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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光绪时期银价下落概况 银钱比价在同治皇帝统治的后几年的飞速上涨，曾经引起朝野人士的密切关注。面对中国金融市场上变化莫测的情势，当时的人们不懂得这是商品经济恢复发展的产物，不了解贵重金属驱逐不太贵重金属的货币运动规律，只是对落后的制钱制度的动摇表示莫大的恐慌。惊慌失措的清朝财政大臣找不到平抑银价有效措施，只好被动地随着市场上比价变化的幅度，调整田赋商税的征收比例。1875年，年仅四岁的小载恬被人抱上皇帝的宝座，清明政治进入光绪时代，以此为重要转折点，在变动不已的中国金融市场上，银钱比价突然停止了上涨的势头，开始变为持续几十年的银价跌落过程。清朝的财政大臣们不再为暴涨的银价带来的社会经济紊乱所惊骇，相反陷入了银价下跌的慌惑之中。根据有关统计，现以江苏、江西为例，将其银钱兑换率的变化情况综合列表如下：
资料来源：江苏和江西的银钱比价系由各省厘金报告书提供的数据推定。参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242，291，508，541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由上表可以看出，光绪年间的银价是徐徐下落的，到1903年大约下跌到1300余文，相当于嘉庆时期的水平。马士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所提供的银两与铜钱的比价在1904年降到最低点，每关平一两白银只能换1200文铜钱[1]。根据清朝官方文书所提供的数据，在1895年江南各省的银价已经下跌到1200余文。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奏称：“各省停铸制钱以来，市用铜钱日见其少，加以私销不绝，钱价因之日昂。近日大江南北各州县旬日之间，银价骤跌，每两仅易一千二百数十文。上游楚皖等情形，亦复相同”[2]。1898年前后，全国银价大都跌落到1200文左右[3]。北京的银价还曾一度跌到1000文以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4年为止[4]。尔后由于其它原因，银价又重新开始上涨。 由上述情况可知，银价由同治末年的1800文[5]，跌落到1200文上下，其间相差600余文。这种下跌幅度尽管不及太平天国战乱时期严重，但如果考虑到光绪时期市场上流通的制钱已经严重变劣减重的因素[6]，可以想见，银价相对下跌的幅度比表面的比价更大。银价长时期的持续下跌，势必引起清朝财政收支的混乱，贸易的紊乱，从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迫使人们去寻求各种救济的方案。 二 银价下跌的原因 由于光绪初年的银价是徐徐下落的，所以开始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到了1883年，它才逐渐成为清廷讨论的议题。1895—1904年间，关于银价下跌原因的讨论成为一个小小热潮。光绪时期人们对于银钱比价波动原因的探索归纳起来有三种看法： 其一，铜钱日少，钱价日昂，银价相对下跌。1883年，御史陈启泰首先提出这类看法，他认为“能商以来，海禁大弛，旧铸之钱，奸民多私贩出洋，各口青铜紫铜作坊，洋商复重价收买，以致直省均苦钱荒”[7]。署湖广总督裕禄等人也说：“铜钱所以日少，由于运贩出省者多，则又以轮船、洋船装载为甚。”也是说，外商购买中国铜钱，导致国内流通的制钱数量减少，引起钱荒，钱贵而银贱。还有人认为，制钱之所以迅速减少是由于官局停铸制钱和民间私毁所致。“各省停铸以来，市用铜钱日见其少，加以私毁不绝，钱价因之日昂”[8]。都是说“银贱钱贵”是由钱少引起的。“银价日落，物价日昂，皆由钱少之故”[9]。这种观点，只是反映了货币流通领域的表面现象，并未抓住问题的本质，并未深究外国人为何收购制钱。就其认识水平来说，仍然属于“钱多则贱，钱少则贵”的原始的货币流通观念。⑥ 其二，铜产少，洋铜贵，导致银贱钱贵。持这种观念的人，大都认为当时的钱贵，主要由于中国铜矿日塞，铜苗不旺，铜本难筹，铜产日少。国际市场上，洋铜的价格日益昂贵，不能按照原来的价格大量进口，铜斤日少。他们这样说：“窃维制钱奇绌，各省皆然，其故由于铜贵而银贱。查从前铜价每百斤不过银十一二两，白铅每百斤不过四五两。近则东洋铜每百斤贵至二十六两，华啰啰铜每百斤贵至二十九两，白铅贵至九两有奇”[10]。既然铸造制钱的金属材料价格已经成倍上涨，那么制钱自身价格自然要上涨。查阅海关报告书所统计的进口铜价资料，在光绪初年每担紫铜的价格一般在十五六两上下波动，中期以后逐渐增昂，1893年每担铜的价格超过20两白银。此后，继续上涨，到1900年前后涨到30两左右，铜价的最高年度是1902年，36两白银才能买一担紫铜。由于国际市场上铜价昂贵，势必影响国内的铜价，不法的投机者便销熔制钱，出卖铜块，制钱日少，价格日昂。大致说来，这种观点已经比较接近光绪时期银贱钱贵的真实原因。不过，因为它只注意到钱贵与铜贵的联系，尚未站在更好的角度观察银贱的世界性趋势，尚未觉察到银钱二者比率的变化主要决定于“银贱”，所以，也没有完全把握住问题的真正症结。 其三，金价贵，银价贱，导致百物腾贵，钱价随之增昂。这一观点是在政治多事的1898年提出的，主事彭毂孙等人指出:“试论今日银贱钱贵之弊，商务以中英交涉为最多，故各口岸皆以英镑为准，法这佛朗、德之马克、俄之卢布次之。通商之初，每镑合规银三两上下，至光绪初年每镑由三两以外至五两上下，已有金贵之患。至光绪二十年前后，竟由五两涨至六七两，今年则八两上下矣。故知银贱钱贵断由镑价日昂之故”[11]。这里认为银贱钱贵是由金贵银贱引起的，由于银贱而钱价相对增昂。这种观点已经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金贵银贱的观点最早见于《申报》和《万国公报》，后来维新人士在《时务报》、《清******》、《新民丛报》中也介绍了西方金价增昂，银价下跌的一些情报资料，康有为到1908年又作了系统的总结。在《金主币救国议》中，康有为详细论述了世界货币的发展历程，以进化论的观点指出，货币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铁、铜、银、金等依次成为各种金属货币的材料。20世纪初年世界经济已经发展到“金主币”时代，大多数国家相继采用了金本位，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正是由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使用金主币，白银大量过剩，被抛向世界市场，银价大幅度跌落。光绪初年金银比价为1：17，光绪三十年涨至1：40。联系世界金银市场上的这种变化，康有为明确指出：“吾国百物之腾，实因银价之落”，“银之落于金者既两倍，钱之落于银者又半，而物价之涨于昔者亦两倍，”所以，银钱比价的关键问题是“银贱”[12]。他还预言，金价日益上涨，银价日益下跌，中国后患不已。呼吁当局改行金本位，整顿中国的金融市场，用金主币挽救祖国经济的衰败。 康有为对于“金贵银贱”引起的包括制钱在内的百物腾贵局面的认识，已经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大致说来，全世界白银的生产，自17世纪以来，每年约有1000万两左右，到19世纪40年代，每年生产量达到2000万两左右。尔后白银产量急剧增加，19世纪末年的生产能力比40年代提高了5倍左右[13]。恰恰在白银生产量急剧增加的时刻，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商品价值总额也急剧增加，日益觉得用金计算比用银计算更为方便，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金本位，纷纷下令停铸银币，白银的用途范围急剧缩小，大批白银被抛向世界市场，形成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局面，白银过剩，价格大幅度下跌。日益开放的中国市场，自然要受到金贵银贱的猛烈冲击，自1875年开始，银价日渐下跌，百物因之腾贵。根据统计资料，1875年金银比价是1：17，1904年变为1：38。同一时期，每担紫铜的价格在1875年为16两上下，到1900年涨到32两，1902年为36两。此后，略有下跌，大致保持在30两左右。这说明白银对于紫铜的价格也下跌了一半。铅在同一时期也上涨了一倍。总之，金、铜、铅的价格以白银衡量都增昂了两倍。与其说是金、铜、铅等价格上涨，不如说“银贱”更为准确。这正是光绪时期银贱钱贵的根本原因。 但不应把“银贱”视为当时银钱比价变化的唯一的原因。晚清的货币流通毕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由于它始终处在不停地运动过程之中，不时受到不断变化的内力与外力的不同作用，任何一种力量大小的变化都可能带来全局性的影响。总体观之，金贵银贱决定了百物腾贵，铜价提高，银价相对贬值的形势；在这种形势影响下，各地的铸币局日益感到铸造制钱的工本过重，相继关停了机器和熔炉，制钱的供应来源断绝，产生了“钱荒”问题。同时，由于每百斤铜价在中国由咸同时期的“十一二两”上涨到“二十六两”以上，相对升值了两倍，熔炼制钱，出卖铜块，或者铸造器皿，可以获取比制钱价值更高的利润，大量优质的制钱便被人捶碎，投入那熊熊燃烧的熔炉之中；[14]加之西方不法商人与内地钱商相勾结，以跌价的白银抢购制钱，钱荒因之更加严重；又由于中国广大农村尚处在不发达的手工业时代，在这些商品经济落后的地区，制钱还是流通的必要手段。制钱数量的不足，严重影响着农村集镇市场上的小商品贸易，以致出现求大于供的局面，制钱的价值便可能升值到它的实际含量的水平之上。制钱的严重变劣减重，非但没有引起自身对银两的贬值，价格反而更趋坚挺。因此，既不能把金贵银贱视为唯一的原因，也不要把各种因素简单地相加在一起，而应当把银钱比价的变动，归于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共同产物。 三 光绪时期的币制改革 面对“银贱钱贵”所带来的财政亏损和贸易紊乱，密切注意经济问题的朝野人士，提出了种种改良币制的建议。他们希望通过货币制度的改革，挽救清朝的金融危机，扭转财政收支以及对外贸易的混乱局面。由于人们对于银贱钱贵的原因认识不同，提出来的改革币制的方案也有很大差异。光绪时期所提出的币制改革方案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方案是规复制钱制度[15]。这是那些将银钱比价变化归因于“钱少”的人所提供的。一般说来，这种方案在1900年以前较为流行，以后逐渐被抛弃。他们认为，钱价日昂是制钱日少造成的，而钱少则由于外商贩运出洋和莠民私毁。针对洋商收购制钱问题，建议严厉查禁，军机处为此重申了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款关于铜钱不准运出国外的规定，要求各海关严格检查，“不得徇纵”，以杜铜源外溢。对于私毁，他们觉得单靠法令禁止不行，便建议大力鼓铸不足重量的制钱，以为“惟有铸极轻极精之钱，使私毁者无利可图”，是一种最为有效的办法。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正为铜斤筹集困难和铸造一钱二分标准制钱过于亏本所苦恼，他们以为铸造减重的铜钱或许是条出路。1887年，闽浙总督杨昌濬等率先在福建开始以机器铸造八分五厘重的制钱,各省于是纷纷效法,相继出现了一钱、八分五厘、八分、七分四厘、七分、六分、五分等不同样式的小制钱。由于“钱少”并非是银贱钱贵的症结所在，上述的这种币制改革方案，虽可以减缓银价下跌的幅度，并不能扭转银贱钱贵的大趋势。1899年，各省钱币局由于铜价高昂，亏损过甚，纷纷关机停炉。规复制钱这种方案，非但对于解决银贱钱贵的问题不起多大作用，反而严重地紊乱了制钱制度。1901年，由于福建、广东等省铸造铜元，试用获得成功，清廷下令各省仿照。“近来各省制钱缺少，不敷周转，前经福建、广东两省铸造铜元，轮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间称便。近日江苏仿照办理，亦极便利，并可杜私铸私销之弊。著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该省搭铸通行，至京师制钱亦应照办”[16]。从此以后，尽管没有明令全国禁止铸造制钱，这虽然不是在全国停铸制钱的命令，也不是禁止制钱的流通，而且还保留了宝泉局局继续铸造制钱的权利，但从此以后作为大规模的铸造制钱活动事实上已经停止[17]。 第二种方案是设立银行，铸造银币，实行银本位制。这种意见在光绪中后期非常盛行，是多数人的主张。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认为铸造银币，一则可济制钱之不足，便利民间货物流通；一则可以抵制洋钱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使洋人不能专擅铸造银币之利，可以稳定中国的金融市场和促进对外的贸易，此所谓“俾中国银元流行日广，则洋钱进口不禁自稀，保利源而塞漏卮，计无便于此者”。有的人认为银币的流通还可以整顿国家的财政，可以杜绝官吏的舞弊行为，“改用银钱，成色轻重毫无轩轾，诸弊悉屏绝而不能行。”这些认识在当时是有一定道理的。 光绪时期的中国商品经济与以前相比，又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陈腐的制钱与银两货币制度，确实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严惩阻碍作用。在较大的商业活动中，由于银锭充当主要交换手段，每次交易必须经过辩认成色、权衡轻重等烦难的手续，极不利于商品贸易。所以早从嘉庆年间，人们便开始呼吁铸银币，以利商业活动，并抵制洋钱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但这种合理的要求，被清廷认为是改变祖宗成法，遭到严厉拒绝。此后几十年间，没有人敢于挺身而出，再次要求铸银币。到了光绪时期，由于制钱制度日趋没落，铸银币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要求，清朝的官吏对此亦日益重视。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铸银币的具体方案。有人主张铸造重量为一钱、二钱、三钱、五钱和一两等五种样式的中国龙元；有的则建议仿照洋钱，用机器压铸重量为七钱二分、二钱六分等不同重量的银币；有的则建议仿造藏式银币。他们都极力敦促清朝政府赶紧改革币制。清廷对此反应非常迟钝，直到甲午战后才迫于财政困难和各阶层的舆论压力，着手筹备银币铸造发行工作。 事实上，银币的铸造早已在地方开始实行。有的人说中国自铸银币是从林则徐开始的[18]，这话不一定准确，到现在为止，查遍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间的有关资料，除了1833年林则徐与两江总督陶澍联名上奏建议铸造重量为五钱的银币外[19],别无任何资料能够证明江苏开始铸造银币。而当时林则徐的建议则被道光皇帝斥为“太变成法，不成事体”，这对于具有强烈忠君观念的林则徐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可以断言，在专制政治的威压之下，改铸银币，发行银币，这类事关国家政典之类的大事，不经皇帝批准，任何官员也不敢擅自行事。林则徐自然不会冒着欺君杀头之罪，擅自发行重量为“七钱三分”的银饼。 至于说道光时期，中国是否有土造的银币流行，笔者在《乾嘉时期银贵钱贱问题探源》一文中，已经指出民间仿铸的各种银币已在东南沿海地区流通。这不涉及国家货币制度。中国地方政府试铸银币，除西藏之外，以吉林为最早，时间是1884年。吉林所铸银币共分五等，一面刻记监制年号，一面镌印重量与吉林厂平满汉字样。这种银币流通范围与时间十分有限。1887年，广东省开始筹议机制银元事宜，几经试铸，到1890年定型，由英国汇丰银行代铸，银元共分五号，重量分别为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正面刻有“广东省造”等字，背面镌刻蟠龙纹，外附英文。这种银元最初流通情况较好。湖北、南洋、北洋、江宁、盛京以及共它各省陆续开铸。由于清朝中央政权日益虚弱，对于各地的铸币无力实行严格控制，以致发生了银币规格大小的激烈争论，并引起了流通领域的一些混乱。尽管如此，白银作为铸币形态较之银两，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它还是冲破各种阻力广泛流通起来。 1910年清政府终于公布了币制则例，确定银币为本位货币。事实上，这种本位货币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经济形势，自然也已不适应卷入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事隔一年之后，中华民国便在南京宣判了银本位制的死刑[20]。 应当指出，人们在要求铸造银币的同时，已经普遍意识到建立近代化的专门的金融机构——银行，取代已经十分落后的钱庄钱铺非常必要。他们从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直接感受到，“大利之原莫急于商务；商务之本莫急于银行”。一致呼吁设立银行，希望通过银行将社会上各种闲散的资金聚积起来，振兴工商业，解决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有的主张“以官本为主”，广招民股；有的主张以殷实绅商为总董事，招集商股，“合天下之商力”，在上海北京设立总行，于各省会和通商口岸设立分行，成功之后，逐渐改为国家银行。在他们看来，设银行至少有六大利：“夺洋银行行势，足以制欧商营运之权，其利一；出口货与入口税皆可实收金镑，以资银行程本，其利二；所铸金镑寄储于银行，接济不穷，转输又便，其利三；内地解截支拨各款，统归银行出纳，既不致存为朽蠹，又免转运之烦费，经手之侵渔，其利四；以官银行为主，商家入股，或另设分行亦附于官，一气相联，随地兴工拨饷，应手立办，其利五；民间有财，皆得寄行生息，程本既益，源源不匮，其商业民业亦随地可察盈虚，其利六”[21]。清廷对于建立银行意见大约在1896年才有反应，同意盛宣怀在南方招商试办。次年，中国通商银行等相继出现，近代中国银行业由此产生。 第三种方案是铸金币，实行金本位。这种意见提出得较晚，盛行于清末民初。19世纪末年，随着人们对“金镑日贵而华银日贱”形势的认识水平提高，通政使司杨宜治、主事彭毂孙等人率先提出铸造金币的要求。他们认为不铸金币，“不能定银钱行市”，对外贸易损失过重[22]。希望铸金币，“弥大亏”，抵制英镑。这种意见最初也曾受到总理衙门的重视，为此曾行文户部，建议设立官金银行。由于政治动荡铸造金币在19世纪末限于纸上谈兵，并无实际措施。到了20世纪初年，又有更多的人提出实行金本位的建议，他们大都旅居海外，或是流亡在外的维新党人，或是出使欧美各国的中国外交使臣。1904年，梁启超发表《中国货币问题》一文，明确指出，世界数千年货币史之变迁，“大率由铁本位进为铜本位，复进为银铜本位，复进为银本位，复进为金银本位，而归宿于金本位”[23]。由于银产旺盛，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银价日益下跌，一泻千里而注入用银的中国，使其蒙受巨大的损失。断言中国“今日改革币制，必以求得与金本位国有同一法定平价为第一义”。几年后，康有为提出了更为明确的主张，极言其不改用“金主币”中国有大害，以金主币为救国的方案之一[24]。 驻外使臣方面，以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和出使美国大臣张荫棠等人为代表，也相继提出了实行金本位的建议和具体实施方案。他们也指出实行金本位乃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用铁用铜用银用金，自有其渐进之理，不容遏亦不容强”[25]。环球既已用金，惟独中国不然，金贵银贱，中国独受其害。有的提供的方案是：“定名称”、“铸新币”、“收旧银”、“筹铸本”、“广行用”、“昭信实”；有的则为“宜首定金本位也”，“宜确定金银比较价格也”，“宜略定补助货之限制也”。都是敦促清政府尽快筹集黄金，确定贵金属比价，实施金本位。 清政府对于康梁等人的呼吁可以漠然置之，而对于出使大臣的建议则不能置之不理。1904年，它被迫承认：“现在环球各国皆已用金，中国独无金币。金贵银贱，交易诸多受亏，非开铸金币，不能抵制”[26]。于是下令筹集金款，具体办法是要求捐复捐升人员，按照收捐银数，“一律搭收库平足金五成，以交金一两交银三十二两核收”。后来他们邀请美国货币学家精琪氏来华，制订金本位的实施草案。但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极力反对而停议。1907年，各部院再次会商汪大燮的建议，认定“环球各国莫不用金，独中国用银，势成孤立，时会相迫”，不改定金本位不行，决议实行“虚定金本位”[27]。由于清末政局动荡，铸造金币，筹集黄金等措施，不可能得到认真的执行，随着清王朝的终结而化为泡影。进入民国时期，百务待理，金本位又成为整顿财政的中心问题之一。 第四种方案是改铸铜元，挽救钱荒。19世纪末年，由于银贱铜贵，各省铸币局停炉停产，大量制钱又被私毁或运出国外，市场上钱价增昂，不敷流通，钱荒日益严重。1892年，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率先提出改铸铜元问题，他认为机制铜元与制钱相比具有许多优点，不仅需铜少而值钱多，可以防止私毁，而且由于制作精工，可以防止伪造；不仅工省价廉，铸造可以赢利，而且由于“成式定而抵值准”，便于商人取携行用，市廛实用，可补制钱之不足[28]。1898年，刘庆汾也呈请改铸铜元，强调铸造铜元“成本极轻，获利增倍”。这项建议因此受到清政府的特别重视，尽管受到御史熙麟等人的激烈反对，总理衙门经过几番研究，决议奏请皇帝改铸铜元。1900年在广东由李鸿章等人负责开始试铸，所铸铜元每枚重二钱，正面铸“光绪元宝”四个汉字，周围附有“每百个换一元”字样，背面中央有蟠龙纹，周围刻有“广东一仙”的英文字样。因新铸铜元在流通中受到欢迎。1901年，清政府又下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那时铸造铜元约有三成以上的利润，可以作为财政补充，所以各省纷纷向外国采购机器，大量生产铜元。最初由于制钱缺乏，铜元精美，求大于供，每80-95枚即可兑换银元一枚。1905年之后铜元铸造量激增，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价值逐渐低下。到1908年，每一元银元可以换到120-130枚铜元，后来一度涨至170-180枚。清政府虽曾几次试图统一币制，宣布限制铸造铜元的数量，或关停铸币机器，但收效甚微。 总之，上述为挽救“银贱钱贵”造成的金融危机，所提供的改革币制的各项方案，除了规复制钱一项比较陈腐落后不合时宜之外，或者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实状况（例如实行银本位和铸银币），或者可以暂时缓解钱荒，或者符合根本的长远利益，都不失为缓解中国金融危机的积极方案。可以设想，清政府如果对于后几项积极的方案能够作出积极的反应，能够认真地加以贯彻落实的话，那么，对于清末的金融危机，或许能够得到稍许的好转，不致于使人民的生活困境更加恶化。但是，清政府已经彻底腐朽，所进行的每一项币制改革，不是严重失败，便是毫无成效，反而导致金融进一步混乱。金融的混乱又促使社会经济严重紊乱，各种社会矛盾都在迅速激化，清王朝覆亡的时日也就屈指可数了。 （文章原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 [1]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54页。 [2] 席裕福、沈师徐编纂《皇朝政典类纂》卷64。 [3] 《中国代近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43页。 [4] 《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341页。 [5] 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文集》二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 [6] 光绪十三年到二十五年间，全国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大力鼓铸重量为一钱、八分、七分、六分、五分等不同样式的小制钱；铜与铅的比重亦由7：3下降为5：5。这些变劣的小制钱投向市场之后，按照格雷欣法则，迅速代替了符合规格的制钱，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579—583页。 [7]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32页。 [8] 《南皮张宫保（之洞）政书》卷九。 [9]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551页。 [10]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59页。 [11]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67页。 [12] 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十五，《金主币救国议》写成于1908年，上海广智书局1910年版。 [1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8页 [14] 清朝制钱制度规定，每枚铜钱重一钱二分，铜与铅的比例为7：3。每二万枚足重的制钱即可销熔100余斤铜，40余斤铅。仅铜块价值即达26两白银，加上铅的价格，共值三十余两白银。而二万枚铜钱价值无论如何超不过二十两白银，故销毁制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 [15]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六，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389页，光绪十三年正月十四日。 [16] 朱寿朋编《光绪朝华录》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4808页，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 [17] 各省钱局大都在1900年以前停铸，京师的钱局在1905年大部裁撤，所留宝泉局也于1910年停止，制钱终结。 [18]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38页。 [19] 《林文忠公政书》甲集，江苏奏稿，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20]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4页。 [21]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50页。 [22] 郑观应：《圜法》，《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9页。 [23] 《新民丛报》第46、47、48合本。 [24] 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议》，上海广智书局1910年版，第48-56页。 [25]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223页。 [26] 陈度：《中国近代货币问题汇编》，第10页。 [27] 《东方杂志》第4卷，第12期，光绪33年12月。 [28] 李宗棠编《奏议辑鉴初编》卷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