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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贵钱贱”从乾隆未年开始困扰清朝政府，到鸦片战争前夕成为危及清朝统治的严重社会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探索这个复杂的金融问题时，比较重视鸦片偷漏白银的外部因素，忽略了银价上涨的内部原因。所以很难真实地提示鸦片偷漏白银不太严重的乾嘉时期产生的“银贵钱贱”的奥秘，更无法说明从乾隆中期就开始的银价增昂的趋势。为此，本文试图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乾嘉时期银价增昂情况 清初沿袭明朝旧制，实行银钱并用的货币制度。“定制每钱一千，直银一两”[1]。史实证明这个规定形同虚设，有清一代银钱比价是按照它们自身的价值和社会需求的变动而变动的。纵观清朝的银钱比价，可以发现，从顺治帝进入北京到乾隆三十年的100多年间，银钱比价是比较稳定的，大致在八百文左右进行波动[2]。例如，乾隆初年，“白金一两易钱七百五六十文”[3]。当时的统治者仍然为“钱贵”而烦恼，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提高钱价。乾隆三十年以后，银钱比价开始上涨，变动情况大致如下表：
如上表所示，乾嘉时期的银价增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乾隆三十年到乾隆五十五年，银价的增昂是在官定比价之下悄悄进行的，没有引起清朝理财家的重视。1790年，全国发生“银价日昂”问题[4]。以后银价继续上涨，大大超过了官定比价，因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银贵”问题成了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中心议题。 应当指出，人们在研究“银贵钱贱”问题时，比较重视后期的银价增昂情况，而对初期的银价增昂则重视不够，仅仅指出“市价与官价间容有出入”[5]。或者笼统地说：“原来一千铜钱可换得一两白银”[6]都是欠妥的。事实上，从乾隆三十二年到嘉庆末年的四五十年间，银价上涨了五六百文，上涨率为百分之六七十，其幅度是相当惊人的。 二 小钱与银贵钱贱 如前所说，乾隆五十五年以前的银价增昂是在官定比价之下进行的，因而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后来，银钱市价之比大大超过了政府的规定，使长期以来的“银贱钱贵”转变为“银贵钱贱”。由于它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很快引起朝野人士的重视。御史富稼首先上奏指出“银价日昂”，由于“官局制钱不能如式”和民间盛行“私铸”[7]。诚如马克思所说：“由于流通过程本身所引起的金属货币的第二次理想化，即货币的名义含量与实际含量的分离，一部分被政府，一部分被私人冒险家所利用，它们伪造了各式各样的铸币。”[8]毋庸讳言，铸币作为一种迅速致富的手段，许多私人试图通过铸造不足值的货币，窃夺社会财富。乾嘉时期，在四川和云南产铜地区就有许多私铸团伙。封建政府则是最大的货币伪造者，当它对铸币所施的伎俩还不过分，还没有超出流通需要量的界限时，破坏了的铸币，还可以按照足值的铸币继续流通，并为流通渠道所容纳。由于封建统治者对货币的追求毫无止境，当它无限制地进行伪造活动时，这些价值符号势必充塞流通之渠，到了一定限度，这些不足值的货币必然贬低到接近它的“实际含量”附近。 清政府于1734年规定制钱重一钱二分，直到1855年的100多年间，在规制上维持不变。实际上各地钱局在铸钱时，经常采用减轻铸币和降低含铜量的办法进行“伪造”活动。例如嘉庆时期，“江苏省宝苏局所铸官钱，铜少铅多，而官铜偷铸小钱，每钱一千不及四斤，民间号为局私。自苏松至浙江、江西流通寝广，以致银价日贵”[9]。贵州也铸有小钱，号为“底火钱”。小钱充斥市场，造成了制钱的贬值。这是银价相对升值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不过，清政府在发现了这个问题后，立即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来平减银价。乾隆五十五年，连下五道上谕，严令各级政府查禁“官局制钱不能如式”和“民间私铸”，限期收毁小钱。次年，又下令部分钱局停铸和减卯。到乾隆五十八年，仅两湖地区就收毁小钱多达309000斤[10]。由此可见，措施是强有力的。嘉庆初年，黄河水灾，农民起义相继爆发，清朝政府被迫将乾隆年间积聚的七千多万两白银投放市场，散入民间。通过“查禁”、“收缴”、“停铸”、“减卯”和“投放”这些自觉与不自觉的措施，使银钱比价受到了暂时的局部的“调节”。加之自然灾害的袭击和战争的破坏，使中国北部地区，主要是京师直隶与山东的钱价有所升值，又一度出现了“钱价昂贵”的现象[11]。但是在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江南地区，“调节”并未明显效果，仍是“银价日昂，钱价日贱”[12]。这说明制钱减重与降低成色不是“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不过，不足值的货币必然贬低到它的实际含量的水平上，制钱本身的减重变劣应是银价相对增昂的原因之一。有人估计制钱减重是银价少量（10%）上涨的原因[13]。大体符合事实。还有的人认为制钱质量变劣是银贵钱贱的根本原因，他们说：“铜钱质量变劣及其相应的贬值，要求有更多的现钱，所以在十九世纪开头三十年，每年铸造的货币多达十八世纪的八倍，按格雷欣法则，银因此在流通领域里消失，这就增加了对银的需要，从而提高了银的价值。纵然铜钱本身的贬值完全说明了铜钱交换价值的损失的原因”[14]。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没有注意到清政府为维持银钱比价的稳定而采取的种种强有力的措施，也没有考虑银价上涨的幅度有多大，把问题看得似乎过于简单了。 三 铜价下跌与银贵钱贱 仅仅注意到制钱减重是很不够的，必须同时考察白银与铸造制钱所使用的金属材料的市场价格变化。首先看白银的价格，就世界范围来讲，1765-1873年（从乾隆三十年到同治十二年），这100多年的金银比价大体保持在1：15和1：16之间，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就中国来说，这一时期金银比价亦在“十五六换”或“十六七换”之间，最贵时赤金1两可换19两白银[15]。这说明中国白银对黄金的比价相对稳定而略有下跌，银贵钱贱显然不能从国际市场价格看出问题。 铸造制钱的货币材料主要是铜和铅，其中铅的比重约为百分之二三十，而且每百斤铅的价格在乾、嘉、道、咸时期大体稳定在库平银5两上下[16]。一般不会对银钱比价产生重要影响。按照规定，制钱的主要币材是铜块。关于这一时期铜的价格变化，目前缺乏系统的统计资料。从清朝官方文书中，虽然可以获得一些有关滇铜的价格资料，但多系官定收买价格[17]，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寻找国际贸易价格。清代铸造钱币的铜斤有两大来源：一是滇铜，二是购自日本等国的洋铜。从乾隆初年大规模派遣官吏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到咸丰初年每年购买日本数十万斤或上百万斤。乾隆中期，官商采买100斤洋铜，价银十七两五钱（其中十四两五钱为银价，水脚银三两）。1784年，降低到“十五两三钱”。1797年，降至“十三两五钱九分四厘”，1806年降至十二两，这个价格一直维持到1835年，才恢复到1797年的水平上。从中可以看出，铜价自“十七两五钱”下跌到嘉道年间的十二两，一共下跌了五两五钱，下跌率为31%。如果铜斤下跌的资料没有什么错误，那么，我国铜制钱也应按照同样的比率下跌。这样一来，由制钱自身的减重变劣和铜价相对下跌百分之三四十。这显然是乾嘉时期银贵钱贱的重要原因。但却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市场上的银价上涨幅度比铜价本身的贬值大得多。 四 洋钱与银贵钱贱 针对“银贵钱贱”不可扭转的趋势，有人开始认识到“银贵钱贱”不单独是钱多的问题，也有银少的问题。1814年，户部左侍郎苏楞额首次提出“白银外流说”。他说：“近年以来，夷商贿通洋行商人藉护回夷兵盘费为名，每名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潮洋钱运进，任意欺蒙商贾，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18]道光二年，道光九年，御史黄中模与章源相继提出类似看法，都认为“银贵钱贱”是由于银少，银少是由于“洋钱”私易白银出洋。这种观点较之前面单从制钱质量或者多少解释银钱比价的涨落显然进了一步。 历史进入乾嘉时期，我国的商品经济有了明显地发展，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纹银已不能满足资本周转迅速的要求。因为每块白银没有统一的规格，重量成色各异，每次支付都需要经过鉴别成色和权衡轻重的复杂手续。这种烦难的支付方法很不利于商业活动，中国商品市场上这时急需一种成色重量和规格一定的银币。正当此时，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洋钱以其取携便而无事称量大量出现在中国商品市场上，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番银之用，广于库银”[19]；“江浙市易皆以洋钱起算”[20]；洋钱在“两广、楚汉、江浙、闽省畅行无忌……内地银两翻觉难于转运”[21]。洋钱由南而北，自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1799年查抄和珅的家产，其中有外国银元58000元。由此可以想见，洋钱也大量流到了北京。在这些地区里，洋钱在交易中广泛使用，而且还用于捐款、交纳丁税和漕银[22]，例如。乾隆年间的广东孝寺捐款碑和道光二年广东南海神庙捐款碑上都刻着各家各户捐赠洋钱的数量。“民间用洋钱之处转比用银为多”[23]。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是由西班牙、葡萄牙商人携带而来的。乾嘉时期，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有西班牙的“本洋”，荷兰的“马钱”（又名“马剑”）[24]，西欧的“十字钱”和美国的银元[25]。“马钱”、“十字钱”和美国的银元流通的数量和范围都很有限，只有“本洋”流通最广，数量最大。“本洋”的产地是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铸于1535-1821年间，原定成色为937/1000，后来降低到902/1000；在中国流通的有大、中、小三等，大的约重七钱二分，中的是半元三钱六分，小的一钱八分。三等之中，又以大的为主。“洋钱”与纹银相比，因其使用简便，“价虽浮而人乐用”[26]。那么，“洋钱”与纹银之间的浮额究竟有多少？1814年户部左侍郎苏楞额上奏说，夷商用“洋钱”换取纹银，“洋钱重七钱三分五厘”，由于在江、浙、闽畅行无阻，价值每元提高七八分，此说不确。当时粤督蒋攸銛复奏；洋钱折算纹银，每元按七钱二分计算，而洋钱成色合足纹总有九成，可见纹银与洋钱折换并不吃亏，此说也不确[27]。《中国和勇敢的新世界》的作者作了精确的分析，由于当时中国没有精确手段确定洋钱的纯度，因此往往估计过高。在广州的兑换率是这样的：“一百块旧西班牙银元，相当于七十四两银锭；一百块新西班牙银元，相当于七十二两银锭。而银锭的纯度一般是94%，旧西班牙银元的纯度只有90%，加上西班牙银元重量不足，因此一百块旧西班牙银元有纯银41600谷（grains）,而七十四两标准银锭则有42120谷，比西班牙银币多520谷，或者说多1.25%”[28]。“洋钱”本身的价值加上铸币的工本费用和社会供求关系较为紧张，与银块之间的比价存在着少量的浮额，这就为一些外国奸商留下了钻营的机会。例如，道光年间，就有人利用西班牙加罗拉四世币的比价浮额发了一笔小财。这在金属货币时代的各国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无庸奇怪。 “洋钱”在中国如此盛行，兑换又有浮额，并且发现有人进行投机活动，自然引起清朝理财家的重视。嘉道年间，清政府为此下达了许多命令和订立了严格的章程，禁止白银出洋，禁止“洋钱”偷易白银；甚至规定中外贸易“止准以货易货”；还规定外国商人在华贸易“不准以洋银易货”⑤。以为如此便可以使“洋银塞其来源，其用不禁而自绌；纹银断其去路，其价不减而自平”[29]。其实，他们并未找到“银贵钱贱”的根本原因，有关措施也不可能奏效。试图把对外贸易调整到以货易货的原始阶段，从一个侧面流露出闭关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 诚然，“洋钱”在中国商品市场上大量流通，必然影响中国的银钱制度，私易白银出洋也会影响银钱比价。但它不可能是乾嘉时期银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因为，“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铸币、辅币、价格标准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条块的形式”[30]。“洋钱”进入中国也必然脱掉其民族服装，还原为条块形态，经过检验成色，权衡轻重，才能按照它的实际含量进入中国流通之渠，中国所实行的银两制度对“洋钱”在中国流通也要起限制作用。再从商人所具有的那种“计及锱铢”的心理看，他们也不会盲目的接受外国的银币，使“夷人独逞其诈，内地甘受其欺”[31]。有些“洋钱”在中国市场上之所以无法流通，而被中国商人镕成条块使用，就在于其本身成色和规格不稳定。因此，我认为两广总督李鸿宾的说法接近史实。1830年，李鸿宾对“洋钱”在中国流通情况调查后说：“其偷换纹银，不过纸包布裹，夹入他货之内，零星收取，以冀积而成多。若专载洋钱收买纹银，则为数甚巨，势难掩人耳目，岂非自寻败露！至内地商贾贸易，洋钱与纹银价各不同，皆按色扣算”[32]。这是说，洋钱与纹银发生兑换关系时，价歌不同，皆按成色和重量兑换；有人利用比价差额进行投机活动，但并不严重。由此可以想见，“洋钱”偷易白银的情况不会很严重，不可能严重影响银钱之间的比价。 至于说“洋钱”为什么大量出现在中国商品市场上，道理很简单，那是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所形成的。据彭信威估计：“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那一百五十三年中，输入中国的银币和银块纯额有七千多万两，合银元约一亿”[33]。这个巨大的数目足以说明“洋钱”是怎样流入中国的。 总之，清朝理财家们根据“洋钱”在中国广泛流通和纹银之比的浮额，推断“洋钱”是“银贵钱贱”的根本原因，是不正确的。史实也证明，由于 判断的失误，清政府为此所进行的努力也归于失败。19世纪30年代，人们目睹鸦片泛滥成灾，银钱比价飞速上涨，便放弃了这个观点。虽然如此，它作为影响银钱比价的因素还是存在的。我们不否认洋钱对于中国银两制度的冲击，但不赞成把银钱比价的上涨归之于银元在中国的大量流通。 五 鸦片与银贵钱贱 鸦片走私，偷漏白银，造成“银贵钱贱”的观点，于嘉庆年间就有人提出：“惟买食鸦片，则其银皆归外夷，每年国家正供并盐关各课，不过四千万，而鸦片一项散银于外夷者，且倍差于正赋。夫银币周流不息，何以近来银价日高，市银日少？究厥漏卮，实由于此。”[34]这一观点在官方文书中正式提交出来是在1822年，御史黄中模说：“臣更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买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财伤命，莫此为甚”[35]。19世纪30年代，人们公认鸦片偷漏白银是“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已为近代史专家充分肯定。笔者认为，鸦片偷漏白银是30年代“银贵钱贱”的重要原因之一，不是乾嘉时期“银贵钱贱”唯一原因。因为，就整个中外贸易的白银流向看，鸦片偷漏的白银尚不足以导致本时期银价的大幅度上涨。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1830年以后中国白银才开始出超，他说：“1830年以前，由于中国在贸易方面一直是出超的，所以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36]马士也持类似看法，他说：“在1818到1830年期中，所知道的进口金银（主要是由美国船输入的）为数已达60000000元，所知道的出口数额（全部是由英国船只运往印度的）约在40000000元之谱；从1831年以后，这种趋势转变了，进口减到很小的数量，而只能增加运输金银的方法，才可以使贸易平衡”[37]。根据严中平等人的统计，中国对外合法贸易直到1833年仍保持着出超地位，从中扣除鸦片每年偷漏出去的白银数额，中国白银从1827年，才开始由入超变为出超。详见下表： 白银流出流入情况简表（1770—1829年） 单位：银两
根据表中提供的资料可以肯定，鸦片走私偷漏白银不是乾嘉时期“银贵钱贱”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这一时期鸦片所透漏的白银数量尽管在急剧增加，但还没有达到改变白银流向的程度。“银贵钱贱”是在白银继续流入中国情况下发生的，国内的白银绝对数量的增加与银价的相对增昂是相互矛盾的。鸦片透漏白银出境无法揭示从乾隆中期就开始的银价上涨原因，也不能说明乾嘉时期外国银币继续流向中国情况下所产生的“银贵钱贱”问题。但这并不是说，鸦片偷漏白银与乾嘉时期的“银贵钱贱”毫无关系。因为鸦片偷漏白银毕竟使入口白银锐减，这同国内市场日益增大的对白银的需求发生了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导致“银贵钱贱”的诸因素之一。 五 “重银轻钱”与银贵钱贱 根据前面分析，可以看出，除了铜价相对下跌对于“钱贱”有较大影响之外，洋钱的流通与鸦片的输入对于本时期银钱比价的影响都不是决定性因素，通过各种渠道输出的白银只能通过加剧社会供求矛盾表现出来。那么，导致乾嘉时期银价增昂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种因素存在于运动着的中国经济内部，即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在货币流通领域里，比较贵重的金属（银）排挤不大贵重的金属（铜），要求独自担负货币的职能，潜在地起着决定作用。 马克思说：“财富的增长使比较贵重的金属代替不大贵重的金属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代替，银为金所代替。尽管这个顺序是同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相抵触的”[38]。大家知道，我国历史进入乾嘉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新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内和国际市场都进一步扩大。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享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盛名[39]，苏州的纺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与湖南的茶叶，河南与东北的棉花也都顺畅地行销各地。例如南京所产绸缎，“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溯淮泗，道汝洛。”[40]行销全国各地。这时的城市商业也更加繁荣了。例如，苏州城内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店，戏园、游船、茶肆、酒楼，“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41]。对外贸易本时期也有较大发展，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东南亚各国。有人估计，1820年前后，行驶于东南亚的中国商船有295只，载重量约为85200吨。[42]1789年到达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有86艘。来华的外国人不仅大宗收购中国的茶丝，而且也贩运中国的棉布。美国商船是中国棉布的最大主顾。茶丝、棉布大批走向国际市场，又进一步促使内地农产品商品化，经济作物面积不断扩大。湖州出现了“桑麻万顷”之家。松江地区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乾嘉时期的中国商品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是封建社会长时期停滞中的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走入世界市场的茶丝、棉布商品，必然要求货币流通与之相适应。 货币运动是商品经济的反映。乾嘉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领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出现了白银排挤制钱的现象。从下述几个方面，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制钱”正在被白银从货币流通领域里驱赶出来。首先，从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方面看，“制钱”已沦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了。赋税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按照规定“地丁必须纳银”，所以，“小民完粮纳课均需以钱易银”[43]；清政府的第二项财政收入是商税（关税、盐税、漕税及矿税），全部征银，以库平银或关平银为征收标准。银两成为封建政府搜刮社会财富的价值尺度。清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宫廷开支、兵饷与官俸等，也全部用银两核算。“部司库藏皆以银为出入”[44]；“俸饷捐赎无不以银起数”[45]。在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制钱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46]。制钱与白银相比，主要缺点是价值低，体积大，携带不便，再加上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时间铸造的钱币规格不同，计算方法烦难，流通区域受到很大限制；而白银价值高，体积小，易于携带，经过辨认成色，权衡轻重便可在全国各地流通。所以在商业活动中，人们必定冷落制钱而选择银块作为流通手段。 道光时期，有人对白银和制钱在流通中的作用做了这样的描述：“钱质繁重，难以致运，各处行用良恶贵贱又不一致，故民间会兑止于近城。间有舟车运载，尚不及银百分之一。……银则轻便易赉，所值又多，各处行用大概相同，数千里外，皆可会兑，散而见少，安得不贵？”[47]虽然在日常的零碎的交换中使用制钱，但须“科银价以定钱数”[48]。有人概括上面这些情况说：“国之赋税，银也；官之禄赐，银也；士马之刍粮，银也；隶役之廪饩，银也；宾客之赂遗，商贾之交通，银也。总天下之万货制之于银，自天子至氓隶，非银莫为用”[49]。“总天下之万货制之于银”是乾嘉时期白银排挤制钱情形的最好写照。它说明制钱所担负的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等职能大大地削弱了。 从货币的储藏情况看，乾嘉时期，无论是政府的库藏还是拥有货币的私人都将白银做为储藏对象。“朝廷以府库积藏，天下之人，小者积以箱箧，大者积以瓮窖”[50]；“近世贵人富商多藏银”[51]，“富商大贾藏镪数千万”[52]。藏银已经代替了藏钱，成为人们的一种社会习惯。当时，由于银行业的初级阶段——钱庄尚不十分发达，私人藏银无限零碎，数额之大，难以估计。乾隆时期的和珅，道光时期的琦善可谓达官贵人藏银之代表，其藏量之惊人，以致民间出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歌谣。普遍藏银的社会习惯使有的人认为，藏银是银价上涨的原因，“银之用广，富贵家争藏银，银日少”，银少而贵[53]。 如果说，制钱在国内流通领域里还有一些残余的地盘的话，那么在对外贸易中，制钱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因为在世界商品市场上，一切货币失去了铸币形态，而直接以贵金属的原来形态出现。当时充当世界货币的贵金属是金银，铜块早已失去了这个资格。由上所述，大体可以看到制钱正从货币流通领域里被白银排挤出来，其货币职能已经残缺不全了。这个问题已被当时留心财政的人模糊地感到了，他们说：“十数年内银贵，而公私交病者，以仅以银为币，不惟珠玉黄金不为币，而钱亦不为币故也”[54]；“今之钱贱，本非钱多，以上下皆便用银，富者又多藏银，银始不敷用”[55]。当时许多人认为，“用银太重，用钱太轻”是银贵钱贱的原因。应当说，这种观点反映了白银排挤制钱的实际情况，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去根究其经济原因，而停留在“重银轻钱”的观念上。所以在提出的币制改革建议中，有的主张“重钱”，有的主张“重钞”，试图从观念形态里取缔白银，这当然是违背货币流通规律的。 “商品交换越是打破地方的限制，商品价值越是成为人类劳动一般的体化物，货币就越是归到那种天然最适于担任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机能”。[56]“银贵钱贱”是白银排斥铜钱的结果，重银轻钱则是白银排斥制钱在观念上的反映，它根源于乾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的扩大，市场的繁荣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对于货币流通提出了新的要求，结果把白银推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白银作为币材有显著的优越性，不仅性能稳定，易于分割，而且体积小而价值高，便于携带，在国内市场上比黄铜更加适宜充当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等重要职能。社会对白银需求的不断增大，与当时中国白银流通数量的明显不足构成矛盾。解决这种矛盾，要么有丰富的银矿可供开采，要么通过国际贸易增添白银。可是，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当时的采矿技术和银矿不足，不能为国内的货币流通提供足够的补充。对外贸易虽然长期处于顺差地位，每年有相当大的出超数额，可是这个数额在嘉庆年间逐渐被鸦片走私贸易所抵消，进口的白银数量在减少，不能满足中国的市场需要。需求大于供给，银贵钱贱日益严重。 如果我们把探索的目光移到明朝中后期，同样也会发现类似的现象。当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银价上涨的情况，由银贵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币制改革的争论。为了满足宫廷和社会对白银的需求，明朝政府矿使四出，加紧银矿开采。这种活动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归于失败。尽管如此，它说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白银必定被社会选择为主要流通手段，因供求矛盾银价相对升值。这种原因，在明代在清代都是难于揭破的谜。魏源在探索清朝“银贵钱贱”的原因时，也注意到明朝“银贵”的史实，但他找不到答案，只好留下“未有知其由者”的感叹[57]。 必须指出，制钱在乾嘉时期的小商品贸易中和下层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占有一定位置。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我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 全废除制钱制度的程度，商品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经济还在广大地区占有优势；二是银两制度本身存在的缺点，还离不开制钱的辅助。当时中国白银还停留在条块状态，没有采取铸币形态，所以在日常的小额的贸易中白银不如制钱计枚核值使用简便。 乾嘉时期日益发展的中外贸易，急需一种简单划一，成色重量一定的银铸币。前面谈到“洋钱”在中国流通“畅行无忌”，“价虽浮而人乐用”，正好反映出这种社会的强烈要求。1833年，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联名上表，代表商人首次提出了铸造五钱银币的建议[58]。结果遭到道光皇帝的严厉斥责，认为改铸银币，“太变成法，不成事体”[59]。这当然只是表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自此以后，很长时间无人敢再次提出铸造银币问题，而民间“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消化纹银，仿铸洋银。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吴庄、曰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板、行庄”[60]。“洋钱”受到欢迎，民间仿铸银币，都说明白银做为流通手段必须采用铸币形态。这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要求。 六 结 语 综上所述可知，清代银钱比价由“银贱钱贵”变为“银贵钱贱”的大致时间是乾嘉之际，而银价的增昂是从乾隆中期开始的。造成银价增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钱贱”的因素，又有“银贵”的因素；既有外部的冲击，又有内部经济的潜在因素。就制钱本身来讲，铜价下跌与铜钱变劣所造成的钱贱不能低估。就银贵方面来讲，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即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中外贸易的扩大，要求比较贵重的金属代替不太贵重的金属，并要求贵金属采取铸币形态。社会对贵金属的需求不断增长，日渐形成重银轻钱，银贵而钱贱。如果继续正常发展下去，白银势必将制钱很快排挤出流通领域而独占货币宝座，中国的货币制度将由银钱并用时期过渡到银本位时期。就在这时，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走私鸦片大量偷漏白银，使中国白银由入超变为严重出超，这就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对白银需求的矛盾，使银钱比价飞速上涨，打断了中国货币正常发展道路。长期以来，人民在探索银价上涨的原因时，比较重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忽视了“银贵钱贱”的内部因素。总之，导致乾嘉时期的银贵钱贱的原因非常复杂，各种因素的合力决定了银钱比价上涨的幅度。笔者认为，研究乾嘉时期的银价增昂情况，不仅可以提示“钱贵钱贱”的最初的真实动因，发现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流通领域里表现情况，而且有助于对19世纪50年代末期所发生的银价下跌原因的思索。 （文章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 《皇朝掌故汇编》卷十九。 [2] 参考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清代制钱市价表（一）、（二）。《乾隆初年钱价增昂问题初探》一文附表，载《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3] 陶正清《陈明钱贵之由疏》，载《皇朝经世文编》卷53，第68页。 [4]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9，钱币1，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7682页。 [5] 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6] 陈绍闻、郭庠林《中国近代经济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7]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9，钱币1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7683页。 [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76页。 [9] 席裕福、沈师徐编辑《皇朝政典类纂》钱币七，上海图书集成局1902年版，第155页。 [10]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9，钱币1，第7684页。 [11] 《皇朝掌故汇编》卷19。 [12]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9页。 [13]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 [14] 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191页。 [15] 贺长龄、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卷52，光绪十二年思补楼刊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1页。 [16] 《清会典》卷218，钱法 [17] 官定收买价格是垄断价格，不能如实反映市场情况。有时清政府所定收买价格远远低于开采工本。矿主通常无利可图，很少有开采的积极性。所以，垄断价格严重阻碍了中国采矿业的发展。参阅云南布政使王忘太岳《铜政议》，贺长龄、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卷52，光绪十二年思补楼刊本，第17-24页。 [18] 王先谦编《东华续录》嘉庆朝二十七，第3页。 [19] 汪辉祖《病榻余痕录》卷下。 [20]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5。 [21] 王彦威、王亮编纂《清朝外交史料》嘉庆朝四，第17页。 [22]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7页。 [23] 赵靖、易梦虹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5页。 [24]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考。 [25]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资料》第1辑，上册，第15页。 [26] 王彦威、王亮编纂《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第16-18页。 [27] 谭中《中国和勇敢的新世界》（Tan chung: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第172-173页。 [28]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1-20页。 [29]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1-20页。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31]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4页。 [32]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7页。 [3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82页。 [34] 包世臣《庚辰杂著二》，《安吴四种》卷26，咸丰元年白门小倦游阁刊。 [35] 王彦威、王亮编纂《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故宫博物院1933年编印，第13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37]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0页。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3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40]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41] 同治《江宁上元两县志》卷7，食货考。 [42]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帆船在东南亚船运和商业上的地位》，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43]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1册，第139页。 [44] 《皇朝政典类纂》钱币四。 [45]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1册，第542页。 [46] 包世臣《庚辰杂著二》，《安吴四种》卷26。 [47] 文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第22页。 [48] 包世臣《庚辰杂著二》，《安吴四种》卷26。 [49] 赵靖、易梦虹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册，第206页。 [50]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1册，《钱法议》。 [51]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1册，第540页。 [52] 赵靖、易梦虹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册，第175页。 [53] 包世臣《庚辰杂著二》，《吴安四种》卷26。 [54] 赵靖、易梦虹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册，第20页。 [55]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一，第523页。 [56] 马克思《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卷第75页。 [57]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1册，第554页。 [58]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15页。 [59]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18页。 [60]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4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