (16)(17)(法)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7年，P8,P206 (18)(34)赵磊:《农业构成的差异与中英土地集中的不同结果探析》，《中国农史》1992年3期。 (19)(20)(法)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潘源来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P100,P266，P225，P313. (21)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4年3期 (22)（美）弗.卡特等著:《表土与人类文明》，庄 等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1年，p.118 。 (23)（38）曾雄生:《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3期 (24)参见郭文韬:《中西耕作制度发展史的比较研究》,《古今农业》1994年3期；曾雄生:《明清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西方圈地运动之比较》，《中国农史》1994年4期。 (25)(38)曾雄生:《明清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西方圈地运动之比较》，《中国农史》1994年4期。 (26)(27）(35)(36)赵磊:《论农业的构成对中西方封建经济的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1990年2期。 (28)《旧石器时代考古》,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油印本)，1981年；何炳棣:《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马申译，载《农业考古》，1984年2期。 (29)闵宗殿、纪曙春主编:《中国农业文明史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0月，P19—23。 (30)葛兆光：《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中国史研究》1994年2期。 （3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记》，人民出版社，1977年。 (32)刘兴林:《论商代畜牧的发展》，《中国农史》，1994年4期。 (33)樊志民:《早秦农业历史初探》，《中国农史》，1994年4期。 (37)赵磊:《中西封建农家纺织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89年4期。 (39)徐旺生:《中国饮食文化与晚近农业结构关系探析》，《农业考古》1995年1期。 (40)王章辉:《英国农业革命初探》，《世界历史》，1990年1期。 (41)(42)何新:《诸神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P238—240. (43)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等编:《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 p.120。 (44)(45)(苏)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陈筠、沈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P49，P13。 (47)(英)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P100。 (48)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编:《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P149─1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