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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与中西奴隶制文明的起源

http://www.newdu.com 2017-11-11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摘要 本文从交往在中西奴隶制文明起源的作用中入手,说明大河灌溉并非我们长期认为的是中西奴隶制文明起源的主要原因。从交往的
    程度、范围入手论述了中西古代文明发展的共同点和差异。
     关键词 交往 原始社会 文明古国 中西文明起源对比
     交往是指个人、社会集团、氏族、部落、国家、民族之间的物质与精神的联系与交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很重视交往对人类社会发展所
    起的重大作用。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作用作了深刻的论述。并且指出“一切历史
    的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1)]虽然,他们在这一著作中使用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术语
    ,在往后的著作中均用生产关系的概念所代替,但他们关于交往的许多论述,至今仍然有重大的价值。
    一、交往与原始社会的发展
     从严格意义上说,交往是从地球上有了人类才开始的,不过,交往的历史应当比人类的历史更远古。恩格斯认为,“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
    ”[(2)]。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前,就开始了某种交往。类人猿为了防御猛兽的袭击,必须发出警报,传递信号。久而久之,这种本能性
    交往,必然促进语言的形成和思维的发展。为了躲避自然灾害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类人猿不得不经常迁徙,迁徙的地区越广,能找到的食物也
    更丰富,更有利于类人猿体能和智能的进化。类人猿的两性交往也在经常不断地发生着。性交往的范围越大,近亲繁殖的可能性就减少,有利
    于提高自身的素质。人类祖先这些为环境所迫的本能性交往,是其向人类进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交往创造了人类本身。
     人类形成以后,建立在较自觉基础上的人类交往是极其丰富多彩的。首先是物质交往。物质交往是任何其他形式交往的基础。早在原始社
    会时期各地区间的交换就发生了。在西亚的耶莫和耶利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产自亚美尼亚的黑曜石和来自伊朗的彩陶;在埃及的巴达里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遗址中,也发现了从努比亚输入的孔雀石,从西奈运来的铜和叙利亚输入的宝石和雪松等。
     美索不达米亚在城市国家繁荣时期,通常是用自己出产的粮食、油类、羊毛、椰枣、芦苇、渔类等,向周围地区换取本地缺少的金属贵重
    石材和木材。它从埃兰运入铜和银,从伊朗运入锡和宝石,从印度河流或输入碧玉珠、棉花和猴子,从叙利亚以及凡湖地区运入木材,从亚述
    换回铝和其他金属,从阿拉伯获得香料和油脂,从埃及换来金子。[(3)]传说中国古代颛顼时,“祝融作市”[(4)];尧舜时期曾因
    “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傅虚卖贱,于是债于傅虚。”[(5)]远离海滨的青海西宁、乐都等地发现随葬的贝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
    较普遍发现了某些非本地出产的物品如玉石、象牙原料及其制品,和产于长江流域的鳄类骨板等。这些都是由交换而来的。这时期的交换虽然
    是互通有无的物物交换,但某些比较贵重的商品如牛、猪、铜、玉石、象牙等,可能已经具备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这种物质交往交流了各地
    区的生产经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原始社会的解体起着促进作用。
     其次是战争交往。对原始人来说,“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6)]。母系氏族时,同氏族人必须相互援助,血亲复仇被
    认为是每个氏族成员应尽的义务。无论哪个氏族的人侵犯本氏族任何成员的利益,氏族其他成员都会团结起来,共同杀敌,最原始时是将复仇
    对象处死。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这种氏族纠纷逐步发展成为氏族、部落间的战争,而战争的结果不再将征服对象悉数处死,而是掳掠人口,抢
    夺财富。到原始社会后期,当扩大私有财产和占有奴隶成为人们的需要后,氏族部落间的战争也就日益频繁,以至成为“经常的职业”。传说
    禹就职后,舜对禹曾有一次明确的交代:“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7)]根据史书记载,当时“蛮夷猾夏”,四周游牧
    部落不断进攻华夏地区,对于作为华夏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来说,其当务之急就是率部抵御蛮夷部落的进攻,于是军事首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
    原始公社社员以战争形式与外交往的组织者、领导者。至春秋时,秦穆公得到熟悉西戎民族的由余襄助,征服了西戎八国,向西北开疆拓土,
    发展贸易关系。在古希腊,公元前18世纪中叶,诺萨斯为首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控制了爱琴海,驱除海盗,保护海上商船往来贸易,结
    果沿海居民才开始获得财富,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了。由于较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国家经常不断地与周围地区,特别是与尚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
    之间的战争,交流了交战双方的生产经验,促进了彼此生产力的发展。故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
    做是历史的动力”。[(8)]
     第三是移民交往。原始社会移民趋势是游牧地区向农耕地区,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交往不便地区,向交往方便的地区移民。移民形式是
    整个部落、氏族集体地迁徙。如中国北方匈奴人的大迁移,曾导致整个欧亚民族格局的形成和变迁。爱琴文明的创造者本身就是移民,是从小
    亚细亚西南的加里亚迁入的亚底加人。两河流域的文明也是古代中亚细亚、塞姆语人、印欧语移民共同创造的。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也是黄帝
    后裔的氏族部落与逐渐东来的西方羌人部落以及逐渐西移的东方夷人部落共同创造的。移民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移民是各自文化的
    载体,他们的到来给当地居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和技术,他们与当地居民没有共同的血缘关系,他们的涌来,便把原来
    按照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破坏了,加速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奴隶制度的产生。
     第四是婚姻交往。婚姻交往是人类生理和繁衍后代需要促成的交往。交往的发展,人类的婚姻圈扩大,便可以避免近亲繁殖,提高人类素
    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固定更持久的结合,为了猎取成群的大野兽,也要求各集团之间相互援助和彼此协作。通过
    婚姻形式来加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成为十分必要。人类从族内群婚向族外群婚进而向对偶婚过渡就是原始社会内部交往的必然结果。族内
    婚的原始人们因为活动局限于局部地区,交流很贫乏,发展极为缓慢,而且族内婚的人们寿命很短。而族外婚的实行逐渐缩小了同一集团间的
    性关系,不仅寿命延长,而且产生了“非血缘氏族的成员间的婚姻,产生了在肉体上及智力上更强健的人种”[(9)]。同时也加强了各氏
    族之间的生产技术的交流,促进彼此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交往促进了人类脱离动物界,交往促进了原始社会由原始群向氏族部落继而向部落联盟的发展。交往是原始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条
    件。
    二、交往与文明古国的产生
     交往使不同地区创造的生产力,特别是创造的发明得到交流,从而有可能使人类避免每种生产技术在每个地区都要独立发明而进行的大量
    重复劳动,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当每个人的劳动产品除了养活自身外,而且还有剩余时,便使劳动力获得了价值。“在这以前人们不知
    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情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一定价值
    ;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使他们劳动”。“这样奴隶制被发现了。”[(10)]这时,氏族贵族,部落领袖们在经济交往和战争交往
    中,利用特权、得到多余的财富和奴隶而变成剥削队伍。以剥削奴隶为基础的奴隶社会产生了,人类进入文明时代。
     史学界普遍认为,文明之所以起源于大河流域,是因为这里河水泛滥,土地肥沃,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自然条件对人类文明起源的作用是
    很重要的,但交往这种人类活动对文明起源的作用更为重要。
     众所周知尼罗河文明发源于尼罗河流域,尼罗河的泛滥带来了热带丛林大量的腐植物,使土壤异常肥沃松软,很利于谷物的生长。对尼罗
    河原始农业的发展无疑作用很大。但尼罗河流域最早文明地区并没在下游三角洲一带,象涅伽达、阿姆拉文明分布在远离三角洲、远离尼罗河
    的上埃及等地。令现代人尚且望而生畏的滔滔洪水,对原始人来说更赛猛虎下山,令人谈水色变,根本谈不上去利用了。而埃及当时有利于交
    往的地理位置才是尼罗河流域文明起源的真正原因。埃及北临地中海、东北隔红海与亚洲毗邻,交通便利,尤其是河运和海运交通发达。因此
    在公元前3600年左右,埃及就出现陶制小船和大量贝壳镯子。早在公元前第3000纪,埃及的法老们就曾试图与邻国建立关系,在第六
    王朝各法老统治时代,埃及人曾数度遣使远赴红海南岸的彭特国家。[(11)]公元前2000年初期,在埃及法老的宫廷里,出现了一种
    专门出使亚洲各国的人员——急使。“当急使出使别国时,……他为自己的财产立下遗嘱……并且回到埃及……他就又要外出……”[(12
    )]埃及第三王朝法老斯尼弗鲁时期,一次就从腓尼基运回40船雪松;第五王朝法老萨胡拉对亚洲的商业远征,掳回了亚细亚人、黎巴嫩山
    区的熊、外国容器和橄榄油等,他还从蓬特运回8万容器的没药和琥珀金6000。[(13)]
     两河流域文明的产生交往在其中的作用也显而易见。两河流域的北部,古代称亚述,南部称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南部的居民苏美尔人
    是公元前5000年代定居两河流域,一般认为他们来自东方,最早的故乡可能在中亚细亚。而阿卡德王国的建立者本身也是移民,他们通过
    和亚述人等长期交往和战争,共同创造了两河流域的文明。两河流域地处欧亚非交通脉冲,既能感受到亚洲文化的脉搏,又能触及欧非文化的
    波澜,所以发展成为古代文化最辉煌地之一。
     至于交往在印度河流域文明和黄河流域文明起源中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传说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就居住着许多部落
    ,象中、上游的姬姓、姜姓,下游的风姓太昊部落和嬴姓少昊部落以及部落九黎,正是因为这些部落的不断迁徙以及部落间的交往与战争,发
    展了各部族的生产力,逐步凝聚了华夏民族的内核,建立起较巩固的联盟,最后建立炎黄一系,文明进而产生。印度河流域文明也没有产生在
    河水冲积而成的河谷,公元前5000年至4000年代发生在西边俾路支斯坦的中、南部及印度河流域的信德地区。根据出土的人骨和各类
    人像分析,印度河流域当时的居民大约有原始澳大利亚人、地中海人和蒙古人,哈拉帕文明不只是一个种族创造的,而是几个种族共同创造的
    。在文明产生初期,内贸外贸很发达。在印度河南端洛塔尔港口城市遗址,发现了一处砖砌船坞和一只龙骨尖耸的远洋船模型,从相互交换的
    产品看,对外贸易已南达印度半岛南端,西及阿富汗、伊朗、中亚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地区。
     翻开世界古代文明起源图,我们就不难看出,处在亚欧非三洲交接处的地中海盆地,人类文明起源最早,发展较快,讫今所知的古代五大
    文明中,就有三大文明产生于此。古希腊罗马文明不起源于大河流域,而起源于伸入地中海交往方便的半岛上。美洲的印加文化、玛雅文化和
    阿兹特克文化所在地并没有大河泛滥,不过两面临大洋,交往很方便。相反美洲的一条世界著名的大河亚马逊河地区就和非洲赤道附近的俾格
    米人以及印尼原始森林的一些部落一样,因为与外界很少交往接触,仍然处在原始社会时期。
     综上所述,与其说人类文明起源于大河灌溉,勿如说起源于交往。
    三、中西奴隶制文明起源的比较
     人类文明虽然都起源于交往,但由于所处位置不同,交往的范围、交往规模的大小以及交往对象的发展程度各异,形成了中西奴隶制文明
    的差异。
     1、中西奴隶制文明都起源于交往:古代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北与我国古代游牧民族如匈奴等族相毗邻,东
    邻广阔无垠的渤海,南与长江、汉水流域的三苗部落发生接触,东北与朝鲜半岛相连。各周边民族不断向黄河流域迁徙,形成各民族的交融。
    史书记载,拓跋鲜卑的远祖推寅时“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如。谋更南迁,未行而崩”。[(14)]史书还记载了禹和益这两个
    军事统帅对南方三苗部落的战争“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七旬,有苗格”[(15)],在战争中,俘获了大量的俘虏,使之变为
    奴隶,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华夏部落必然加强军事统帅的职责和地位,奴隶制国家政权于是产生。古代希腊爱琴文明不起源于大河流域。境
    内多山,河流短小,群山把大陆隔离成许多小块,长期阻碍了境内的统一。然而这个地区航海条件优越,海域占了全区大半面积,海岸线长而
    曲折,有良好的港湾。虽然没有大河灌溉,文明却很辉煌。克里特爱琴文明的特色,首先表现在航海业和海外贸易的发达。克里特人不仅能造
    轻型帆船而且能造远海航行的重型货船,这些满载货物的海船,除运行于地中海诸岛屿外,还往来于希腊半岛、埃及、小亚细亚、腓尼基、意
    大利和西班牙等沿岸港口,成为地中海区最早的海上霸国。
     2、中华文明是地区性交往的产物西欧文明是洲际交往的产物
     前面已述不论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起源于交往,但由于地理条件不同,中华文明限于地区性交往,而西欧文明则是洲际间的交往。中
    华文明区虽然与南北各民族均有广泛的交往,与东亚蒙古利亚人种交往也很密切,却无法突破西边高耸的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和青藏高原这些
    天然屏障,因而也就不能感受到两河、尼罗河希腊文明的强大冲击波,而限于华夏文明与周边各游牧部族的交往,形成主体文明与边陲文化的
    交融。但西欧文明却大不相同,它与西亚非洲文明之间没有天然屏障,畅通无阻,向东可达小亚细亚西岸,向东北穿过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
    鲁斯海峡进入黑海,往南可经克里特岛达东北非的埃及;往西越爱奥尼亚海可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各地区间对外贸易很频繁,逐渐形成了
    最古文明中心及其相邻地区最早的国际商道。美索不达米亚是陆上商道的中心。从小亚、亚美尼亚、地中海东部沿岸、埃及去伊朗和印度都经
    过这里。海路有二条,一条是从毕布勒向南沿地中海东岸抵埃及,向西经塞浦路斯抵克里特岛,从克里特岛又有海路直通希腊大陆、埃及和地
    中海沿岸其他地区;另一条是从波斯湾经阿拉伯海到印度河口,沿阿拉伯东部海岸经红海到埃及和蓬特。[(16)]如是,西方文明就形成
    了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囊括尼罗河文明、希腊文明的强大文明中心,形成了主体文明与主体文明之间强烈的碰撞,从而创造出更辉煌灿烂
    的古典奴隶制文明。
     3、中国奴隶制文明是一种原发性独创性文明,西欧文明是继承来的继发性文明。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17)]从世界范围来看,除了中国以外,上古
    时代出现的各个文明没有一个直接延续到现在的。波斯为马斯顿希腊人所征服,马其顿希腊为罗马人所征服,罗马人又为日耳曼人所征服,以
    上三个古代文明在失去政治上的独立以后,也发生了文化传统的中断。公元前3000年代中叶的哈拉帕文明,不到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
    就灭亡了,公元前3000年代末产生的克里特文明,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产生的迈锡尼文明,到公元前2000年代晚期就灭亡了。从
    文字发展来看,中国文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到隶书进而发展到现代的方块字,文字代代沿袭发展,而且历史文献也一脉相承,中国文
    明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中断。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三代世表,起自黄帝,终于周厉王,完整地序列了帝王世系。
    于是,中国历史自公元前841年以来,有连续不断的记录。而西欧的文字不同,希腊字母的产生就是西欧人吸取亚非文字养料所致。位于地
    中海东岸北部的腓尼基,由于其优良的地理位置,便成为当时先进的东方文化西传的桥梁。腓尼基人在吸收了埃及——西奈字母成果的基础上
    ,创造了22个字母。希腊人继承了腓尼基字母,并发展出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后又发展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成为以后一切西方国家字
    母的基础。
     中国古代历史经历的三个统一阶段也体现出它的原发性、独创性。中国最初的“邦”、“邑”也是由部落联合起来的,如周就是姬姜两部
    落统一而成的。夏商两代,中原诸邦很多。到周时,尽管诸侯分立,但他们共尊一个天子,这就是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国王,中国文明所特
    有的稳定的统一趋势,保证了中国文明具有其他古国所没有的历史连续性。而西方国家的发展却不同,经过了希腊人的“塞诺西辛”、埃及的
    “诺姆”、两河流域的“恩西”统治下的城邦,就向统一的地区性国家过渡。经历过地区性国家之后,历史上屡次出现跨越地区的帝国。公元
    前2000年代后期的埃及帝国,公元前1000年代在中近东先后出现了亚述、波斯、亚历山大帝国。在这些帝国当中,虽然从严格的意义
    上来说,并不是一种统一的过程,但是古代各个文明区域文化的彼此影响、渗透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古代希腊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继承了
    古代埃及、西亚长期积累的历史遗产,是一种继发性文明。
     由此看来,中西文明虽然都起源于交往,但因为交往的程度、范围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奴隶制文明之间的差异,西欧奴隶制文明产生时间
    早,大约公元前31世纪就已出现,持续到公元476年,而且创造出典型的奴隶制文明;中国文明步入奴隶制文明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1世
    纪,由于局促于东亚一隅,发展很不成熟,持续时间短,新的生产关系容易突破,在公元前476年中国步入封建社会。
     交往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很明显的。在人类起源以前,类人猿的本能性交往,加速了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人类形成以后,交往又促
    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本身素质的提高,和私有财产的产生,从而促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中西奴隶制文明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交
    往发展的产物。在奴隶社会时期,交往的扩大,不仅使奴隶社会得以发展,而且使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大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指出
    :“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
    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是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
    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18)]可见
    交往不仅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是保证人类文明发展不遭中断的重要手段,交往还可以使人类避免在许多地方为发明同样的生产技术而付
    出的大量的重复劳动。一种生产技术在某个地方发明以后,未通过交往传播开来,即使不失传,其历史作用也只能等于1,如能通过交往传到
    一百个地方,那么,其历史作用就等于一百了。这个简单但很实际的算术题说明生产力发展归根到底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基础,但交往却可以
    把这一基础扩大无数倍,是历史发展最有效的动力。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随着交往的扩大,呈加速度向前发展的、运动的。可见,我国对外
    开放政策,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主动积极扩大交往的方针政策,必将大大加速我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进程。
     (1)(6)(8)(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1、27、61页。 (2)(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第220、219—220页。 (3)B·N·阿甫基耶夫:《公元前4000—3000年近东各国间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发生》载(苏
    )《历史问题》,1959年第9期,第113—114页。 (4)《世本·作篇》。 (5)《尸子》 (7)《尚书·大禹谟》。 (
    9)摩尔根《古代社会》下册,第464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1)《阿玛尔纳书简》见于《外交史》第一卷,苏B·n·波特
    金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2)同(11)。 (13)《帕勒摩石碑文》第4、第六,见于北京师大、东北师大合篇
    《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册,第1页 (14)《魏书》卷1《帝纪·序纪第一》。 (15)《尚书·大禹谟》。 (16)J·皮尔索
    《历史的潮流》第五章第一节“三千纪的商路”,伦敦1962年,第59—61页。 (17)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61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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