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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长期处在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常识；但中国在何时进入封建社会，则众说纷纭，争论了几十年。我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几乎都卷入了这场学术大讨论，并且各执一说，至今没有定论。这场大讨论的影响之大、之深、之远，已不限于历史学界甚至学术界，它是一场带有公众色彩的讨论。尽管现在已经有新的学说动态出现，但历史旧账是永远抹不掉的。 一个展览和一部教科书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中国通史陈列”按哪一种分期观点来布置，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历史博物馆专家洪廷彦当年参加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他回忆说，大家都很慎重，因为这是最高级别的、最具权威性的历史陈列。一旦确定所依据的理论体系，必然会有利于其学说的传播，而对其他不同观点自然也会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讨论的范文澜、翦伯赞态度通达，主动提议按照“战国封建论”的观点布展，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这个陈列体系，一直沿用到20世纪末，对扩大“战国封建论”的知名度无疑是有作用的。 1961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接受“文科教材会议”委托，撰写《中国史纲要》。作为主编，翦伯赞按照自己的思路，组建了一个由专家学者构成的精练的写作班子。他的《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为《纲要》奠定了基本框架。他的基本思路得到了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的全力支持。在“古史分期”上是采用郭沫若的观点，还是坚持范文澜与翦伯赞本人的立场，翦伯赞也曾表现出犹豫和为难。他表示，古史分期作为学术问题，理应百家争鸣；但编写教材，还是使用统一的表述为好。他甚至准备采用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与国家一级的通史陈列体系相比较，在编写历史教材的过程中，学术观点的不同所产生的问题，更不容易协调。因为这里不仅有主编者的署名问题，而且对自己并不服膺的学说展开正面论述难免存在障碍，在写作中需要面对的困难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背景之下，曾有人提议，请中宣部来决断。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明确表示，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东西，由历史学家去讨论决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既然是翦老主编，就可以按照自己素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论”来写，这样有利于百家争鸣。他还鼓励翦伯赞：“你都不敢写，谁还敢写！”事后陆定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如果中宣部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当部长，请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管不了。于是，翦伯赞主编的这部后来发行量很大的四卷本《中国史纲要》，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而不是通行的“战国封建论”。教育部认定的教材，出现了不同观点的并存，实属难得。 多年之后，在陆定一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复出工作之时，把这件事作为百家争鸣的一个范例作了回顾，他还由此引申说，社会科学应该有不同学派的并存，“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提高一个学派。”他认为，这样的蠢事，历史上仅有梵蒂冈教皇、秦始皇、汉武帝干过。 在当时的历史学界，真正自上而下地遵循、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典型事例其实并不太多。也正因如此，后人才会把20世纪60年代的“古史分期”大讨论中的上述一幕，视为“百家争鸣”的典型案例。 尚钺的沉浮 “魏晋封建论”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一度很有社会影响，与“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鼎足而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尚钺、何兹全、王仲荦。但1959年随着尚钺受到批判，“魏晋封建论”明显受到压抑。 尚钺是1927年的党员，1932年曾任中共满州省委秘书长。不久因为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而被开除出党。解放后，尚钺的知名度，大概与两个因素相关：其一，尚钺1929年在吉林省毓文中学执教时，有一位来自朝鲜的学生，就是后来的朝鲜领袖金日成。金日成尊称尚钺是自己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其二，尚钺在20世纪50年代的史学贡献，在社会上形成影响，并为高层领导所知悉。在一次国庆活动中，周恩来得知围拢在身边的学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十分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的尚钺老师，论证魏晋封建说，是古代史分期讨论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你们应该引以自豪。”作家苏叔阳是在场的学生之一。多年之后，苏叔阳对尚钺和韩大成联合指导的研究生毛佩琦追忆往事，依然不胜感慨。 20世纪50年代的尚钺，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依托，在探讨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等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史学讨论中，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仅在国内引发关注，而且苏联、日本、波兰都出了译文本。加上相继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不俗成果，使得尚钺及其学派势头颇盛。 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尚钺被定为史学界的代表人物，与孙冶方（经济学界）、王任叔（文学界）一道受到全国性的重点批判。他的学术观点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几家有影响的学术刊物，都出了批尚钺的专号；《历史研究》 编辑部将其中的重头文章汇集为《尚钺批判》。此后十余年，尚钺只能作为受批判的对象。在“十年浩劫”期间，尚钺及其眷属受到更为严重的摧残。晚年的尚钺总算等到了平反那一天，但身体已经永远失去了健康。我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时，尚钺是我们的系主任，因为健康原因，计划中的见面会一拖再拖，惟一的一次“拜见”，竟是1982年在尚钺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如此表达他的胸襟：“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至于谈到多年的学术纷争，他说“我们留给子孙后世的，不应该是鏖战之后的残垣断壁，而应该是一座五彩缤纷的大花园。”这里所体现的是一位学者对“百家争鸣”的由衷渴望、殷殷呼吁。 对学术问题，学者持不同观点并展开争鸣，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在政治运动的背景之下，使某种学术观点受到压抑，就是不正常的状态了。也正因如此，一位很有影响的"战国封建论"学者，在"魏晋封建论"处于低潮时，以"江泉"的笔名发表文章，最早把"魏晋封建论"列为与"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鼎足并立的学说。这说明，真正的学者，是希望在正常的气氛中展开严肃的学术批评的，因而对论敌才会给予真正的尊重。 翦伯赞和范文澜之死 "文革"期间，根本谈不上任何正常的学术讨论。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在内的学术权威，都受到了冲击。翦伯赞最为不幸，作为北大教授，"文革"尚未开始他就受到批判。1966年4月7日，范文澜派助手到翦伯赞家中探望，就其遭受批判转告范的意见："我就是不服！"并约定十天之后到翦宅午餐。这对翦伯赞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但数天后，范的助手转告翦，范本人不能如约前来了。显然是范自知无法伸出援手而不得不改变的爽约。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重头文章《打倒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矛头直指范文澜和翦伯赞。在经历了多次批判之后，1968年12月18日，绝望无助的翦伯赞与妻子一道服药自尽。1966年5月-6月，范文澜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当时正走红的陈伯达公开指责范文澜，逼迫他做检查。范文澜曾经连续给他所信任的同事写信，请他们"站在敌对方面"对自己"大加抨击"，"愈过头愈好"，原因是：如果自己人"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他还感叹："人应保晚节，但晚节也不容易保。"这位学界泰斗如此诚惶诚恐，几乎接近精神崩溃。但范文澜要比翦伯赞幸运得多，毛泽东适时地出面"保护"了他。1966年国庆节，范文澜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活动。毛泽东大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有了这简单的一句话，范文澜得以避过劫难。当然，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之下，在"分期"问题上，他不得不识趣地三缄其口了。两年后，转机似乎又出现了——1968年7月间，毛泽东派女儿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身处不安与无奈之中的范文澜，为此而异常兴奋，不顾疾病缠身，立即组织写作班子，制定计划，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毛主席交付的工作之中。但是，长期以来承受压抑的身体，却无法承载这种过度的兴奋，范文澜病倒了。他不顾身体并未康复，迫不及待地要出院工作，他向劝阻的亲友述说着毛泽东的嘱托，表达着急切的心情，"索性出来写东西吧，时不我待呀"！结果，在出院的当夜，就因病情恶化而去世了。时为1969年7月29日，距离他的好友翦伯赞被迫自杀不足八个月。郭沫若的观点虽然取得了政治支持，但两个儿子死于非命，他本人的身心同样遭受摧残。所以，后来他以最直白的语言欢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既是为了民族灾难的结束，也宣泄了自身重获"解放"的真实感觉。 "魏晋封建论"的复苏 "文革"结束后，"古史分期"的讨论，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再度热烈起来。其中以"魏晋封建论"的复苏，最为引人注目。 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发表在《历史研究》当年12期上的"会议综述"标题就是《冲破"禁区"，百家争鸣》。它甚至可以被视为学术界思想解放的表现形式之一。 1979年对"战国封建论"的质疑，几乎是最集中的史学话题。《历史研究》分期刊出了一批知名学者的论战文章：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下）、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农民的分化——兼论商鞅变法的性质及其作用》。尚钺以老病之躯，在《中国史研究》发表《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还有罗祖基《论与战国封建说的分歧》发表于《学术月刊》。其他刊物也有类似的文章刊出。而真正代表"战国说"与这股批判浪潮正面交锋的，只有两篇像样的文章：侯绍庄《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学说》（《历史研究》）、田昌五《中国古代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稍后田昌五于1982年出版了《古代社会断代新论》，这是当时捍卫、发展郭沫若"战国封建论"的代表作。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78级的本科生，我和同学们在课堂上就感受到了对"战国封建论"的质疑和批评。郑昌淦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他用了多数时间在批判论敌之说。至今我们全班同学都记得，郑先生为了节约课堂板书时间，事先把有关史料抄写成"大字报"的形式，张挂在黑板旁，还揶揄说：我从"红卫兵"那里学来了"大字报"用于教学，大概是"文革"的惟一正面作用了。他说："战国封建论"者为了论证商代有众多奴隶，把甲骨文中的"众"字硬解释为"在太阳底下从事集体耕作的奴隶"，他嘲讽说："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的农民不是也在太阳底下集体耕作吗？怎么可以把这种劳动场景与奴隶社会相联系呢！"引起的是一片笑声。 1986年，古代史分期讨论会在北戴河召开，我当时曾协助郑昌淦教授做会议筹备工作。记得两次小型筹备会议都是在郑先生家开的。在给哪些人发请柬的问题上，一些与会学者认为没有必要特意给战国封建论者发出邀请，理由是："在他们当道的时候，何曾给我们发言的权利！"如果以局外人的视角着眼，这样的方式确有心胸不够开阔的遗憾；但设身处地考虑问题，这些学者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与郑先生独处的时候，先生几次很动感情地说：60年代初，尚钺遭受无情批判之后，有位学术界名流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人民大学还有一个郑昌淦继续坚持尚钺的修正主义观点，也应该打倒！"经历了几十年的不公正待遇，应该允许受压者的情绪有个缓解的过程。 何兹全《九十自我学术评论》中有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这场延续了几十年的大讨论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学界居领导地位的是范老（文澜）和他的西周封建说。文化大革命后（应该是"中"——引者注），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起而代替了范说。他们两家之说，都能和毛泽东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挂起钩来，汉魏之际封建说挂不上钩。汉魏之际封建说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压制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尚钺同志的遭遇，就是我的榜样，我是看在眼里，惊在魂里的。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气氛轻松、活泼、自由多了。近年来我写了不少文章，畅谈汉魏之际封建说。不但很少顾虑，而且敢于"主动出击"和同志们公开争论问题了。 何兹全教授是那场大讨论代表人物中而今还健在的一位，他在年近九旬时曾理性地思考争论70年的历史分期问题，坦承"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已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有理'的淡漠甚或腻烦情绪。"主张"我们先不要谈论分期问题……要换个角度先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自然段落。"当年大讨论中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都在以超脱的眼光来回顾这一学术史了——这实际上是新时期学术讨论多元化的象征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