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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期，中国货币流通领域里再次出现银价增昂的趋势，清朝各级政府的财政再次被不断上涨的银价所困扰。由于这次银价上涨经历的时间不长，上涨幅度不及1854年以前的水平，常常被人忽视。 一 1866-1872年银价增昂情况 银钱市价之比自乾隆中期开始增昂，到1854年达到高峰，全国平均每两白银可以兑换2600文制钱，个别省区甚至可以兑换3000文。此后。银价突然大幅度跌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各省普通下跌了1000文以上，有的省区只能兑换800文制钱[1]。或1100一1200文[2]。同治初年大体在1300一1400文上下波动。关于太平天国时期银价大幅度跌落的原因，笔者认为，既不是由于钱少，也不是对外贸易的“白银入超”导致的，更不是世界银价下落造成的，而是本期铜价上涨和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引起的。战争严重破坏了商品经济，从而导致银钱市价之比大幅度跌落[3]。 随着太平军、捻军以及其它各地农民斗争的失败，清廷重新恢复了对全国的统治，政治动乱的局面结束，社会经济逐渐复苏，商品市场又日趋繁荣。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货币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又出现了日渐上涨的势头。由于这一时期银价上涨经历的时间短暂，只有5年(1866-1871年)，上涨的幅度也不及1854年以前的水平，很少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重视。在所有出版的有关晚清银钱比价的论著中，几乎无人提及此事。大都把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跌与光绪时期银价渐落视为同一阶段，把两个不同时期的银价资料错误地混用在一起。由此可见，人们没有注意到在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银价短暂增昂时期。例如。杨端六先生在他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中说：“从咸丰七年到宣统三年（1857-1911）的55年间是银钱比价下落时期。在此时期，比价由一千五六白文跌到一千一百文”。[4]石毓符先生在他的著作，也同样把两个不同时期的银价资料混为一谈，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与事实有相当大的距离[5]。 事实是“银贱钱贵”的局面，自同治五年就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是时，各省督抚大臣纷纷上奏清廷，提出各种建议，要求采取相应的措施，应付省府州县衙门因银价上涨带来的财政危机。同治七年三月，江苏巡抚丁日昌在《酌定上忙银价片》中说：“（同治)六年冬，银价已昂……本年银价大昂，每两须易钱一千七百文，办公愈形支绌。”[6]六月，.江西巡抚刘坤一上奏指出：“上年以来，银价渐长，州县照前收钱，易银解支，不敷渐巨”[7]九月，山东巡抚丁宝祯也报告说：“年来银价大贵，计制钱六千文仅易银三两六七钱（每两约合1622文)”[8]同年.，署湖广总督李瀚章在《两湖漕粮难征本色河运疏》中说：“以钱易银，连年银价日昂”[9]；同治九年，河南亦出现了“银价增涨，州县以钱易银，征不敷解”的局面[10]；同治十一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四川总督吴棠、湖南巡抚王文韶也联名向清廷报告“银价日昂”所带来的财政困难；接着四川、甘肃、陕西等省也向朝廷报告了当地银价上涨的情况。由此可见，同治中期的银价上涨，不是个别地区的偶然事件，而是全国性的趋势。从同治五年银价开始增昂，到同光之际银价重新下落为止，具体变化情况大致如下表[11]： 表9.1 各省银钱比价一览表（1863-1874年） 单位：文/两
由表9.1可以看出，此次银价上涨大致从1866年开始，到1872年达到高峰，略作徘徊之后，便转入银价逐渐下跌时期，上涨幅度为400 -500文。与1854年以前的银价上涨相比，尽管持续时间较短，但涨势却是相当猛烈的。 表9.2的统计也是这样。华北地区银价从1865年的1216文开始上涨，到1871年涨至1731文，上涨幅度超过500文；江南地区稍稍晚一些，到1869年达到高峰，为1609文，比1866年的1293文涨了300余文。同一时期，米价和物价继续下跌，逐渐跌到乾隆中后期的水平上。钱价、米价和物价一齐呈现下跌趋势，显然是“银贵”造成的。 表9.2 从同治四年到光绪元年的米价物价指数（1865-1874年）
资料来源：本表数据摘自《300年来米价、物价及货币兑价》，载《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第174页。 因此，银价一开始上涨，就受到朝野人士的密切关注，立即出现了一连串的惊呼声。关于这次银价上涨的原因，经历了先前大起大落变化的人们，只是感到“银钱交易，贵贱时殊”，政府不能控制，商人不能操纵，变化莫测，不可解释。当时的清廷只能被动地随着银价的高涨，慌乱地调整征粮纳税的银钱兑换率，无力采取其它措施来平抑银价，没有干预银钱市价之比的变化。当时无人探索这次银价增昂的具体原因。 关于此次银钱比价波动，还有一些不同奏报值得注意。1868年12月19日，直隶总督官文奏请说：“直省地方始以灾歉，继以兵燹，刻因捻逆肆扰，商贩裹足，银贱物昂数倍于前。较之四年情形尤为艰难，且各路大兵云集，需粮浩繁，各州县所称采买维艰，必须不惜重价购备，委系实在情形。自应俯如所请，各按时价，以钱合银，实用实销，俾免藉口。”[12]这是说，本年由于捻军窜扰直隶，各路清军云集，州县官负责筹集粮草，由于粮草价格昂贵，加之商贩裹足，出现“银贱物昂”局面，采购军粮十分困难。为此，他们纷纷要求按照时价采买。“咸以直省地方上年旱涝交乘，枭匪肆扰，市集萧索，民鲜盖藏，购买米粮本为不易。刻因捻逆流窜，商贩裹足，采办尤属维艰，必须不惜重价，设法搜买，庶不致贻误要需。”[13]官文认为，州县官的请求合情合理，为此，奏请援照“同治四年”的先例办理，“各按时价，以钱合银，实用实销。”显然，同治七年直隶省的“银贱”是由于自然灾歉和兵燹造成的。在灾害和战争的双重袭击下，直隶的社会经济生活遭受重创，商贩裹足，“银贱物昂数倍于前”。 如表8.2所示，1866年，直隶保定府每担上等粟米价银2.04两，白麦价银2.535两，高粱价银1.155两，三担粮食合计价银5.73两，属于正常粮价；1867年，每担上等粟米价银2.21两，白麦价银2.955两，高粱价银1.3153两，三担粮食合计价银6.4803两，比前一年价格上涨了0.7503两；1868年，平均每担上等粟米价银2.56两，白麦价银3.675两，高粱价银1.975两，三担粮食合计价银8.21两，比1866年上涨了2.48两。正是这一原因，导致直隶省有别于其他省区的“银贵”，表现为“银贱物昂”。如前所说，在政治动荡时期，在自然灾害袭击下，社会经济生活遭受破坏，中国流通领域必然出现一种银贱钱贵的现象，这是一种规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就全国来说，此次银价上涨是不是白银外流造成的？会不会是世界市场上银价变化引起的？由于这两个问题与晚清银钱市场比价波动关系密切，有时确实是导致银价变化的重要原因，在此必须首先考察这两种因素。 二 白银流出流入与银价增昂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用大炮进一步敞开了中国的门户。根据《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被迫陆续开放了天津、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新的沿海沿江口岸。资本主义列强不仅取得了内河航行权，还迫使中国降低了进口货的税率，并扩大了对中国商品输出的范围。西方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中，鸦片一直处于第一位。60年代，中国出口的商品依然是传统的茶、丝，在没有日本、印度茶叶进入国际市场进行竞争情况下，中国茶、丝对于西方人，仍然具有相当大的魅力，出口的茶丝价值依然很高。1864年前，由于海关管理异常混乱，没有比较精确的统计，这里只能摘录1865-1875年的贸易统计表，来帮助说明问题。 表9.2说明，同治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处于相对平衡时期，修正后的历年出口货值大于包括鸦片在内的入口货值，这些年度应当有相当数量的白银流人中国，银价的增昂显然不是由于白银在国内绝对数最的减少引起的。退一步说，按照修订前的数字，1865-1871年中国出口货值略小于入口值，也不能由此得出银价增昂是由白银出超造成的结论。 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量急剧增加，日益感到用银计算越米越不便，开始陆续向金本位货币制度过渡。从60年代开始，就有意识地筹备黄金。当时，中国商品经济与西方资木上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货币制度尚未过渡到银木位时代，黄金在商品市场上尚未成为急需的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金价较低。西方列强竞相从中国搜购黄金。根据统计，1868-1875年，中国向英国和印度输出的黄金总额为10489545镑，参见表9.3。 表9.2 1865-1875年中国进出口货物价值一览表 （单位：海关两）
资料来源：姚贤稿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83页。 表9.3 中国黄金输出情况一览表（1868-1875年） （单位：英镑）
资料来源：摘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64页。 当时，世界金银比价是1：23.6。这个巨大的数额足以填补同一时期出口货值的不足。西方各国在当时购买中国货用的是银元，而中国支付外国的货值则使用金银两种贵金属，即使中国有时处于贸易逆差地位.在有大量黄金流出的情况下，可以断定不可能有大量白银流出。国内银钱比价的增昂显然不是由于对外贸易入超造成的，不是国内白银绝对数量的减少引起的。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三 世界金银比价与中国银钱比价 跨入19世纪70年代，德国恢复了金币的铸造，美国很快废止了银本位，欧洲其它实行复本位制度（即同时流通金币与银币）的国家，先后开始限制银币的铸造，或者改行金本位，大量白银被抛向世界市场，加之美国尼瓦达州(Nevada)发现了丰富的银矿。白银与对黄金的交换价值开始大幅度跌落，这毫无疑问会影响已经卷人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国贵金属比价的一系列变化。但是，整个6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上贵金属的比价是相对稳定的，上下波动幅度依然很小，没有大的变化。下表显示的是中国海关银两对外汇率和伦敦大条银的市场价格变化情况。 表9.4 伦敦银价与中国海关两对英镑的汇率（1862-1879年）
资料来源：表中系伦敦英国标准大条银每盎司的平均价格和中国海关银两对英镑的平均汇价，此处为排印便利，将分数推算成小数。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252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1861-1872年伦敦金银的比价与关平两对英镑汇价相对稳定。严格地说是有一点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已经出现了银价下跌的趋势，尽管下跌幅度和速度不及1873年之后。如果说，世界金融比价的变化会影响中国银价的变化，那么，只能导致白银价格的少量下跌，而不可能导致1865年到1871年间中国银钱比价的增昂。由此可以断言，19世纪60年代世界金银比价的微小变化，不是中国银钱比价增昂的原因。 另外，黄金、白银开采数量的增加与减少，尚且不能说明欧洲、美洲各国物价的变化，怎能说明中国银钱比价和物价的变化。例如，1851年到1860年的10年间，世界黄金的开采量与过去50年间的平均开采量相比，几乎提高了9倍。但是白银的开采条件并未发生很大变化。不足为怪的是，很多持货币数量理论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黄金贬值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尽管他们试图证实这种贬值，而商品价格的实际变化却截然相反。物价不仅没有随着黄金产量的增加而下跌，反而表现为上涨。正如英国统计学家索尔贝尔所提供的平均价格运动证实的那样。在1838－1847年的10年间，物价不是上涨，而是下跌。到了上世纪末，物价比黄金开采量猛增时期以前还要低。贵金属生产费用上涨，则一切商品价格下跌；贵金属生产费用下跌，则一切商品价格上涨，这是一般规律。这个规律，会在个别情况下有所改变。各国物价变化，与其金属货币数量多少关系不大。 表9.5 英国物价指数变化简表（1838-1897年）
资料来源：【俄】M. N.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赵维良、桂力生译：《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册，第326－3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四 铜价下跌与银钱比价的变化 在考察了金银比价情况之后，我们还必须考察白银与紫铜价格变化情况。这一时期国内市场上铜价资料很难找到，即使找到个别收买滇铜价格的资料，因为很零碎，没有办法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幸好，海关留下了比较可靠的统计资料。给我们提供了银钱比价变化的充足证据。根据统计，1862年，每进日一担紫铜的价格为28两银，1863年为30. 77两。这与当时“钱贵”的程度是相符的。这种情况在l864年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铜价连年大福度下跌。 表9.6 1862-1874年铜价波动情况一览表 （单位，海关两）：
资料来源：摘自海关历年报告书。 从同治年间进口的每担紫铜的价格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每担紫铜价格由最高年度的30两白银，迅速跌至13.06两，只有6年的时间。1869年铜价虽有明显回升，但次年旋又跌至15两上下。铜价如此大幅度下跌，势必导致以铜斤为主要币材的“制钱”价值下跌，制钱的购买力相应降低，银价自然会相应增昂。从表8.3的推算的结果来看，和梁启超提供的海关银两兑换制钱的统计数据相比，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市场价格略略高于铸造费用是正常的，那是因为在流通渠道内，应当还有一定量的旧钱。 表9.7 铸造制钱成本费用与银钱市场比价比较表
资料来源：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一，第16页。 从1865年以后开始的银钱比价波动与铜价下跌相比.尽管略微迟缓一些，但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价格的变化。应当说铜价的下跌是导致同治光绪之际“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以往的史学家大都忽视了。 五 银钱比价增昂与商品经济的恢复发展 除了铜价下跌之外，对于银钱比价变化的原因还应有具体的分析，还必须联系当时的商品经济情况来思考问题。总的来说，银钱价格的变化一方面决定于自身币材价格的变化，一方面决定于社会对它的需求与供给。 首先，就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进行考察。在和平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相对安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总是努力积累贵金属，以便购买高昂的奢侈品，如豪华的房屋和设备，金属器皿和首饰。为了防备意外的事故和突然的打击，人们还要贮藏贵金属（金银首饰也是一种贮藏方式，是一种贮藏的美学形式），这种作法特别在东方民族（中国、印度等地）中盛行。同治中后期，随着战争与自然灾害的解除，社会生活重趋安定，经济复苏，社会的需求与战时相比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贵金属又变成了人们追求和贮藏的目标，“银贵钱贱”又成为新的发展趋势。银价重新增昂之所以发生在1866年以后，只能从政治局面和经济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中得到解释。这一时期。恰好处于历时16年之久的太平军、捻军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血腥镇压之后，清朝廷在政治上又重新实行了控制。随着政治上“中兴”局面的确定，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货币流通中的银贵自然成为新的趋势。可以设想，如果同光之际不发生世界性的银价下落，如果世界下跌的银价不对中国形成大的冲击，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银钱比价有可能恢复或超过1854年前的比价水平。 其次，考察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银钱比价的影响口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进步发展将会导致朴会对贵金属需求的增加，在货币流通领域里将产生比较贵重的金属{例如白银)排斥不太贵重的金属〔例如铜)现象，这是乾、真、道、咸时期’‘银贵钱贱”决定性因素，也是同治时期银价增昂的全要原因[14]。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中国商品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全国大的商品市场都陷于停滞状态，百货雍滞。商路梗阻，货乏行销之地，“四民失其恒业”。广西“百货不能畅行”；广东为“货物不能流通”；湖南系“贸迁阻滞，生计萧条”；湖北是“道路梗阻，商路不通”；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安徽更是“商贾率皆裹足”。其它省区也大体类似[15]。 战后，随着政治局面的重新稳定。中国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关于手工业商品生产增长情况，我们可以从1868-1875年中国对外贸易的统计中得到比较明确的答案[16]。1875年出口的陶瓷价值恰好是1868年的2倍；1874年出口的皮货相当于1868年的13倍；1875年出口的纸、糖、烟叶、绸缎、夏布、土布分别相当于1868年的1. 75倍、3. 95倍、13.7倍、2. 3倍、3.42倍和4. 29倍，茶丝出口额变化虽不明显，并不说明茶丝业陷于停顿。例如，生丝出口在个别年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南京、苏州、杭州为基地的中国绸缎生产在战后逐渐在恢复，吸收大批生丝进入工场，绷缎的出口迅速增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至于茶的出口不能迅速增长，原因在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所致。上述手工业产品的变化情况详见表9.8.。 表9.8 中国出口货物价值及其指数一览表 单位：关平银两
资料来源：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册，第54-56页。 除了表中所列的传统手工业正在恢复发展外，洋务热潮正在各地掀起，新的近代化的机器被引进国内，新的工业产品相继投放市场，使商品市场更加活跃。如果说这一时期的生产尚未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至少可以说较之战争时期的破败局面已有相当大的改观。 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又为商品贸易的活跃提供了条件。下面仅以丝绸为例，简单描述一下国内贸易情况。战后的南京产缎每年达20万匹，价值260万海关两。一部分丝绸走向国际市场，另一部分“由芜湖出口，运往上海、广州及北京的约三万匹；由陆路直接从南京运往北京的约二万匹；经苏州运往上海，并在苏州完纳内地税者二万匹；估计还有一万匹是装帆船运往上海的。湖南、湖北、荆州、四川、汉日及贵州、云南共销八万匹；估计江苏、河南及山东共销四千匹”[17]。这一时期5000台织机生产量当然赶不上战前50000台织机的生产数额，自然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但尽管如此，战争时期那种“江河梗阻，商路不通”的破败景象正在消失和改善。国内的丝绸市场日渐恢复和发展也可以通过一个小小市镇商业兴旺看到大概情景。1879年，一个外国人这样回忆说：“我离开双林去南浔，虽然太平军在南浔甚久。而从现在人口之多，商业之盛看来，太平军占领的痕迹已完全消失”[18]。位于浙江吴兴东南的南浔镇的繁荣景象，有一位诗人如此描写道；“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声万语聋人耳。纸牌高揭丝市座，沿门挨户相接连。喧哗鼎沸辰至午。骈肩累迹不得前。共道今年丝价长，番蚨三枚丝十两。市侩贩夫争奔走，熙熙而来攘攘往。一日贸易数万金，市人谁不利熏心。但教炙手即可热，街头巷口共追寻。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与卖。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人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吾闻荒本逐末圣人忧，蚕桑太盛妨田畴，纵然眼前暂获利，但恐吾乡田禾从此多歉收。”[19]这篇生动的诗文，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而又逼真的写实画卷，于此可见市场繁荣的一般景象。 必须指出，同治中期以后，除了我国自身商.品经济重新恢复和进一步发展之外，西方列强竞相在华倾销商品，几百种洋货挤进中国各地大小市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但就刺激和活跃商品经济方面来说，毫无疑问也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洋针很快成为普遍使用的日用品，洋火取代了链石。西方的玩具、铅笔、洋伞、肥皂、图片，都成为大商店的商品。 如此等等，都说明战后的国内商品生产和销售都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它自然对货币的流通会产生直接作用。贵金属（这里指白银）以其价值大，便干大商业活动，自然会受到富商大贾的特别垂青；制钱由于价值小，不便携带，在较大的商业活动中必然受到冷落，“重银轻钱”的观念使货币流通领域里比较贵重的金属排挤不大贵重的金属，银贵而钱贱。这是乾嘉道咸时期的“银贵钱贱”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是同治时期银价增昂的原因之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银价增昂之所以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自然有许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商品.经济尚末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同光之际又突然遇到了世界银价大跌落的冲击，中断了银价增昂的趋势。这个问题只能留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了。 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一）在太平天国时期与光绪时期两次银价大跌落期间，存在着一个短暂的银价增昂时期。持续时期不到10年，上涨福度为400-500文。这次银价的上涨速度之快，引起朝野人士一片惊呼，市场贸易、财政收支都出现了严重混乱。 （二）分析这一时期银价增昂的原因，可以肯定，它既不是对外贸易白银流出造成的，也不是国际市场上银价变化造成的。 （三）导致这次银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市场上铜价大幅度下跌。每担紫铜价格由最高年度的30两白银，迅速跌至13.06两，只有6年的时间。1869年铜价虽有明显回升，但次年又跌至15两上下。因铜贱而钱贱，因钱贱而银贵，这是当时银钱比价变化的主要原因。 （四）由于战后社会政治趋于安定，商品经济重新恢复和发展，使社会对白银和制钱的需求与战时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人们开始重新追求白银，而鄙薄制钱之流通作用，因供求关系导致二者比价相应变化。 [1] “咸同间每两白银贵至二千余文，贱至八百文，乱定增至千文。”卢家庆编《富顺县志》卷5，第27-28页。 [2] 贾桢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594页。 [3] 同治元年八月，江西某人手持30两白银到钱铺兑换制钱，“遍省中钱店无能应换“。参见李桓：《宝韦斋类稿》卷20，官书16；又参考《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跌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4] 这种提法不仅对银钱比价变化的时间不仅没有精确把握，而且对于银价变化的幅度也没有搞清楚。参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92页。 [5]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第129页、 [6] 《酌定上忙银价片》，《丁中丞（日昌）政书》奏稿一。 [7] 《刘忠诚公（坤一）遗集》卷4，第16页。 [8] 《筹议东省运河并折漕窒碍各情折》，《丁文诚公（宝桢）遗集》卷6。 [9] 李瀚章：《两湖漕粮难征本色河运疏》，《道咸同光名臣奏议》卷34，第1691页。 [10] 《河南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田赋，第60页。 [11] 凡表中没有注明资料来源者，均系海关统计，参见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合集》卷21。中华书局，1936年，原来数字以海关两为单位，为便于比较此处换算为库平银两，库平银一两相当于关平九钱九分左右。 [12] 《直隶总督官文奏为直省各州县被兵银贱物昂请援案照时价采买军粮事》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六日，录副奏折，档号：03-4823-004. [13] 《直隶总督官文奏为直省各州县被兵银贱物昂请援案照时价采买军粮事》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六日，录副奏折，档号：03-4823-004. [14] 王宏斌：《乾嘉时期银贵钱贱问题探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5]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506-601页。 [16]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册，第54-56页。 [17] 《江宁府志》卷15，光绪朝编纂，第74页。 [18]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册，第82页。 [19] 周庆云：《南浔志》卷31，第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