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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一本书的跋文里，笔者曾经这样评论80年代末以后的史学理论研究："十年来，史学研究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确实没有什么长足的进步，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没有提出过激动人心的课题，没有过激烈的交锋和讨论，没有多少值得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引为自豪的东西。80年代那种火热争鸣、论战的气氛，已经成为人们乐于沉浸其中的美好回忆。"但是，这种状况很快被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所打破。一方面，站在世纪末的高度理性地总结一个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进程、特点、规律以及经验和教训，要求学者们要有宏观理论思考的气度和魄力；另一方面，对新世纪的展望，也需要有大尺度的历史眼光。这些都需要史学家们有饱满的理论热情和宏观思考的思维品质。于是，世纪之交的时代特殊性，促成了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些变化，出现了几处宝贵的亮点，打破了延续将近十年的沉闷。综述一下最近五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热点问题，对今后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都将会有所裨益。 一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与总结 反思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从总体上思考问题，需要总结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因此，这种总结决不是一种简单的事实性的描述，而是一种理论性很强的研究工作。没有一定的理论思维，诸如20世纪中国史学的整体性特点，它的发展规律，它的深刻内涵，它的经验和教训等等，都是很难把握的。事实上，我们看到从事这些总结性工作的，也大多是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下面我们就分几个方面，来综述他们的研究成果。 1、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和特点 戴逸先生把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和特点概括为：第一，进化史观风行。进化史观的风行，使近代历史研究面貌为之一新，与传统史学明显区别开来。第二，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并在历史学界确立了主导地位。第三，理性精神的发扬。20世纪历史学尊重理性精神，认为历史可以用人的心智来认识、分析、论证、阐明，而不是靠比附、臆想、感悟、信仰，不是靠超自然力量和蒙昧主义的认识方法。第四，开放历史观的确立。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抛弃了传统的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狭隘的封闭的历史观，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加以考察，对中外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开放的历史观。第五，研究内容的拓展和丰富。第六，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1] 瞿林东先生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其进步表现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第二个阶段是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撰述。和众多的史学分支学科相比，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更能全面地阐明中国历史的进程、特点和规律，更能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及世界意义，更能增强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和对创造美好历史前途的信心，因此，中国通史研究在百年史学中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视，取得了特别巨大的成就。[2] 李振宏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最大遗产，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这一理论的深刻性，它的历史穿透力，使我们受其熏陶的学者，都培养成了对历史进行宏观思考的习惯。我们的历史学家总想透过历史的表面现象去发现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因而使得我们的研究成果多能提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不流于肤浅和庸俗，并能在很深刻的理论层面上，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提供借鉴。[3] 赵世瑜先生说，20世纪中国史学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的政治史范式向经济史、社会史范史转变。自上而下看历史与自下而上看历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具有标识性意义的事件。自上而下看历史，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一场史学革命。从此，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长期存在的社会深层结构与趋势，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广阔的领域，并由此带来了史料来源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自下而上看历史，更强调一种立场的调整，它是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和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百年来的史学发展趋势是，从自上而下看历史发展到自下而上看历史，再发展到整合的历史观。整合的历史观时刻要求我们把一个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了解历史上的社会是如何结成一个整体的，整体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之间怎样调适，才能使社会正常运行，这个整体背后究竟有哪些力量或因素在起作用等等。这种从传统的政治史到经济史、社会史，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再到整合的历史观的研究范式的转化，是20世纪史学发展具有根本的变化，值得总结和借鉴。[4] 2、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特点和规律 瞿林东先生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的主要趋势是：从传统史学在已经开始走向近代化的途中，进一步向"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的过渡；当"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兴起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产生，并在三四十年代获得重大成就，从而在发展方向上渐居主导地位；新中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广泛传播；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左"倾思潮，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潜伏着危机，而"文革"十年则把这一危机从潜在的形式变成了公开的形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确立之后，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迎来了新的春天。这一总的发展趋势，揭示出如下一些规律：第一，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到近代，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却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第二，百年史学的种种进步，归根结底，历史观的进步是最显著的进步。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它总是要前进的。只要真正坚持对于唯物史观真谛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就能够克服任何曲折而不断为自己开辟深入发展的道路。[5] 在另一个地方，瞿林东又把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和规律表述为：近代化和科学化逐步深入的趋势，社会化和大众化逐步扩大的趋势，逐步自觉面向世界的趋势。具有突出的时代精神和现实借鉴意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第一个特点和规律；民族特色的突出表现，是另一规律；第三个规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中经受了曲折和考验，证明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6] 陈其泰先生把20世纪中国史学分为五个阶段：1、世纪初期，是"新史学"思潮涌起的时期。2、"五四"前后至三四十年代，是新史学发展阶段，也是新考证学（实证史学）取得建树阶段。3、从1929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阶段，李大钊宣传唯物史观是其前导。此与上述新考证学获得建树在时间上交叉，形成双线前进。4、解放后至六七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并经受严峻考验阶段。5、新时期以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探索阶段。[7] 于沛先生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特点在于，首先，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学不回避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使自己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其次，20世纪汲取外国史学的优秀成果，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最后，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明显特点。[8] 侯云灏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主要有三大思潮：一是"新史学"思潮，二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通过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侯云灏得出了三点基本认识：第一，社会思潮对史学思潮有直接的影响。第二，20世纪中国史学表现为两大趋势：一是科学主义趋势，一是人文主义的趋势。第三，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各种思潮蜂拥而入，没有体现出西方史学思潮原有的时间性和层次性；然后，经过时间的筛汰，出现了重新组合。[9] 3、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经验和教训 瞿林东先生说，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是，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乃是史学的基本属性。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论何种思潮，在关注社会历史发展方面，都有相通之处。新中国成立前，反侵略、反压迫、爱国自强，是中国史学时代精神的突出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和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推动中华复兴，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同时，不断开拓世界史研究领域，为中国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加强中外联系提供参考和帮助，也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并都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条宝贵的经验。关于教训，瞿林东总结说，最需要我们记取的教训是：史学的最高品格是实事求是，忠于历史事实。维护史学的这个品格，就是维护史学的生命和权威。像"文革"期间那样以"史学"名义登场的政治，不仅对史学工作者有严重的欺骗性，而且极大地败坏了史学的名声和威信，使社会公众一度对史学失去了敬意和信心。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最为严重的历史性的沉痛教训。[10] 侯云灏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了一些需要引起学界注意的基本问题：第一，历史学关注社会变革与追求学科自身独立发展的关系；第二，唯物史观的指导方针与学术研究多元化之间的关系；第三，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各民族历史多样性的关系；第四，关系社会科学"求异"与自然科学"求同"的问题；第五，关于历史有无规律的问题；第六，发展与继承的关系；第七，理论和史料的关系；第八，历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11] 以上这些总结，都是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充分肯定。但是，这其中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年轻学者雷戈从高度的理性反思出发，对20世纪中国史学做了整体性否定。当然，他否定的不是20世纪中国史学在实证研究方面的具体成就，不是史学在具体文化知识方面的积累，而是20世纪中国史学整体的发展方向。雷戈认为，历史学在20世纪的最大收获就是历史学不再是一门古典学科，而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同时，历史学在20世纪的最大失败则是历史学不再是一门现代科学，而重新倒退为一门古典科学，即异化为一门现代式的古典科学；此外，它的终极目标是为当前政治服务。古典学科基本上没有什么批判性，它既不批判圣人，也不批判传统，更不批判政治。正因为古典学科逃避了这些批判活动，故而迟迟未能发展出普遍有效的理性意识。与此对应，现代科学则具有完全相反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现代科学不受制于任何政治体系，而是完全独立的知识体系；第二，现代科学不再以道德为指归；第三，它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人类生活，增进人类福祉。有无理性与批判，是现代科学与古典科学之间的最大区别。中国历史学在20世纪在外观形式上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科学，但其实质和内涵则无疑仍是古典的学科形态。 雷戈还对如何总结和反思20世纪的中国史学提出了几点看法：第一，必须用全新的观点来认识20世纪的史学史，即必须建构起一种新的史学史模式，以此来关照和反思20世纪史学价值的真实含义；第二，必须明确认肯20世纪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性和创新性；第三，必须深刻揭示20世纪史学史的曲折命运及其内在根源；第四，必须正视20世纪史学后来所发生的种种变异和退化；第五，必须以此为契机去恢复历史学在20世纪初（比如五四时期）曾初步确立起来的现代科学品格，并对其内涵和性质加以批判性的考察和辨析，进而在这个基础上为21世纪创建一种更富开放性和思想性的史学体系。[12]遗憾的是，雷戈的这些观点，没有引起多少有些麻木的理论界的关注。 现在，我们已经跨入了21世纪，反思20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热情正在逐步消减，文章也日渐减少。但是，以笔者之见，这场学术反思运动，仍有待于深入。从上边概述的情况看，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发展规律、时代特点、所形成的史学思潮等问题，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总结，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我们的研究似乎还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总结成绩的多，反思问题的少，缺乏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仍是这场反思运动的顽强特征；而缺乏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总结，是少有启发意义的，亦无法为新世纪史学的发展指示方向。笔者呼吁，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和总结要继续进行下去，并且要围绕学术与社会、学术与政治等20世纪史学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以便在深刻的理性层面上为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指示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