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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出，像斯巴达这样，名义上允许人民享有公共权力，但由于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动空间，没有提供机会使人们能够听到和交换各种不同的声音，所 以窒息了这种公共权力。这个批评确实是非常深刻的。反过来，我们就会对雅典的那种老是乱糟糟、闹哄哄的活跃广泛的政治辩论、争吵乃至于相互攻讦抱几分宽容谅解的态度了。 雅典民主制的缺点也是很突出的。在雅典，议会中多数具有太大的力量，而这个多数有时难 免不是一时突发的感情冲动的产物。用抽签和轮流的方式决定公职人选固然防止了权力的垄断，可是也造成了政局的混乱。雅典的民主「给了伟大政治人物最大的发展机会」（黑格尔语），但 它都未必能保证由最优秀的人物来执掌政权。酷爱自由的雅典人充分注意到了发展自己的才能和个性，然而他们有时却忘记了必要的相互协调与团结。节制的美德虽然一直被明智的哲人所提 倡，它甚至也被刻在阿波罗神殿的碑上，并常常诱使后人信以为真，而其实，雅典人对待节制的要求却正像一个奔放、聪明、备受宠爱的少年对待慈母的教训那样每每是敬而不从的。尽管如 此，雅典的民主制仍不失为人类少年时代的一个杰作。总的来说它适应和加速了社会历史的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说：「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 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⑩民主制下的雅典，尤其是在伟大的政治家伯利克里执政的年代，同时做到了五点：国势的强大、政治的民主、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灿烂和公民 的自由。这在整个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的批评。归纳起来，苏格拉底的观点可分为三层意思：一，从事政治需要有一种专门的知识；二，并 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知识或每个人具有的这种知识都同样多；三，应当根据知识来进行统治，让最有政治知识的人执政。 假如我们把苏格拉底的这些观点与前面引述过的普罗塔戈拉所讲的神话作比较，二者显然是 针锋相对的。不过，仔细研究就可发现，这两种观点并非处处对立，关键的差异只在于一点，普罗塔戈拉的神话宣称每个城邦公民都具有一样多的政治知识，而苏格拉底则认为远非如此。这两 种不同的看法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双方都承认从事政治确实需要一种专门的知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逻辑地引申出两个不同的结论：按照普罗塔戈拉的神话，既然人人具有的政治知识都 相等，因此多数人就比少数人更正确，根据知识进行统治就意味着根据多数人的主张来统治。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多数既不是正确的标志，政治就不应该唯多数是从：谁有知识，谁正确，就 应该由谁统治。 如果我们上述概括不曾歪曲双方观点的话，那么，恐怕每一个读者都会赞同苏格拉底而反对那个神话。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在于要替苏格拉底反对雅典民主制的恶名洗刷，而是需要为雅典 的民主制辩护了。可是，雅典的民主制不是分明搞得很成功吗?一个建立在如此荒唐幼稚的神话之上的政制形式何以会在实践中取得过那么辉煌的成就呢?对此，我们必须进行过细的分析。 前面说过，在雅典，出任公职是主要靠抽签或实行轮值。雅典民主制成功的经验表明：要使得政治活动正常进行，谁当官都差不多。这似乎证明了普罗塔戈拉的那个神话!人人都具有大 致同等的政治知识。或者反过来说，当官用不着什么知识。要理解这一现象并不太难。我们应当考虑到，在雅典民主制下，一个「官]所要履行的职责其实是很简单的：既然任何重要问题都要 交由大家辩论进行表决，执行主席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需要独立处理的呢 ?一般说来，只有在当「官」需要独当一面即独立作出决定的情况下，「官]才需要具有一种特殊的知识或能力。司 仪、记分员、收发人员，恐怕确实是人人都能干乃至人人都会干得差不多的（基于同理，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下，那种一切工作都被「上面」作了明确规定的「官」也是谁都能当的（这就解释了 中国古代何以会根据是否孝顺父母或是否善于作诗甚至是否舍得花钱这些与政治才能毫不相干的因素来选任官员）。 但是，普罗塔戈拉的神话毕竟是错误的。人人都能当官，不等于人人都有同等的政治知识。 它只是证明了在直接民主制下的公职人员并不具有特殊的实际重大作用而已。在这里，实际起重大作用的是每一个与会的公民。从每个公民都只有一票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每个与会公民都 有着同等的实际作用。但是，由于有些公民更有见识、更善言辞，因而更能影响他人投票时的立场，所以他们的作用无疑就要比别人更大些。在雅典，很少有人是因为担任某种政治性公职从而 在政治上变得重要的，因为政治性公职大部分是得自偶然且缺乏实权⑩。但是，雅典仍然有不少政治领袖，他们的重要地位主要是来自他们在各种私下或公开的场合中的言行举止。普罗塔戈拉 的神话是幼稚的、荒唐的，但现实的雅典政治生活却既不那么幼稚更不那么荒唐。因为，现实的雅典政治生活并不排斥公民间政治才能的不平等这一事实，它也并不排除让那些更能干的公民去 影响其它不能干的公民这种情况。从普罗塔戈拉的神话可以推出雅典的民主制，但雅典的民主制却不一定非靠普罗塔戈拉的神话作基础不可。否认普罗塔戈拉的神话并不等于否认雅典的民主 制，更不等于一般地否认民主制。普罗塔戈拉的神话是错误的，但雅典民主制却可能是正确的，而且它确实也是正确的。应当看到，一个社会政治机制实际运行所体现出来的那个原则，和当时 人们意识中当作是他们政制形式的基础的原则④，可能完全不是一码事，这一点是不可忘记的。那么，雅典民主制的真实理论基础是什么呢?它和苏格拉底的批评又是什么关系呢?在雅典 的直接民主制下，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全体公民讨论、然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予以表决通过。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从表面上看，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仅涉及量的多少而不涉 及质的优劣。它假定每一个有表决权的公民，其意见的份量都是相等的，如上所述，这个假定确实可以理解为一切公民具有同等的政治知识，那当然是错的。因为实际上，它不过是肯定了大多 数公民都可以有良好的鉴别能力而已。举例说，同一班级的全体学生，数学考试的成绩可能很不相同，也许大部分人都不及格，而得满分的只有一人。可是，如果允许全班同学在考试时自由讨 论，互对答案，那很有可能人人都考一百分。这就是说，那些自身缺乏解题能力的人，却很可能具有鉴别正确答案的能力，只要解答过程写得足够详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这句谚语 含义极深。不识货的人的确可以鉴别货的好坏，只要把各种货都充分尽不。「少数服从多数一的原则并不包含着承认每一个人或大部分人必定都见解高明的假定。相反，它完全可以接受关于只 有少数人才有真知灼见的这个前提。它只不过相信，在多数情况下，通过充分的辩论，正确意见多半会占据上风。一个团体的表决结果（在充分讨论的前提下）往往体现了这个团体中的最高水 平。 有人会说，鉴别正确意见固然比自己提出正确意见来得容易，但那也需要有一种起码的知识基础，如果几个湖泊的深度都超过了人们手中现成的铅锤线的长度，那么人们就无法判断哪一个 湖泊更深些。自己做不出哥德巴赫猜想和数学家，或许可以对别人的证明作出正确的鉴定，但那也得是专门的数学家才办得到、一般老百姓就无此能力。因此，听从多数的文盲就不如听从少数 的专家。这话当然不错。在很多高深复杂的问题上，具有权威的专家们的意见才是有价值的。但是，专家的权威本身又是来自何处呢?专家的权威来自社会的公认。不被众人公认的专家虽然仍 是专家，不过却没有权威。没有权威的专家们的意见在一般外行人心目中不可能具有权威性。所以，要让某些少数人的意见具有权威性，也就是在众人并不理解的情况下就去信从，首先要求众 人承认他们是专家，承认他们能懂得自己所不懂的事。这便意味着，一般大众总得具有鉴别专家的这种能力才行。由此可见，服从少数专家这一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不是对立的。在 服从少数专家的原则的背后或底部，正是那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们知道，在间接民主制下，进行决策的只是少数人，但是这少数人却是经由多数人同意和信托而获得这种权力的。22 苏格拉底说：「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柏拉图《拉克斯》）苏格拉底反对用世袭、抽签、财富、权术等猎取王位，他强调要由有政治知识的人作统治 者。这些批评诚然是针对当年雅典的直接民主制而发，不过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它们并不必然导致反对整个民主制的结论。因此给苏格拉底定上反民主的罪名是不恰当的。 苏格拉底的批评孕育着一些复杂而重要的思想，对此我们还有必要加以进一步的讨论。 苏格拉底认为政治知识是一门需要专门学习的知识,所以它并不是人人都有或人人都知道得一样多的东西。普罗塔戈拉关于每个公民都天赋有同等的政治知识的神话，其实是反映了城邦社 会形成之后各家族都要求对公共权力同等分享的愿望。 我们知道，当亚里士多德在对反驳那种以为一般自由民没资格（既无财富又无才德）参与最高治权的观点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反质就是：假如不让这些人分享一些权利，无异于为城邦制 造大批敌人，必然会对城邦造成严重危害。⑩有没有参政的要求和有没有参政的知识，这本来是两回事。二者虽然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但严格说来，可能前者更为基本。雅典民主制最后形成， 未必是由于当初人们都相信普罗塔戈拉的神话即相信每个公民都具有同等的政治知识，毋宁说是由于人们普遍具有共享权力的意愿。一旦他们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最高治权之外，他们就会有一种 沦为奴隶的屈辱感，从而对既定秩序产生不满和反对情绪。苏格拉底关心的只是如何把城邦治理好，而雅典一般公民最关心的却是自己必须参与治理。 在这里，苏格拉底误解了雅典民主制的基本精神，而他所倡导的由最有知识的人进行统治的 观点，在客观上可能导致限制与否定雅典公民政治权利的后果。这一潜在的危险到了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那里就表露得很明显了。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按定义来说就 是如此），惟独缺乏一样东西，那就是一般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人们从生下来直到死亡，他们的一切都受到哲学家王无微不至地仁慈而明智的事先安排，他们会得到一切幸福，只是除了自己 作主的权利--既然各种事先安排都是正确无误，允许自己作主就等于允许自己犯错误，所以应当限制为禁止。且不说这种绝对完美的安排是否可能（照柏拉图看来是可能的），问题在于，人 们是否于会满意这种事先安排?苏格拉底对于这一点显然没有考虑到，而柏拉图则以为那是用不着考虑的。这就是说，在由苏格拉底提示、经柏拉图发挥的关于应由有知识的人治理国家这一乍 看上去正确无害的思想里，确实包含着使人的世界成为「政治动物的世界」、也就是使人成为「虽然是社会的，但完全是非政治性的」24 人的巨大危险。它刚好是民主精神的反面。 其实，苏格拉底关于政治知识的看法本身就是大有问题的。他的「政治知识]概念实际上含有三种不同的意思。一、它指那种技术性的知识，如一般所说的政治才能一类东西；二、它指那 种目的性的知识，也就是应该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人而做一类的知识；三、它还兼指那种高尚的、始终如一的美好品质。这三种东西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不是每一个好公民都必然会 是一位好领导，正如不是每一位好战士都会是一位好统帅一样。仅有明确的为国为民的目标，不等于就具有优秀的治国治民的才能。反过来，富于政治天才的人却未必都是忠心报国。最后，即 使是那些德才兼备的政治家，他们能不能在手握大权时保证不受腐蚀，那也是个疑问。苏格拉底的确可以不理会这些区分，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上述几种情况都称之为没有真正的政治知识。按 照他的观点，真正具有政治知识的人，从定义上说就必定是同时兼有上面三种长处的人。但是，人们要问的是：谁人是真正具有政治知识的?我们凭什么标志来识别这些政治专家?假如有一种 切实可行的客观尺度，能保证我们正确地认出他们，那倒不坏，可是谁来规定这个尺度? 苏格拉底说，既然做鞋或评判鞋的好坏要请教具有专门知识的鞋匠，为什么治理国家和评判 政治的好坏却不用请教具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呢?这个模拟是不恰当的。问题还不在于制鞋比治国容易。问题在于：鞋子的好坏是有客观标准的，而政治的好坏却不一定也有这样确定清晰的客 观标准。当问题涉及到目的性知识时尤其如此。在一辆满载乘客的车上，找出最合适的司机人选并不难，因为确定驾驶技术的优劣是有「硬杠子]的，可是，谁来决定目的地?抽象地谈论共同 目的很容易，但一要落到实处就会发现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有乘客的共同目的都是旅游，然而他们的具体目标却可能很不一样乃至互相冲突，他们会选择不同的导游者。最后，还有，就算 人们找到了那种既具有目的性知识、又具有技术知识的政治专家，人们又如何能相信他必定会为众人谋利益而永不腐蚀呢? 苏格拉底提出要由最优秀的人来治理国家，这一主张几乎是不可能加以反对的。可是，苏格 拉底并没有讲明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因而，他的全部宏论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空谈，不仅仅是空谈，还可能是很有害的东西。当苏格拉底说治理国家和评判政治应当靠专家而不应当靠一般老 百姓时，那确实可能导致压制人民政治权利的恶果。按照这种想法，理想的政治局面应当是最有知识的人统治，广大无知的平民则不加过问。要做到这后一点很容易，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办法来 保证；但是要做到前一点却极难，因为从理论上就没有任何可靠的手段。结果自然便是：凡是想把专家统治的理想（乍一看去并不坏）付诸实施的地方，都是仅仅做到了后一点而没能做到前一 点--统治者的质量未必变得更好，但被治者的处境却无可挽回地变得更糟。这一点就连「理想国」的设计者柏拉图自己到后来也体会到了，不错，柏拉图至死都坚持认为他的「理想国」是最 完美的，而法治的民主政体只是「第二好的国家」，可是，理论上、理想中第二好的东西由于具有极大的现实可行性，所以它在实际上往往是第一好的东西；而那些理论上、理想中第一好的东 西由于脱离现实可能性，所以它在实际上反而常常是最糟糕的东西。中国古代一般儒家的最大悲剧就在于他们老是追求那个缺乏现实保障的虚悬的理想政治。那些善良而迂阔的人们，过分迷信 「当官要为民作主」的道义要求而不去考虑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局限性即不现实性，到头来反而想不到应由人民自己作主的必要性这个点子上来。思路上的错误真是其害无穷。 需要提醒一句的是，我们毕竟不要把苏格拉底的思想和柏拉图的思想完全混同起来。从苏格 拉底的关于应由有知识的人治理国家的观点出发加以片面的发挥，确实会发展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可是仅就这个观点本身而论，它既然确实指出了雅典直接民主制的一个弊病。倘运用得当， 未尝不可成为改进民主制的一个积极因素。后来的亚里士多德重新对民主的问题加以考虑，在对两方面的利弊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与其把治权寄托于少数好人，毋宁交给 多数平民。平民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参与议事与审判，执政者应力求由贤良担任，但乎民应对他们有选举和监督之权。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羣众，作为一个个单个的人来看，也许是无善可陈， 但当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却往往可能比少数贤良们更高明。缺乏执政能力的人也可以具备审查行政工作的能力。 此外，政治活动既然是与一切人利益相关的活动，因此在这一领域中，平民羣众才是最适宜 的评判者，唯有穿鞋子的人最知道鞋子制作得是否合脚，对于一席菜肴，最适当的评判者不是那位烹调专家--厨师，而是食客。亚里士多德警告说，让少数人永久地执掌大权而不容更换是最 危险的。另外，亚里士多德也不赞同极端的直接民主制，认为它容易造成一种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必须用法治的办法予以制约。最后。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一个最有知识 最有德行的人执政的君主制在理论上是最好的，而法治的民主制次之；但是，善于从实际生活中总结经验的亚里士多德指出：理论上最好的君主制在现实中却很难碰上，并且它太容易蜕变为暴 君的统治即最坏的东西，而法治的民主制（他称之为共和制）则最实际也最稳固。实际上，这就等于承认了共和制最优越。如此等等。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既考虑到了雅典民主制的长处，又 充分注意到了苏格拉底批评的合理性。他的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重大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