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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贵钱贱”自乾嘉之际开始困扰清朝政府，到道光时期成为危及清朝政治统治的严重金融问题，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等一系列震惊中外的历史大事件。道光时期的“银贵钱贱”，不仅是当时朝野上下密切关注的社会问题，而且是以后引起中外史学家特别注目的重大研究课题。就国内而论，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发表过专门探讨的论文外，在所有有关中国近代货币、近代经济和鸦片战争的著作中，无一不论及这个问题，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国内流通的白银绝对数量减少是“银贵钱贱”的根本原因。国外的论者通常从制钱减重变劣方面思考问题。早期以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马士为代表，他认为道光时期银钱兑换率从“一千文到一千二三百文”，不是对外贸易失去平衡造成的，也不是鸦片输入造成的，而是“可以用铜钱的铸造情形充分予以说明的。”“从乾隆年间（1736—1795）的足重铜钱起到嘉庆年间（1796—1820），钱的分量已逐渐减低，而道光年间（1821—1850）铸钱分量减低更甚。铜钱本身价值的损失足以使其交换价值丧失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三十”[1]。近期以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这部名著为代表，同样认为：“铜钱本身的贬值完全说明了铜钱交换价值损失的原因”[2]。国内着眼于银少而贵，国外考虑的是钱小而贱，观点如此不同，孰是孰非？需要深入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一 道咸时期银钱比价波动形势 银价增昂的趋势是从乾隆中期出现的。“银贵钱贱”在乾嘉之际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到嘉庆末年，已经由800文左右上涨至“一千三四百文”，兑换率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进入道光年间，银钱比价在最初十年没有明显地增加，第二个十年银价上涨速度开始加快，朝野上下为之震动；最后一个十年银价扶摇直上，使人惊恐不安；咸丰初年的银价更是如魔术一样向上飞涨。详细情况，参见下表：
资料来源：表中所列举的数字是从三十余种书刊上辑出的，由于数据较多，不能一一注明出处，仅将其中最重要的书报列出：《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越缦堂日记》、《东华续录》、《清实录》、《显志堂稿》、《林则徐集》、《曾文正公全集》、《宝韦斋类稿》、《皇朝经世文编》、《李文恭公全集》、《北华捷报》、《潮阳县志》、《醴陵县志》、《胡文忠公遗集》、《张文毅公奏稿》、《汴梁水灾纪略》。 上表所统计的35年银钱市价之比的数据，就各省区来讲，尽管还不够系统不够充分，但从中已可概见道咸时期全国银价变化的基本趋势。继乾嘉之后，银价在19世纪20年代没有明显增长，30年代上涨速度逐渐加快，道咸之际普遍涨至“二千二三百文”。1853年，清政府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军费，开始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与大力鼓铸大钱和印发钞票的同时，滥铸不足质的制钱；加上政治危机所引起的社会恐慌，导致银价暴涨，1854年全国银价平均高达2600-2700文，有的省区甚至涨至2700-2800文，或3000文。以1854年全国银价平均为2600-2700文为标准，它比乾隆中期的800文，上涨了2倍多；与道光初年的1200-1300文相比，增昂1倍多，这种上涨幅度已经达到了晚清历史上的最高水平。1854年之后，银价突然暴跌，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全国普遍下跌了1000文以上，有的省区跌至1100-1200文，或1300-1400文不等。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银价暴跌？我们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详细探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银价由最高峰开始向下跌落的确切时间。以往论者一般以1856年为银钱比价的最高年度，说从1857年银价开始下跌。例如杨端六、石毓符二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中，叙述银钱比价的概况时，便是这样说的[3]。这种说法显然不够确切。从上表所列统计资料看，1854年已经达到银价的最高峰，1855年银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暴跌。 关于道咸时期“银贵钱贱”的原因，当时的人们曾经有过种种猜测：有“生齿日繁，费用日广”说，即认为人口越来越多，费用越来越大，“钱由官铸，岁岁而增之，银不能给也”[4]；有“钱票夺取制钱地位”，钱价因而下跌说，即认为钱票代替制钱加入流通，使制钱的数量有所增加，钱多则价跌，银价相对上涨，推原其故，由于“奸商”使用钱票[5]；有重银轻钱说，即“历代所铸之钱流行宇内，然自小民日用之外，殆无用钱之处，此制钱所以日轻也。部司库藏皆以银为出入，此纹银所以日重也”，银价日益上涨[6]；有制钱减重说，钱贱而银贵；还有“白银外流”说等。但到目前为史学家所肯定的只有二种：一是鸦片大量偷漏白银，国内白银绝对数量减少，银少则贵；二是铜制钱减重导致钱值下跌，银价相对增昂，“铜钱本身的贬值完全说明了铜钱交换价值的损失的原因”。这两种观点，虽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能正确揭示“银贵钱贱”的真正奥秘。 二 白银外流不是银贵钱贱的决定因素 鸦片走私贸易日益严重，引起白银大量外流，白银在国内的绝对数量减少导致银贵而钱贱。这种观点早在嘉庆末年就已经有人提出。道光初年又有更多的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痛斥鸦片在道德上和财政上对中国人的危害，“耗财伤命，莫此为甚”[7]。19世纪30年代，随着鸦片走私贸易的数量激增，烟毒蔓延全国，银价飞速上涨，人们公认鸦片透漏白银，是“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不仅在当时十分流行，即使到今天，仍为国内学者所充分肯定。现在的有关近代鸦片的的著作与讲义无不坚持这种观点，在人们看来，它似乎已经成为无可怀疑的定论。事实上，恐怕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白银是否外溢，而是白银外流是否一定引起银价的大幅度上涨。 第一，清朝对外合法贸易，在19世纪相当长时间内，都处于顺超地位。根据严中平等人的统计，从中扣除鸦片走私透漏的白银数额，大约在1827年，即道光七年，白银的流向才开始发生变化，由入超变为出超[8]。而在此以前，早就发生了银价上涨的趋势，从乾隆1766年的“八百余文”，上涨到嘉道之间的1300文左右，上涨率为百分之六七十。很明显，这一时期银价的大幅度增昂，不仅不是白银外流造成的，而且是在白银流入情况下发生的。如果说，白银在国内绝对数量的增减决定着它的价值，那么，银价在1827年以前不应当是上涨，应当是下跌。而事实则恰恰相反。可见上面这个假设是谎谬的。然而当时的人们，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又都是按照这个谎谬的假设思考问题的，把白银价值的变化归于国内白银绝对数量的增减。 再举一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被镇压之后，随着社会的安定和商品经济的复苏，从1866年开始到1874年，中国又出现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银价上涨，在短短的9年时间内，银价由1400文，普遍上涨到1850文以上[9]。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包括鸦片在内）基本平衡而略占优势，白银并无外流。由此可见，银价的上涨与国内白银绝对数量的变化并无必然的联系。 第二，在白银外流情况下，中国的白银价格屡次出现大幅度下跌，可以进一步证明白银外流，即国内白银绝对数量的减少，不是银价变化的决定因素。除了太平天国时期、光绪时期两次银价大幅度下跌，都发生在白银继续外流情况下之外，下面还有几个鲜明的例证，提醒我们对传统的观点进行深刻地反思。 （一）1841年8月2日，黄河在开封附近溃堤而出，大水很快包围了开封城。在此以前，开封市的银价通常是“一千六七百文”。8月4月，也就是水围开封的第三天，开封城内“银价骤减，每两易一千文，复减至八九百文，较平时几减至大半，粮价腾贵，米面俱增一倍，蔬菜全无，城市几于罢市”。第六天，“银价愈降愈下，甚至每两只肯换钱六七百文，是银贱钱贵，较平时相去倍而又倍。以极难得之钱，买倍贵之物”，民生困窘异常。一个月后，开封府为解决制钱流通的困难，不得不专门设局强制征收制钱，试图缓解“银贱钱贵”的金融恐慌，整顿市场上的严重混乱[10]。这次局部地区的银价下跌就大的环境来说，是发生在白银外流时期；具体到开封来说，被水包围之后，白银不可能大量流入，制钱也不可能外溢。“银贱钱贵”，显然不是银多钱少造成的。实际上它与市场混乱，商品经济遭受破坏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1846年8月，林则徐被调到陕西当巡抚。这位在鸦片战争时期，曾经认为当时的“银贵钱贱”是由于鸦片偷漏白银，力主严禁鸦片，积极领导抗英斗争的伟大爱国者，在到达西安三个月后，发现了一个令他不可思议的问题。他说：“本年七月内，臣甫到西安省城，每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八百余文，迨至九十月间，每两仅换一千二三百文不等，较前两月顿减五百文之多。众人皆以为诧异。访询其故，则佥称：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跌落。……且当陕省银贱之际，邻省银价仍昂，而未闻有市侩贩钱来陕买银，以图获利者。”[11]林则徐在这里明确说明，当地的“银贱钱贵”与银钱数量的变化没有什么关系，不是“市侩”投机活动造成的，而与自然灾害袭击下的商品粮减少相联系。仅仅由于粮食歉收，就能导致银价在三个月内“顿减五百文之多”，并且人们凭经验总结得到了一个规律——“岁歉粮贵之时，银价必然下落”。 （三）1908年全国各省区的银价大都上涨到1800-1900文，或2000余文，而陕西、甘肃则因连年大旱，“饥民哀号遍野”，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导致“钱价奇贵，每银一两只能换制钱九百文”[12]。处于同一时期，有的省区银价上涨，有的省区银价下跌，如此奇怪的现象用国内白银绝对数量的增加与减少来解释，人们是难以相信的。 上述三个例证都是在全国性的“银贵钱贱”大背景下发生的。无论是1841年8月被洪水围困的开封，1846年秋天自然灾害困扰的西安，还是1908年旱灾袭击下的陕甘地区，所出现的银价跌落，都不是当地货币数量的明显变化引起的。这些无可辩驳的例证又都是发生在国家白银外流时期，因此，可以断言，以白银外流量的多少解释银价增昂的程度是不科学的，令人难以置信的。 上述一连串的事实，不能不使我们产生一团团的疑云。为什么在国内白银绝对数量不断有所增加情况下乾嘉时期会出现“银贵钱贱”？为什么在白银外流情况下，有的地区有时会发生银价大幅度下跌？究竟金属货币的价值与数量有无必然的联系？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解决。 第三，姑且撇开其它因素不论，单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用国内贵金属数量的增减来解释商品的价格和贵金属之间比价的变化也是不科学的。这种货币数量观点不仅是中国货币学说史上的一种通病，而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也常犯的错误，马克思在《政治经治学批判》中，曾经针对休谟等人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金银等贵金属）它们的生产费用的每一增减，在世界市场上以同样的程度影响着它们的相对价值。这种相对价值，与不同各国流通领域吸收多少金银完全无关。”[13]在另外的地方，马克思谈及金银比价问题时，又说：“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都暂时地取决于供求关系，只有在几年以内平均起来，才取决于生产费用。”这是说，金银这类特殊的商品与一般商品一样，除了短时期内取决于供求关系之外，必须归之于生产这些金属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和强度的变动。也就是说贵金属的价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量和供求关系。在生产金银等贵金属的国家，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直接体现在一定量的金银价值中。在既不产金，也不产银的国家，是通过迂回的办法达到同样的结果的，是用本国的商品，即本国平均劳动的一部分去同那些有金矿或者有银矿的国家，直接地或间接地交换物化在金银中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决定贵金属的相互比价。到目前为止，马克思对于金属货币价值及其流通规律的论断还没有受到有力的挑战，其正确性毋须怀疑。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以白银和紫铜为主要币材的中国，银两与制钱的市场比价，除了短时期内受到社会供求关系支配之外，主要取决于生产这些贵金属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和生产技术的变动，应当取决于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价格与货币汇率的变化；而不应当取决于金属货币的流出与流入，不应当取决于国内白银与制钱绝对数量的增加与减少。以鸦片走私输入，白银外流来解释“银贵钱贱”，正是从国内贵金属绝对数量的大小变化来思考问题的，是一种典型的货币数量观点。在研究晚清货币比价时，不考虑社会的供给与需求，不考察生产价格的变化，不注意国际市场上的贵金属价格的变动，不研究影响货币比价的客观环境，不综合分析货币流通各种机制，就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总而言之，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列举的一连串事实，都说明简单以一个国家白银流通数量的增减（白银的输出与输入），来解释国内贵金属的比价——这里主要指银两与制钱的比价，即银与铜的比价——的变化是不科学的，这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反复批判的货币数量观点。到此为止，我们尽管没有排除白银外流在一定条件下对“银贵钱贱”的影响作用（这个条件下面还要论及），也可以断言，鸦片偷漏白银出境，使国内白银绝对数量减少，不是道咸时期导致“银贵钱贱”的决定性因素。银钱比价的上涨与国内白银数量的变化并无必然的联系。 三 制钱减重与铜价下跌对银贵钱贱的影响 人们以往在分析道光时期的“银贵钱贱”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制钱减重变劣的问题，认为在市场上流通的制钱重量不足，成色不够，是银价相对增昂的原因。这种观点早在乾隆末年就已经有人提出。我们也肯定制钱的减重变劣是钱价下跌，银价相对升值的原因之一，不过，同时也必须指出，乾嘉时期制钱减重变劣的现象尚不十分严重，尤其是通过整顿货币措施（即“停铸”、“减卯”、“查收”小钱）之后，制钱的重量与成色大体符合国家规制，显然不是银价大幅度上涨的原因，至多对银钱比价有10%的影响。 那么，道光时期的制钱质量与重量又有什么变化呢？这一时期的银价增昂是否如马士等人的分析：“兑换率的增长是可以用铜钱的铸造情形充分予以说明的”，或者是“铜钱本身的贬值完全说明了铜钱交换价值损失的原因”？ 首先考察一下制钱是否严重变劣变小。从制度上讲，在道光三十年间，制钱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只是到1852年以后迫于币材的匮乏，清政府才开始与铸大钱的同时，鼓铸一些重量为一钱的铜钱。从实际的流通情形来看，钱币学者所收藏的道光时期的制钱与乾隆、嘉庆时期的制钱样式大小基本一致，从中看不出制钱比以前又有所减重变劣[14]。再从1850年的一道上谕中看出，清政府发放的兵饷中，如果1000枚制钱中，掺入10文小制钱给士兵的话，那么就算工部、兵部一种比较严重的作弊行为，要受到相应的惩罚[15]。由此可以证明小制钱在流通渠道内流通尚不十分严重，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自然是很有限的。还有，随着银钱比价的大幅度上涨，即使铸造一钱重的制钱也无利可图，甚至要赔本。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设想，私人的小制钱会泛滥，而影响银钱比价。 从当时人们的感觉来看，道光时期的人并不把制钱的减重看成是什么较为严重的问题。尤其是随着道光时期银价的大幅度上涨，人们基本上放弃了制钱减重变劣导致银贵钱贱的观点，愈来愈注意其它的因素，很少有人坚持从铜钱的减重来说明银钱比价的变化。退一步说，即使道光时期的制钱较之嘉庆年间有所减轻，那么对当时的银钱比价至多有百分之几的影响。1852年以后，制钱减轻了二分，按照重量为一钱的铜制钱推算，咸丰初年制钱减重所造成的钱贱也不过16%。现在，假定咸丰三四年在社会上流通的制钱全部为重量一钱的制钱，那么由“钱小”导致的“银贵钱贱”的最高比率不会超过16%。事实上假定咸丰初年流通的制钱全部是重量为一钱的制钱是不可能的，不独清初以来二百多年时间内所铸的制钱不可能在短短一二年时间内退出流通，即使让清朝各省的铸钱局全部开工也难于在短时期内铸造数量巨大的“一钱”制钱来全部代替原来的一钱二分铜钱，何况又有币材缺乏的限制和战争的严重影响。所以，道咸时期的制钱减轻与变劣不是当时银钱比价变化的主要原因，至多对银钱比价有百分之几的影响，绝对不可能超过16%。 再退一步说，即使像马士所说的那样，从乾隆时期到道光末年，铸钱分量日渐减轻，“铜钱本身价值的损失足以使其交换价值丧失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也不能从中得出银钱比价的上涨是由“铜钱本身价值的损失”造成的结论，因为银价的上涨幅度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咸丰初年的银价由乾隆中期的800文上涨至2600-2700文，提高了2倍多。用钱价贬值“百分之二三十”，来说明银价上涨了2倍多，岂不荒唐！即以嘉道之际的1300文上下而论，上涨至道光末年的2200-2300百文，银价也提高了1000余文。以铜钱本身贬值“百分之二三十”来说明道咸时期银价大幅度上涨，只要稍有数学常识，不必经过细致推算，人们也不会相信这种令人可笑的说明。 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简单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铜钱本身的减轻与变劣就总体而言是有限的，自身的贬值不会超过16%，不是银钱市场比价变化的主要原因。制钱减轻所造成的交换价值损失没有达到“百分之二三十”。即便是达到“百分之二三十”，也不能完全说明银价成倍上涨的原因。马士与《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对中国银钱比价的上涨幅度不甚了解，依据个别资料作出的推论当然是靠不住的。 1687-1861年金银比价波动情况表
资料来源：张家骧《中国币制史》第五编，北京大学1926年版，第23-25页。 在初步分析了道光时期的“制钱”自身减轻所造成的铜钱交换价值损失的原因之后，我们感到仅仅注意这个因素是很不够的，必须同时考察白银紫铜价格的变化，也就是必须考察生产贵金属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化。首先看白银的价格，就世界范围来讲，从1765年到1861年金银比价处于1：15和1：16之间，相对稳定[16]。就中国内部而言，这一时期的金银比价也相当稳定，也在十五六换之间。 上表说明中国金银比价与世界金银比价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国际性银价增昂问题，国内银钱比价的增昂由此得不到肯定的说明。 铸造制钱的主要币材是铜和铅，其中铅的比重约占30%左右。铅的价格每百斤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大体稳定在五两银左右[17]，它对银钱比价不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铜块作为制钱的主要币材，在道光时期仍有两个来源，除了滇铜之外，仍大量进口日本“洋铜”[18]。采购100斤洋铜的价格由乾隆中期的“十七两五钱”，到1806年跌至12两左右之后，30年间没有多大变化，直到1835年才逐渐恢复到“十三两五钱”的水平上，这个价格至少保持到1853年。据《清会典》所载：“咸丰三年奏准，江西省采买料铜每百斤脚价折耗需银十三两五钱九分”[19]。这个价格大致与国内生产铜100斤的价格相当。与乾隆年间的每百斤铜“十七两五钱”相比，仍有将近四两差价。因此，由铜贱所引起的“钱贱”，至少还要占23%。不过，1835年之后银价的大幅度上涨似乎与铜价的变化没有多大联系。因为这个时段的“钱贱”，是在铜价略有回升基础上进行的，显然不能归于铜价的变化。 总之，与重量为一钱二分的标准制钱相比，道咸时期（1821-1854）流通的铜制钱减轻所造成的自身交换价值损失最多不超过16%，加之铜斤自身价格跌落相应引起的“钱贱”23%，总共对银钱比价造成的影响有39%。也就是说，由铜价下跌与铜钱减轻引起的钱贱，绝对不会超过40%。所以由这两种因素所引起的银钱比价变化不能低估。但也不应像马土和《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那样，把银贵钱贱完全归咎于“铜钱质量变劣”。就“钱贱”来说，我们这里更加重视国际市场上铜价下跌因素，更何况银价在国内市场上是成倍上涨的，应当还有“银贵”的因素。 四 “银贵钱贱”的动力与方向 从以上的考察分析中可以看出，“白银外流”不是“银贵钱贱”的决定性原因，铜价下跌与制钱减重变劣虽然可以作为“银贵钱贱”的重要原因，却又不是银钱比价成倍上涨的根本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决定了银价不断增昂呢？换而言之。它的动力何在呢？按照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互相制约的，二者的相互关系是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货币流通本身从商品流通得到它的动力和方向”[20]。毫无疑问，“银贵钱贱”是二种金属货币在流通领域相互依存冲突的结果，研究“银贵钱贱”必须联系商品的流通，必须联系晚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这样才有可能揭示“银贵钱贱”的真正奥秘，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前面已经说过，乾隆中期以后，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国际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全国各地出现了南京、苏州、杭州、广州、开封、济南、太原、景德镇等工商业繁荣的大城市。商品贸易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大中城市，并且已经渗透到一大批中小城镇中，商品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社会生产力的增强，社会财富的增长，商品贸易的扩大，尤其是茶丝大量走入资本主义市场，必然引起中国货币流通领域里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其资本迅速灵活周转的需要。 “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各个国家都觉得用银计算比用铜计算方便，用金计算又比用银计算方便。随着国家日益富裕，国家就使价值较低的金属变成辅币，使价值较高金属变成货币”[21]。这是说，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凡是在两种金属依法同时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的地方，势必产生金属货币相互排斥的现象，比较贵重的金属排斥不太贵重的金属，银排斥铜，金排斥银，直到把不太贵重的金属降为贵重金属的辅币，或完全逐出流通领域为止。在两种贵金属依法同时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二者的比值在市场上随着供求关系和自身价值的变动而变动，并且总是估价较高的那种金属才真正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 根据上述原理，当我们认真地考察道光时期货币流通领域里货币运行情况，就会发现，继乾嘉之后，制钱受到整个社会的冷落，已经沦落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1838年有人这样对比银两与制钱在流通领域里的基本情况说：“钱质繁重，难以致远，各处行用，良恶贵贱又不一致，故民间会兑止于近城，间有舟车运载，尚不及银百分之一，积而见多，安得不贱？银则轻便易赍，所值又多，各处行用大概相同，数千里外皆可会兑。散而见少，安得不贵？”[22]“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道光时期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流通现象。在日常零碎的交换中，制钱虽然流通，但须“科银价以定钱数”它的作用仅仅是银两的一种补充手段（或辅助手段），实际上已经接近于“辅币”的作用。 就清政府而论，它虽在口头上强调“银钱并重”，多次试图“运钱法以握利权”，顽固地维持早已过时的封建币制，但在具体执行时，又被迫以银两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国家经营财用，凡一出一入，只论银数多寡”[23]。人们纷纷议论指出：“今也，出纳以银，而钱几若置于无用，虽曰国宝流通，然流于下而不转于上；”“官之出纳必以银，民之致远往来必以银”；“总天下之万货制之于银”[24]。这些观察家们就其本人来说，并不懂得货币的流通规律，也不懂得社会为什么要“重银轻钱”，更不知道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甚至对于这种货币运动表示极大的疑惑和恐惧，对于制钱制度的动摇和清王朝的命运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他们对于货币流通领域里已经发生的具体变化所作的描述，为我们研究当时的货币流通提供了必要的素材，由此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当时的贵金属白银排斥不太贵重的金属紫铜的撞击声。“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25]。铜制钱在许多地方既然已经丧失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基本职能，因此也就在这些地方失去了货币的资格，仅仅作为一种辅币（事实上也不完全是铺币），即作为银两的补充手段，混合在货币流通渠道中。这个问题也被当时许多人模糊感到，他们直观地描述说：“今之钱贱，本非钱多，以上下皆便用银，富者又多藏银，银始不敷用。”[26]应当说，这种观点基本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对白银和制钱不同需求的矛盾，反映了白银在流通渠道内排斥铜制钱的实际情况。但他们没有进一步去根究其经济原因，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以为是一种“重银轻钱”的观念使然。 我们今天可以肯定，白银排斥制钱，尽管在人们的观念上表现为“重银轻钱”，表现为社会对二者需求的差异，实际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白银排斥制钱所造成的“银贵钱贱”是一种正常的货币运动现象，它的动力来自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增加，商品经济的发展。 晚清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为货币流通提供了动力，同时也选择了方向。白银排斥制钱是要求中国货币制度逐步向银本位过渡。而银本位的确立又需要一定条件。最主要的条件之一是实行铸币形态。从乾隆初年到道光末年，作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银两已不能满足商业资本迅速周转的要求。因为每块银锭没有统一的规格、重量和成色，每次支付都需要经过鉴别成色、权衡轻重等复杂的手续。这种烦难的支付方法很不利于商业活动。中国商品市场上这时急需一种成色、重量、规格划一的银铸币，以满足社会的需要。正当此时，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洋钱”（外国银币）以其取携便而无事称量，大量出现在中国商品市场上，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番银之用广于库银”！“江浙市易皆以洋钱起算”！在两广、在闽浙洋钱“畅行无忌”，“内地银两反觉难于转运”！“民间用洋钱之处转比用银为多”！在这一连串的惊呼声中，人们可以相见“洋钱”疾步前进的速度。 “洋钱”作为一种银币，在中国市场上的迅速扩散，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即是每“洋钱”一元与纹银相比有升水现象，人们亦乐于使用。“民间以其无成色之低昂，无弹兑之轻重，而且取携甚便，习惯自然，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为用，非特通都大邑人人能辨，即乡僻小邨亦多有认识之人。不比纹银，必俟有钱铺始能辨其成色，权其轻重，是以民间即有纹银，亦皆兑易洋钱使用。不独市廛交易用之，闾阎收藏用之，即州县收纳地丁、漕粮亦无不用之。”[27]这些情况都说明银币作为主要交换手段已经成为社会的急需。道光皇帝虽然拒绝了林则徐等人的合理建议，顽固地维护落后的货币制度。然而，民间已经在商品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仿铸银币，以钱庄的名义进行发行。“洋钱”在市场上的广泛流通，“价虽浮而人乐为用”，都标志着银锭作为主要流通手段，已经到了必须采用铸币形态的时候，这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于货币流通方向的基本选择之一。 道光时期货币流通从商品经济中获得了动力，“银贵钱贱”主要是由于白银排斥制钱，通过加剧供求矛盾表现出来的。货币（这里指金属货币，不包括纸币一类价值符号）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与一般商品一样，其价值不仅决定于社会一般生产费用，而且“决定于需求与供给”。社会对白银的需求不断增强，白银的市场价格便会相对增昂，“银贵钱贱”，银钱之间的市场比价波动恰好反映了当时的供求矛盾，这属于正常的银价波动。 按照正常的情况，这种由供求关系所造成的银价上涨幅度不可能过大。不过道光时期的“银贵钱贱”处在特殊的环境之中，一是中国银矿业发展规模与采集技术不够，无法满足中国社会对它的需求；二是正当中国流通领域需要大量吸收白银的时候，需要吸收国际市场上的银锭的时候，突然遭受到鸦片的袭击，不但银元停止了内注，而且纹银开始大量外溢。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不但没有随着需求的提高而增加，相反在急剧地减少，供求矛盾愈演愈烈，导致银价飞速上涨，大大超出了正常情况下所能允许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鸦片走私造成的白银外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银两和制钱不同需求的矛盾，对“银贵钱贱”起了推波助澜的使用，它应当是导致当时“银贵钱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应当指出，鸦片走私透漏白银，对于正常的白银排斥制钱运动是一种干扰，它使“银贵钱贱”处于病态运动之中，不利于银本位的确立，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利于国内市场的稳定。 白银外流对“银贵钱贱”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很难估计。不过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一旦社会对银子的需求，由于某种原因，或者是政治上的突然事变，或者由于自然灾害破坏了商品经济，社会对银钱的需求与供给发生变化，白银外流不再加剧供求矛盾时，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例如，太平天国起义时期银钱比价大幅度下跌，就是这样。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1853-1854年间，中国金融市场上的银价比以前上涨得更快更猛。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显然受到政治上的影响。当太平军在广西、湖南冲出包围圈之后，迅速攻占武昌、安庆、南京等长江沿岸重要城镇，定都天京，分兵西征北伐时，清朝统治大厦摇遥欲坠，统治阶级内部慌恐不安，许多官吏收拾细软，疏散家人，试图逃避造反农民的打击；富商大贾也纷纷收回资本，隐匿财产。以金银为代表的贵金属成为富人疯狂追求的对象，银价飞腾反映了当时供求矛盾的极度紧张情况。在一年时间内有的省区上涨1000余文，或700-800文，这显然是由于政治不稳定造成的，不可能是其它原因促成的。因此，在研究晚清银钱比价问题时，还要适当考虑政治对经济对货币的冲击，适当考虑人们的心理趋向因素。 总之，导致道咸时期“银贵钱贱”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既要考虑商品经济发展情况下货币运动的一般规律，又要考虑特殊环境中外在因素对货币比价的影响；既要考虑货币供应量的大小，也要考虑社会需求的变化；既要考虑经济上的影响，又要考虑政治上的冲击。不能把当时的“银贵钱贱”简单归于鸦片偷漏白银，货币绝对数量减少。而应当研究贵金属价格的变化，研究社会的供求矛盾，并围绕着供求矛盾寻觅各种加剧或延缓矛盾的因素，最后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 小 结 自乾隆末年“银贵钱贱”问题出现，探索中国当时银价增昂的原因，一直是国际国内令人特别注目的重大课题。到目前为止，笔者认为两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都不能正确揭示道咸时期“银贵钱贱”的奥秘。白银外流说，仅仅从货币在国内绝对数量的变化来思考问题，以为银少则贵，银多则贱，没有考虑社会对它的需求与供给的变化，没有考虑贵金属的价值主要取决于生产费用的大小与时间变化，是用错误的货币数量观点思考问题的。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理论上，这种解释问题的方法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铜钱质量变劣说”，虽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钱贱的一些因素，但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铜钱质量变劣在当时并不十分严重，它仅仅是银价增昂的少量因素，不是银价大幅度上涨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铜价跌落是银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不能低估。而以往对此人们注意不够。道咸时期的“银贵钱贱”的动力来自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导致货币流通领域里发生相应的变化，产生银两排斥制钱运动。社会对白银的需求不断增加，银两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愈来愈重要；制钱的职能日益削弱。由供求矛盾导致银贵钱贱，这是银价适度增昂的决定性因素。“白银外流”发生在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不断增加情况之下，自然加剧了供求矛盾，导致银价超常上涨，越出了正常情况下所能允许的范围。“银贵钱贱”遂成为一种病态性的运动。由于中国白银储备不足，致使银本位制不能适时确定，银币的铸造一拖再拖。货币的流通的方向与步伐都受到了严重干扰，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阻扰作用，这些问题都应当予以澄清，或进一步研究。 （文章原载：《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 马士著，张汇文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1，尚武印书馆1963年版，第232页。 [2] 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The Cambri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late Ch’ing.1800-1911)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 [3] 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9-200页。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129页。 [4] 文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4页。 [5] 《皇朝政典类纂》卷60，钱币3，上海图书集成局印，1902年。 [6] 《皇朝政典类纂》卷61，钱币4。 [7] 故宫博物院1933年编印《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第13页。 [8]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6页。 [9] 1863年江苏每两纹银可换1300文制钱，同年，安徽银价是1400文。福建、浙江、湖北、河南及其它省区也大抵如此。1871年，江苏、浙江、安徽的银价先后涨至1800文以上。次年，湖北、湖南、山东亦涨至1850文。海关统计，1870年每1关两可兑兑换制钱1875文。参考《皇朝政典类纂》卷50。 [10] 《汴梁水灾纪略》河南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署名痛定居士。 [11]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林则徐集》奏稿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92页。 [12]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六日《陕西总督升允奏设立官银钱局》，《政治官报》第364号。 [1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1页。 [14] 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九册，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本，第16页。 [15] 王先谦编《东华续录》咸丰朝三，第10页。 [16] 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十五集《金主币救国论》，台湾宏生出版社，第48-56页。 [17] 《清会典》卷218，钱法，第5页 [18] “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通市。江浙设官局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第47页。 [19] 《清会典》卷218，钱币，第5页。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页。 [2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货币章，第1册，第190-191页。 [22] 《贵州巡抚贺长龄奏鸦片事宜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第24页。 [23]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1页。 [24]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5页。 [2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13页。 [26]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3页。 [27]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资料》第1辑，上册，第1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