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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激发了历史学家的情绪与感觉，面对着无情的战争把人类推入死亡的深渊，无辜的鲜血洒满了城市的十字街头，一种强大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人类历史的意义何在？人类文明的尊严又何在？汤因比决心着手写作，象中世纪在罗马城被蛮族攻陷之后，在熊熊烈火中圣·奥古斯丁动笔撰写《上帝之城》那样，他要写出这个文明世界的本质；写出文明发展的兴衰；写出人类的“原罪”、现实的苦难和未来的困境；写出新世纪时代发展的终极层面：人类文明面临着一夕之间化为灰烬的危机，一切物质追求、权力争助都只是加速人类文明的灭亡而已，德国著名学者斯宾格勒指出，第—次世界大战是构成新世界蓝图的一个基因。这种基因导致了汤因比的作品洋溢着一种生命的脉动，一种雄浑的魅力，它与人类的世界，与当前的时代，发生了息息相关的契合与共鸣。它犹如一首充满着奋斗气息的英雄交响曲，在这首交响曲中，人类一切挣扎、翻腾、呐喊、创造，都有了它一定的位置与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与和平，结束了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对理性与进步的乐观与自信，进入了—个不肯定的时代。上个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向世界发出这样的呐喊： “我的时代没有到来!”可是，连尼采也会惊讶，人类刚刚步入二十世纪，在哲学、文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到处是一片反省，一片自我挫败，一片以破坏来表现人的失望、人的无能和人的残酷的现实。各种思潮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循。各种流派出现了多元分化，多元发展的趋势。在思想理论界，居住在瑞士的巴雷多于1902—1903年间出版了巨著《社会主义者的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挑战致使列宁为之不能成眠。在哲学界，活跃于巴黎的柏格森于1907年发表了《创造进化论》一书，使哲学界对有机体背后的动力开始关注。在心理学界，奥地利著名的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于1900年出版了《梦的解析》一书，使人类探索自身灵魂的触角伸向无意识层面的底蕴。在文学艺术领域，精神产品意境深边，引人遐思。有毕加索的艺术作品中不断变形的线条和色彩；有罗丹反科学文明的雕塑形体；有卡夫书小说中逃避现实，宣扬人的异化的“原罪意识”……在凡此种种反传统、抗议现实的氛围中，作为史学家的汤因比必然生成着走出一条新时代历史哲学道路的研究与发现的心理。 “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最初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提出的。他认为，历史的任务不是记载战争、条约、典礼、仪节，而是要通过对过去历史的研究来说明人类的时代精神。他在自己的重要史著《路易十四时代》的导言中说：“本书所要叙述的，不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作者提出了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作者企图进行尝试，不为后代叙述其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伏尔泰指出，对现实的说明不可没有历史，对历史的论述不可没有哲学。后人评论说，“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的道路－－他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幽暗的历史档案库。” 和伏尔泰同一时代的另一位意大利思想家维科，提出了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历史发展是阶段递进的有机过程。维科认为，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要经历神抵时代、英雄时代和平民时代，它们各有相应的心理、语言、宗教、艺术和政治。历史发展是进步的，又是循环的。他说：“人类的事物秩序是这样：首先是森林，接着是茅屋，再下去就是村庄和城市，最后是学院。人类首先感到必需，接着追求效用。再接下去就是讲求舒适，寻乐，然后在奢侈中变得淫逸，最后发狂，浪费他们的财富。各民族的性质是粗野，接着是严峻，接着是慈祥，再下去是精巧，最后是淫逸。”在维科看来，社会发展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递进过程，正是人类的全部历史内容。 继伏尔泰、维科之后，被称为历史哲学真正创立者的赫尔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哲学思维方法：把历史放在宏观整体上来加以考察和认识。赫尔德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发展有着自身演进胁规律和辩证的过程。一方面，人类活动的个人目的与其社会结果不一致的矛盾，正是推动历史辩证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人类历史正是从各个个别事件中产生着发展的统一性。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从大量的史实中看到宏观的统一；找出发展的原则。 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随着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解体以及实证主义哲学在欧洲大陆的盛行，特别是浪漫主义思潮唤起人们复古怀旧的心理，人们开始“逐渐脱离哲学的或纯粹理想的研究，而趋于历史的研究。”实证主义哲学反对用理性思辨的方法去把握世界的发展原则，提倡经验的“确实性”和“实证性”。这种哲学意识在史学的渗透，导致文学界出现背离历史哲学，追求以史学自身为对象的实征述义史学的状况。实证主义史学视历史为一问独立的科学，认为历史既不是哲学和神学的附庸，也不可作为文学的分支，更不是道德教训的工具。它应当在精确考证史实的基础上再现历史。也既是说，和历史哲学相反，实证主义史学并不用普遍性原则或纯理性的透视来描述历史，而是在鉴定史实上力求审慎精确、不偏不倚，在表达和叙述上采取客观主义态度。于是，历史哲学直接受到人们的抨击和冷落。意大利学者克罗奇尖刻地指出：历史哲学“以一种普罗克鲁斯蒂斯的方式割弃某些最重要的事实，而对其它被接受下来的事实则加以歪曲，使它们符合一种不是真正的而是强加于它们的意义。甚至那些仅仅作为叙述的实际助手的年代划分学也受到了折磨，希望它们能被提升到合乎理想的划分的地位”出人意料的是，正当史学家们深信随着他们各种实证的研究工作的进展，一切历史哲学都将变得多余和无用的时候，历史哲学却惊人地在二十世纪初复兴了。 汤因比成为了这一复兴浪潮曲弄潮儿。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汤因比在西方文明承受激烈的震荡中，寻找到他后来建构庞大的历史哲学体系的中心概念－－“文明”的历史学基地的话，那么，学习了十五年拉丁文化和十二年希腊文后，这种传统教育的整体效益，又使得汤因比在历史哲学的“文明”基地上建造起希腊－－罗马文明和当代西方文明发展具有可比性的桥梁。文明的可比性原则是汤因比写作《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这种原则的产生与他直接受希腊化教育分不开。明白地说，他是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获得的灵感。汤因比在《我的历史观》一文中明确指出：“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我正在给贝力奥尔学院读古典文学的大学生们讲授修昔底德的著作，那晚，我的理解力突然得到了启发。我们在当时的世界上所感受的经验，修昔底德在他所处的世界早已经历过了。……事实上，他的现在就是我的未来。但这却使按年代次序记载历史的方法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这种记法把我们的世界标记为‘现代’，并把修昔底德的世界标记为‘古代’。不管年表怎么说，现在已经证明修昔底德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在哲学意义上说是同时代的。”事实上，修昔底德为汤因比带来了如此的灵感：历史研究无须按传统的断代史、年代史划分，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透视，各种文明之间具有可比性。如果我们打开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难看出，洋洋几百万字的历史哲学理论体系竟是这一条灵感法则的具体说明和诠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