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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夏，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教授在北大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文化定位实际上也就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①联想到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现象，他的话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由此联想到近半个世纪前，雷海宗教授说：“地理大发现”一词，是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一个惯用名词，后来在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大部世界也不假思索地予以援用，……“发现”一词乃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把欧洲以外的地方看为发现、开发、剥削的对象。……至于中国，当然也是被“发现”的对象。因此雷先生强调今后在世界史中只用“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开辟”，而不用“地理大发现”。②然而，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中国世界史的著述和教科书中，人们大量见到的，仍然是“地理大发现”。 20世纪60年代，英国史学家E·P汤普森（E·P·Thompson）率先提出由底层往上来看历史（study 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自下而上的历史学（the History from Bottom up）；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History from Below）。他强调人类的历史不是精英的历史，而应是民众的历史。这种观点成为英国新社会史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世界史学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几乎无人不晓。然而，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早在1928年，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民俗》写的发刊词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 “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俗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让历史真正成为“全民众的历史”。而顾颉刚先生的这一重要思想，却在中国世界史学界很少为人所知，自然也很难产生什么影响。 不久前，哲学界在讨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时，一些学者提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引入西方概念和范式的结果，是以西式的哲学史研究取代了中国固有的经学史研究，使中国哲学失去了自己的“根”；西方理论、方法的滥用和误用，使中国哲学缺少自己的“魂”。③这种现象不仅仅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哲学研究、而且在世界历史研究中也是存在的。因此，在中国世界史研究中，同样面临着植中国的“根”，塑中国的“魂”的问题，也就是说建设有中国特点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乃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近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从19世纪中、后期民族危机日趋加剧，中国先进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开始的。林则徐对英国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加以评述，亲自编译成《四洲志》，较完整地介绍了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30多个国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以及宗教等等，《四洲志》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外国史地的志书。林则徐也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近代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了世界历史研究这一具体的研究内容在一定历史时代的客观要求。回答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发展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始终一起跳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产生和发展的动因。1949年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借鉴外国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时代的呼唤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得到迅速的发展。 但是，“世界历史研究” 和“中国历史研究”却存在着人为割裂的现象，强化了它们表面的差异，忽略了它们之间内在的共性。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从其萌生时起，就存在着脱离中国传统史学的倾向。这在当时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借助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糟粕，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则会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这样，一方面不能主动地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有益内容来丰富、完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另一方面，不能从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实际出发，科学地认识和分析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精华和糟粕，使一些人盲目地、不加分析的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之中。这种盲目性来源于这些研究者历史思维、历史认识中的一个误区：似乎中国传统史学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要进行世界史研究，只能借助于外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然而，并不是所有世界史研究者都这样认为。雷海宗、周谷成、吴于廑等先生作为中国世界史学家的优秀代表，在中国传统史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们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并将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的建设，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例如雷海宗教授说：“我们在学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第二要注意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同时，我们中国人学习世界历史，则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纠正过去把‘世界史’看成是‘西洋史’的错误看法”。④周谷城教授在1949年出版3卷本《世界通史》，他一改以国别史为世界史基础的传统框架，不是以西欧为中心，而是从整体出发研究全球的历史。如第1册论述世界诸古代文化区，如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文化区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吴于廑教授精辟地阐释了有丰富的全球历史观思想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⑤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因此，要独立地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思考，就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寄希望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得到阐释。不能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就寸步难行。如果只知道是在研究“世界史”，而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中国人，那将是十分悲哀的。中国人应该写出自己心灵中的世界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这些问题尤其重要，我们不是去适应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在史学领域中所体现出的种种规范；也不是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拒绝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积极内容，而是要主动地、自觉地、理所当然地积极参加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有中国风格和体点的新的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中去。它首先应该实现的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 ① 张洁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反思：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张旭东教授访谈录》，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7日。 ② 雷海宗：《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 ③ 魏长宝：《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光明日报》，2003年2月18日 ④ 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第578页。 ⑤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吴于廑：《世界历史》第1页、第5页、第1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