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在人类目前已有的两个历史阶段的民主实践中，民主所指称的对象却不相同 ，这给概念带来了混乱。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两阶段民主出现的历史情境，揭示民主所以 在冷落了两千年之后又再度被人们引入政治生活的原因，并通过对比两种民主实践的异 同，确定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关键词：古典民主，现代民主，平等的发言权（isegoria），社会运动 按照通常的看法，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出现过两段民主的黄金时期：第一阶段古典民主 时期出现在公元前六—四世纪的希腊城邦，尤其以雅典为代表，第二个阶段现代民主则 起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北美，到二十世纪末扩散到几乎世界各个角落。 然而，两者虽然同以民主名之，其实际的相似之处却远较我们所想象的为少。譬如，现 代民主的一般形式都是代议制，人民通过选举代表而行使着最终的控制权，所以，一般 的观点都认为，选举是现代民主的实质。然而我们发现，在古代雅典，选举恰恰是被人 们当作精英寡头统治的一种形式。1为什么？因为很显然，选举总是有利于那些声望、 家产、能力出众的人当选，而雅典人在公元前五世纪实行民主政治时，除了最重要的需要 专门军事技能的十将军职位外，其余所有的职位都是由抽签担任，而且任期结束即不再 连任，而由他人接替。显然，当雅典人说起民主的时候，他们在谈论的是与选举不同的 东西。 那么，这种选举背后的、被雅典人视为民主的东西，又是什么？它既然与我们所称的现 代民主不同，为什么两者被冠以相同的名称？这种古典民主所代表的东西，在今天的政 治生活中是否有表现？如果有，我们如何解释并解决它与我们所谓的现代民主的不一致 ？这些便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 在古典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对政体的划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他依照统 治者人数的多少、政体所服务的对象而划分出六种政体，首先，依照是否服从公正原则 、是否服务于城邦利益可以区分出正态和变态政体：遵循公正原则、以城邦利益为重的 ，属于正态政体，否则就属于变态政体。而后，依据统治人数的多寡，又可以区分出一 人统治、少数统治和群众统治。而民主政体，在亚里士多德，就属于群众统治中列为变 态政体的那一类，它的特征除了是数量上的多数统治外，而且，它是以穷人的利益、而 非城邦的利益为依归；它所对应的正态政体的类型称作共和政体。随后亚里士多德又进 一步补充道，相比较数量而言，贫富是区分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更本质的标志：统治者 无论人数多少，如果以财富为凭，则必定是寡头政体；如果以穷人为主体，则属于民主 政体（Demokratia）。2 将多数的统治分为正态的共和政体和变态的民主政体，这可能是理论家自己的创造，它 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将理论家理智上认可的那种多数统治和当时实行的、在他眼里属于“ 极端民主制”的多数统治加以区分开来。然而，在当时，民主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了这 种双重的含义，只是依使用者的不同而有不同取舍。从词源看，kratia表示统治没有什 么疑问，而demos则既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平民”“穷人”的意思，——就这层意义而 言，它包含了贵族精英对民众的排斥、轻视，——同时，它也可以表示全体雅典人。在 雅典公民大会所颁布的正式法令中，开篇即是“雅典人民决定(The Demos has decided )……”这样的句式，3这里便是用这个词来指代全体享有公民权利的雅典民众。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受了太多今天政治观念的影响，注重民主的程序性、制度 性特征，那么我们在判断古代民主起源的时候，很可能会把公民大会和多数投票规则的 存在作为民主政治的判断标志。然而，已经有学者指出，这两者在古代希腊并非为民主 城邦所独有，事实上在古典时期它们是几乎每一个希腊城邦都拥有的制度。4可见这两项 制度并不能作为评判标准。那么，民主城邦（譬如雅典）比之其他城邦又有什么不同？ 事实上，即以雅典而论，很长一段时期，掌握了统治权力的仍然是一个称为Eupatrida的 贵族阶层，城邦内所有主要的官职，包括九执政官和贵族议事会(Council of the Areo pagos)，都是由这一阶层把持。在荷马史诗里我们看到，公民大会上的主要角色都是贵 族，偶尔有站出来发言的平民，还是个小丑的角色，思维混乱，灵魂污秽，滑稽可笑， 最后遭到奥德赛的惩罚。所以，雅典人专门有一个词汇以表示公民大会上平等的发言权 ，isegoria，它几乎就成为民主的同义词。这一概念最充分体现了城邦生活的理想，体 现了城邦生活的公开性，参与者之间的平等身份，和话语在雅典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 用。5 在雅典，民众势力的上升、isegoria的实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公元前七世纪前 后，整个希腊社会突然进入一个动荡时期，贸易的发展、贫富分化的加剧、人口的增加 ，种种的诱因使社会陷入空前的危机，各种骚乱、内战频频发生。原有的门阀统治面临 新贵和下层民众的双重压力而慢慢解体，部分贵族利用民众的不满建立了僭主统治，希 腊由此进入了僭主时代。这种统治的特征就是由僭主凭借民众的拥戴以暴力手段上台， 随后建立个人的独裁统治，在阶级关系上他既压制平民，但更多地是打击贵族的势力。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相对温和的统治形式，那就是原先的贵族阶层以改革应对危机， 放弃自己对权力的垄断，允许新兴的财富阶层进入统治集团，使权力由原先的只以门第 为凭转为向财富开放，也就是由门阀统治( dysteria) 转化为金权统治( timocracy)。 这两种演变，都反映了社会在尝试各种途径克服自身的深刻危机。具体就雅典而论，就 表现为梭伦的改革和庇色特拉托的执政。但两者都只在一定的范围内奏效，没有能根治 社会的问题。前者仍然没有解决贫与富的冲突，没有弥合社会的裂痕，而后者的坏处是 ，僭主政治也许不乏个别的温和开明的例子，但衰变却是常态，所以这种统治几乎没有 一个能够维持三代以上，最后都为民众所推翻。 于是，雅典人开始寻求新的解决冲突的途径。他们意识到，社会的同质性已然被破坏， 只有建立一种公正的政治秩序，赋予多数人以参与权利，使他们在政治事务中发挥定期 的、有效的影响，才可能恢复人们对城邦的忠诚。6这时候，又恰逢旧贵族在斯巴达人支 持下试图建立寡头统治，于是，人民在推翻这种统治之后，更不可能回到旧秩序中，他 们开始要求自己作为平等的个体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克利斯提尼的改革所回应的正是这 种要求，而isegoria观念也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贵族阶层仍然通过自己掌握的贵族议事会、通过自己掌握的行政权力而发挥 着主导的作用，与此同时，作为民众参与公共生活主要制度途径的公民大会，它的常设 机构五百人议事会职能得到了加强，而且，它非常彻底地贯彻了民主的原则，以抽签、 轮换的方式保证平民的参与，使贵族的优势在其中无从发挥。公民大会由于人数过于庞 大只能间隔一段时间才召开，而议事会却是每日都在举行，于是，这便保证了在城邦的 日常政治事务中能够出现普通公民的声音和要求，从而可以抗衡贵族的影响。也是在这 时，人民（Demos）这种集体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构造开始出现，并成为一切民主机 构背后的权威依据，成为超越于一切公共机构之上的实体。7 但雅典民主的真正形成要等到公元前462年公民大会在厄菲阿尔特倡议下剥夺贵族议事会 的法定权力，将它交给由民众组成的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行使。8而这一切所以能够发生 ，与雅典海军势力的增长有很大关系。原先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还受到某些歧视的下层民 众，是海军的主体力量，他们在希波战争中证明了自己对城邦的价值。现在再对他们施 加限制，似乎已经难以找到合适的理由。同时，希波战争以及随后发生的与斯巴达的战 争导致贵族大批战死，两种势力此消彼长，自此以后，雅典真正进入民主政治的时代， 成为了全希腊的学校。民主在这里是按它最本原的含义在实行，所有愿意参与公民大会 和陪审法庭的公民，实实在在地行使着城邦的统治权力，在公共广场上讨论城邦的事务 并做出决定。而且，考虑到平民由于生计的原因，可能难以抽出时间参与公共生活，从 而使得这种形式上平等的制度实质上又有利于富人，城邦特意规定给予参与公共生活、 担任公共职务的人以津贴。这是当时区分是否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证明 亚里士多德所谓民主政体倾向于维护穷人的利益并非妄称。 而民主一词（demokratia）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出现，并且，它最初的含义并非褒义，而 更多是一种贬义，它代表了古代希腊世界一直存在的贵族传统对平民的轻视、贬斥，对 平民以平等身份进入公共生活、主导城邦事务这一前景的恐惧。9它所表示的含义非常明 确，就是一种有利于底层民众掌握权力的统治形式。 虽然在公元前五世纪平民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城邦的主导，但对民主的敌意依然盛行，它 尤其存在于思想精英、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中。所以我们看到古代雅典流传下来的第一流 的著作中，对公元前五和四世纪雅典的民主实践多半都是持批评态度，从修昔底德到苏 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莫不如此。无论是民主政治固有的内伤，还是 它偶尔的失误，在他们的笔下多有揭露。对于他们，民主就意味着由社会中没有知识、 没有教养、没有政治智慧的下层掌握政治权力，它意味着混乱、冲动、平庸、愚蠢，没 有节制；经他们之手，密提林决议、阿吉纽西战役获胜将军的死刑、西西里远征，最后 ，还有苏格拉底的审判，就成为民主政治决策变化无常、民众情绪冲动反复、无视专业 技能、践踏自由精神的典型案例。 二 在欧洲历史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雅典作家对于民主政治的看法几乎成了终审判决。 一直到十九世纪之前，当人们提到民主政治的时候，都是把它与上述的印象联系在一起 ，雅典经验成为了反面的参照。从罗马的西塞罗、普鲁塔克，到中世纪的阿奎那，到文 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里，到启蒙时代的孟德斯鸠、卢梭，到美利坚的开国者，一种反 民主、反雅典的思想传统一直绵延不绝。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几乎都公开反对民主政 治，其中很多都站到了雅典的敌人斯巴达一边。即使偶有认同雅典的，如伏尔泰，也只 是认可它的文明所达到的成就；如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则是为了用雅典来为自己的制度 做辩护。10或者，即使有按照后世的眼光是真正在推进民主政治、或者带有民主政治色 彩的，如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英国内战时期的平等派，十九世纪英国的议会改革派，也都 拒绝了“民主派”这一称呼。11 然而，虽然有这种种敌视的意见，古典民主所表示的民众的力量还是在近代一点一点地 生长起来，虽然暂时没有被冠以“民主”这一名称。 阿克顿勋爵曾有一句名言：四百年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告别中世纪的思想和状况的历史 。而我们所称的现代民主，它背后的推动力量正是要从中世纪的瓦砾上去寻找。中世纪 的社会结构可以看作是一个由各种地位组成的金字塔，顶部最高权力者它的权威来自神 授，在中间则每一级都有一定权威，它既是上一级的附庸，同时又对、而且只对它的下 一级行使权力。这个社会里存在大量的中小社会团体，而国家只是其中之一，其主要行 使的只是军事职能。 由于频繁的战争，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财产集中而导致的政治集中，还有罗 马法的影响，由于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国家日益从各种社会组织中脱颖而出，并将原 先分散于各个团体中的权威逐渐聚拢，集于一身，于是，“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 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 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12 而与这种中央权力日益集中的趋势相伴随的，是社会日益原子化、平等化，民众从旧有的 附属关系中解放了出来，过去曾经存在的各种特权等级、地方议会和基尔特组织现在都 不存在，在个人和民族国家之间是广阔空旷的空间，国家成了他惟一的效忠对象。可以 说，在现代政治史的开端，真正的冲突不是发生在国家与个人、而是发生在专制君主与 各种中间的社会团体之间，而个人与国家反而是同步发展的。13 完成这一过渡的，在欧洲正是它的绝对君主专制时期。在这些专制君主手里，国家实现 了它的扩张，——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古代希腊发生的近似进程。同时，这一扩张又 是与社会的平等进程内在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最早为大革命后法国的自由主义者如 基佐、托克维尔等意识到，而这也正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称的“身份平 等的潮流”。他们意识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架构不可能脱离这个社会实际的进程，想用 政治手段使社会回到旧秩序是徒劳无益的，明智的方式是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做出适当 的调整，既回应这种潮流的要求，又补救它可能的祸害，这样才能有所助益。 可以说，十九世纪政治思想领域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化。主要西方国 家在在开明自由主义派的主导下一步一步实行了与这股平等潮流相顺应的改革，政治权 力逐渐向底层人民开放，越来越多的人群获得了选举权。而到了二十世纪，原先被排除 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边缘团体，包括妇女、黑人等等，都先后获得了同等的公民资格。对 比古代雅典妇女、奴隶都被排除在城邦公共生活之外的事实，今天的民主政治已经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在公民资格方面一切财产、肤色、民族和种族的限制都已不存在。 这就是我们用现代民主所指称的那个历史进程，以及相应建立的政治体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