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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澳洲丰富金矿的发现，由于白银产量的急剧增长，更由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相继改行金本位，大批白银被抛向世界市场，白银的需求日渐减少，世界金融市场上银价逐渐下跌。日益卷入世界市场的中国自然也遭受了金银比价波动的冲击，国内货币流通领域里出现了非常严峻的“银贱铜贵”、“银贱钱贵”、“银贱粮贵”等危机，导致财政贸易、经济生活严重混乱。为了挽救王朝衰落的政治命运，为了挽救没落的制钱制度，当时的理财家们提出了许多种改良币制的建议，清廷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大都效果不佳。就在清廷被银贵钱贱困扰得一筹莫展时，银钱比价于1905年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先前的“银价日渐下跌”突然转为“银价异常飞涨”[1]。随之带来的是财政金融更加严重混乱。几年之后，深深陷人“银贵钱贱”困境中的爱新觉罗王朝便被政治革命的浪潮所吞没。 一 1905-1911年银价上涨的幅度与范围 “银贵钱贱”在清朝最后几年造成的社会经济生活混乱同样是十分严重的。过去由于比较重视辛亥革命时期政治事件、思想文化宣传方面的研究，相对忽略了“银贵钱贱”影响下的财政危机的作用，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就是专门研究货币史的专家，对于1905年以后银钱市场比价波动情况的认识也相当模糊。例如，杨端六先生虽然看到了1905年银价猛烈上涨的资料，而未引起重视，仍然把1857年到1911年视为同一“银钱比价回落时期”。石毓符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沿袭了杨端六先生的错误观点，对于清末长达七年之久的银价上涨事实也略而不论；彭信威在他的《中国货币史》中，对于这一时期银价腾贵的事实也毫无论及。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清末的银价增昂是否因限于局部地区，或是银价上涨的幅度不大，或是造成的社会震动不够强烈，不足以引起重视呢?答案是否定的。 清末七年间的银价增昂，就区域而言，尽管不是全国性的普遍上涨，但也波及到了经济比较发达的大部分省区。1905年7月，署两江总督周馥敏锐地觉察到江西“钱价大跌”的动向，以为是铜元过多造成的，立即向清廷报告说：“近年江西寻常市价，每银两易钱一千三百文，现涨至一千四百余文。每银元一枚，向易钱八百四五十文，现涨至九百六七十文”[2]。奏请限制铸造铜元，平抑银价上涨风潮。由江西、江苏开始的银价上涨风潮，迅速波及到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山东、直隶、广东、广西和福建等省区，甚至像察哈尔、吉林这些商品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省区也受到了严重冲击，银价“日高一日”[3]。不过，银价上涨风潮似乎对陕西、四川、甘肃和云南影响不大，直到宣统皇帝被赶下宝座，上述几个省区的银钱比价仍未上涨，甚至出现了大幅度逆势下跌现象。这说明银价在清末各省区的变化是不平衡的。 就银钱比价上涨幅度而言，以江苏、江西、安徽和直隶为最大，已经接近道光末年的最高水平。1904年的江苏，每两白银仅易“一千二三百文”，到1909年初上涨至“二千数十文”[4]；安徽每两银价在1904年为“一千一二百文”，到1909年底涨到“一千九百及二千文不等”[5]；江西1904年每两银价为“一千三百余文”，到1909年上涨至每千文制钱“仅易银五钱内外”[6]；1911年的直隶“二千一百文合库平银一两”[7]。 表11.1 1905-1911年各省银钱比价市场波动情况一览表
每两银价上涨低于2000文的省区有湖南、湖北、浙江、广东、山东、山西、河南、察哈尔等省区。如湖南、湖北1904年每两银价为1400文左右，到1909年，“每钱一千仅易库平银五钱三分”，即每两银价为1900文左右[8]。相对比较偏僻的察哈尔，1908年每银一两可易钱“一千八九百文”。[9]河南银价上涨得较晚，直到1908年上半年，尚在“一千三四百文”，下半年发生“钱价日落”风潮[10]。广东、浙江、山西、山东等省都报告了银价增昂的情况，上涨幅度大抵如湖南、湖北，没有超过2000文。只有陕西、甘肃、四川和云南等处的银价仍然保持在1904年的水平上，而目还略有下跌。1908年，陕西、甘肃连年大旱，饥民哀号遍野，商品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以致“钱价奇贵，每银一两只能换制钱九百文”[11]。四川、云南与贵州的银价没有上涨，原因尚不十分清楚。从上述情况来看，此次银价上涨的地方都是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省区，商品经济愈发达，银价上涨的幅度越大；商品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内陆省区，或者是遭受自然灾害袭击的地方，银价变化不甚明显。在银价腾贵的地方，有的增昂了400-500文，有的上涨了800-900文。在七年时间内，银价上涨的辐度之大，令人吃惊。 后人根据清代厘金资料，对于江苏、江西两省的银钱比价进行了系统推算，得到的结果与各省督抚的奏报基本一致。 表11.2 1900-1911年江苏与江西两省银钱比价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1900-1907年的江苏、江西银钱比价数据摘自羅玉东：《中国厘金史》，第242，291，508，541页。1908-1911年数据摘自《政治官报》、《内阁官报》公布的官员报告。 清末银价的飞速上涨在当时也造成了相当强烈的社会震动，这可以从各地官员的奏报中得到说明。有的说：“现在银贵钱贱，市面情形辄被牵动”；有的说：“近以银价陡昂，物值增高，京城市面拮据，商民闲苦”；有的说：“银价腾贵，百货价值日益飞腾，官、商、兵、民同受此害”。他们在极力呼吁“官、商、兵、民同受此害”时，实际上偏重于强调官府财政税收方面遭受的损失，极力说明地方官员因“银贵钱贱”赔累不堪的情形。 1906年，署两江总督周馥奏报：“上年银价骤涨，数月之间，每两易钱由一千四百余文涨至一千六百八九十文。而各属折价仍每两二千文。其书吏之辛工、差保之盘费、饭食易银上兑之倾熔火耗、宝申、解费，近又另有奉提报拨之三、四、五分平籴以及常年办公经费，弭不取给于羡余，银价一涨，不敷抵支。”[12] 1907年，直隶总督杨士骧强调征不敷解，使地方官员“人心恐慌，全局牵动，几有不可终日之势”[13]；两江总督端方认为，银价腾贵，州县官员征解赔累，“不独病其身家，蚀于库款之丰耗，吏治之长消所关甚大”。他说，江苏地方官员由于赔累不支，1908年到1909年初，“委任力辞者十余人，在任求去者数十县，谈虎色变，捧檄增愁”，许多人把当官看成是一种危险职业[14]；山东巡抚袁树勋哀告说：“银价增涨，丁漕不敷报解，而州县亏累更不能支……以臣目击山东州县情形，屡有求免去任、典请交卸之事。甚有因亏无抵，发为心疾，佯狂涕泣，以求苟免于监追者。”[15]人们逃避当官，在任的官员装疯卖傻，这是一种多么不正常的政治现象。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现象深刻反映了封建王朝的政治危机，而政治危机的产生与“银贵钱贱”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而言之，清末银价上涨不仅幅度大、范围广，而且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既然如此，探索其原因，揭示其奥秘，也就十分必要。 二 铜元的冤词 关于清末银价波动的原因，当时朝野人士几乎毫无例外地一致认为，滥铸滥发铜元是“银贵钱贱”的根本原因。山东巡抚杨士骧如是说：“自铜元畅行，各省承办之员既多方扩充，市侩奸商复牟利浸灌，银价遂日涨一日，民间虽已通用，仍百端顾忌，相戒不肯存积，输之于官，以十作十；行之于市，以十作八，即不作区别，而暗中高抬价值，禁无可禁。州县经征钱漕，全收铜元则盈余无著，撘放制钱则群疑勒掯，实属上下交受所困。前之每银一两，易京钱二千二百文（约合制钱1100文），今则易铜元一百六七十枚，标京钱三千三四百文（约合制钱1650-1700文）矣。”[16]这是说，银价昂贵是由铜元太多造成的。“银价之贵，多由铜元充斥”。[17]实际上这是一种严重误解。 铸造铜元最初开始于广东。本意在于挽救钱荒，维持早已过时的“圜法”。1900年，广东首先试铸“每枚当制钱十文”的铜元。这种铜元投人流通领域后，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接着，福建也仿铸成功。一方面由于所铸铜元“通行市肆，民间称便”；另一方面由于铸造铜元的机构可以获取20-30%的利润，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来源的补充。最初，各省铸造铜元专用紫铜，发行十分顺利。浙江巡抚又以黄铜试铸万元，发交市面行使，视紫铜元毫无低昂。“愈铸愈多，愈推愈广。商民但论其为铜元，不问其为紫铜、黄铜。浙省固人人乐用，即外省亦随在流通。”[18] 清廷关于沿江沿海各省仿铸的命令下达后，各省衙门纷纷向外国采购铸币机器和铜材。到1905年，“铜元开铸已有十七省，设局多至二十余处”。[19] 1902年以前，全国用于购买铜斤的经费不足200万银两；1904年增至700多万海关两；1905年激增至2100余万两，购买的紫铜高达730138担[20]。铜元的产量因而也急剧增加，据梁启超估计，1904年到1908年，中国铸造的铜元总数高达12426671000枚[21]。关于铜元与银元的比价，海关报告书中说：“当光绪三十一年以前，在胶州铜元每八十枚即兑洋一元。同时，安庆则一元合九十五枚。光绪二十八年，苏州一元合八十枚。同时，杭州合九十枚。二十一年，宁波平均为九十五枚。是年，在上海则每元合九十一至九十五枚不等。”[22]到了宣统时期，每枚银元在许多地方可以兑换到130枚铜元[23]。每枚银元在市场上从兑换80- 90枚变为130余枚，这说明铜元相对于银元的价值正在下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这不能证明银两相对于制钱的升值是由于铜元发行量过多造成的。 首先，铜元是否充斥问题。铜元在清末进人流通渠道时，并不是任何一种货币的辅币，更不是一种本位货币。铜元价值的确定，同当时的银元与制钱一样，主要取决于金属的实际含量与社会的实际需求。在它最初加入流通时，尽管清廷曾经明确规定每枚重量为七钱二分的银元可以兑换100枚铜元，每枚铜元可换10枚制钱。但在流通领域，这种规定如同银两与制钱的比价定为“每银一两值钱一千”一样，完全是形同虚设。铜元投放的初期，由于制造精美，发行量有限；由于钱荒处在特别严重时期，社会对于铜元的需求远远超过其供应量。它因此能以比它本身价值较高的价格被流通渠道接纳，北京、天津、广州、苏州、杭州、宁波、胶州、安庆等大中城市中，每80-90枚铜元便可兑换1枚银元。1905年以后，随着国际市场上银价的增昂，随着铜元发行量的急剧增加。社会对它的需求相对减弱，铜元的价值相对下跌。1905年，每银元1枚可兑换90枚铜元；1906年为l 07枚；1907年为110枚；1908年为116枚；1909年为123枚；1910年为127枚；1911年为l3l枚[24]。1910-1911年的北京每枚银元可以兑换130枚铜元，个别地方的兑换率甚至一度达到180枚。但直到清朝垮台以前，铜元的市场价格仍然没有跌落到它的金属含量的实际价值水平上。清朝最后几年，同际市场上每担铜块的价格一般在关平银30两左右。按照这种价格推算，每银元1枚可以兑换190枚铜元[25]。而实际上，铜元与银元的比价均未达到和接近这种水平，也就是说，铜元在市场上的价格仍然超过它的铸造工本费用，从这方面看不出铜元的发行量已经超出流通的需要量。 许多事实也说明铜元在流通渠道尚未出现雍滞的现象。当清廷感到银钱比价发生大幅度上涨并带来了严重财政危机时，在一些督抚大臣的建议下，立即下令各省停铸或减少铜元制造量，并禁止向其它省区贩运铜元。这项命今当即遭到一些省区的抵制和质疑。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说，武汉为通商大城市，“近年制钱缺乏，全赖铜元为周转，市面需用铜元之数迄未减少”，铜元并未充斥，反对清廷对于湖北机制铜元的数额加以限制。1906年，两江总督周馥也认为，江浙地区铜元并未充斥，“目前尚在短缺之时，未至充溢之候”。他指出，偏僻的州县城镇流通的铜元数量很小，商会要求继续制造，并发行铜元。1908年。湖广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岑春煊联名奏请说：“铜元停铸之后，银价既未稍跌，而市面交易转欠流通。”岑春煊后来又单独上奏说：铜元流通数量不足。“现在省城及常德、湘潭各官钱局尚且不敷周转。此外，各钱铺以及各府州厅县镇市店铺更属难于购求。有欲兑数十枚铜币而不可得者，市面艰窘异常。”[26]与此同时，河南、四川等省督抚也都极力向清廷说明铜元并未充斥，强调必须添造铜元的种种理由。 清末的铜元进人流通领域不像咸丰时期的大钱那样，通过强制手段进人流通渠道，而是通过官钱局自由销往市场的。既然铜元象一般商品那样作为销售的对象，它在市场上也必然同一般商品一样，服从其供求律。如果它能够以高于自身成本的价格顺利被流通渠道接纳，显然不能认为已经壅滞。清末的官钱局既然能够以合适的价格，把铜元顺利投向市场，说明市场上对铜元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因此，不能说铜元已经充斥市场。既然各省的官钱局从来没有提出过推销铜元的困难.，并且一直在争取添铸铜元，说明制造铜元仍有余利可图。如果铸造铜元没有利益可图，不用下令，铸币机构就会自动关闭机器和熔炉。即使官府不愿自行停铸，价值规律也将迫使其停铸。再者，商人一再要求继续鼓铸铜元，说明市场上的铜元尚未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如此等等，都说明银元在清末尚未壅滞。至于铜元的价格下跌，并不能说明铜元数量过多，超出了流通需要。退一步说，即使铜元的发行数量已经超出了流通需要，由于它是金属货币，它的多余部分会自行退出流通渠道，成为窖藏货币，它的价格也不会过于低于金属实际含量价值。铜元数量的多少不是铜元价格变化的根本原因。 其次，即使铜元在清末市场上已经壅滞，也只能影响它自身的价格，从逻辑上也得不出“银贵钱贱”是由铜元数量过多造成的结论。在清末商品市场上，铜元的发行基本限于大中城市，在州县乡镇集市上流通尚不广泛。广大的农村集市仍然以银两与制钱为主要交换媒介。农民在出卖自己的产品时，所得到的仍然是制钱，他们向官府交纳赋税时，自然也是背着沉重的钱袋子，把自己的血汗注人官府衙门的仓库。清末银钱比价的上涨，指的是每两白银兑换制钱数量的增加。当时各级官员所强调的征不敷解，银贵钱贱，指的是基层集市上的制钱贬值。与银两相比，制钱相对贬值；与银元相比，铜元价值跌落。二者同时同步贬值，显然它们彼此之间并无因果联系，说制钱的贬值由于铜元数量太多，过于武断。假定有人反过来说.铜元的贬值是由于制钱数量太多造成的，人们该作如何解释呢?再者，我们发现，发行铜元多的省区，如四川，银价不一定就上涨；而不发行铜元或铜元流通不多的地方，如吉林，银价却在大幅度上涨。这从事实上进一步证明，“银贵钱贱”与铜元的发行数量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铜元与制钱之间毫无关系，我们强调的是，铜元的发行数量并不对制钱的价格造成直接影响。清廷发行铜元的最初本意是为了挽救所谓的钱荒，即补充制钱流通量的不足。二者之间的比价在最初虽曾规定铜元每枚当制钱十文，但在实际流通时，它们之间的比价必须服从其价值规律，主要依靠金属实际含量和市场供求关系来凋节，不可能屈从于当局者的一纸命令。在市场上铜元与制钱一旦发生兑换关系。由于铜元的币面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立刻被折扣使用。“今铜元实质既不过值钱四五文，故民间交易亦有私自折扣，以求还其实在之渐”。很快自8-9枚减至6-7枚[27]。有的州县官员根据市场流通情况，“创立章程，专收制钱。有以铜元交纳者，俱六折合算”[28]。这就是清末市场上所出现的所谓“钱贵元贱”现象。 清末市场上流通的制钱重量大多在6-8分之间，其中含铜量约为50%左右。铜元的重量为二钱，含铜量约在95 %上下，以重量平均为7分的制钱加以推算，每枚铜元“所含的铜只值6.5~7文铜钱”[29]，加上工费，每铸当十铜元一枚，“需成本制钱六文之谱”[30]。这说明市场上被折扣使用的铜元大体与其实际含铜量相符合；事实上，有的地区铜元与制钱的比价仅仅降到“七折”，主要是由于使用铜元比制钱较为便利，社会需求大于供给造成的，这也完全合乎金属货币的价值规律。由此可见，铜元与制钱相比，它的价格跌到它的含铜量的实际水平上是在情理之中的。产生“钱贵元贱”的现象是十分正常的。既然制钱与铜元的比价实际上决定于“它们各自的含铜量和社会的供求关系，而不决定于铜元数量的多少，那么，把制钱相对于银两的跌价归于铜元数量的变化，显得十分荒谬。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莎伊明确指出：“在私人之间的交易，国家机关没有力量通过印模印记，使充当货币的货物能具有比它的内在价值加上铸造得来的价值总和更大的价值。想凭借打在硬币上的印记，以法律力量把一定价值授予一盎斯银，结果必定是徒劳无功的。打上印记的一盎斯银，决不能买到超过在那时候与它等值的数量的东西。”[31] 总而言之，清末发行的铜元虽然数量很大，投放过猛，但尚未满足社会的总需求，尚未在州县等较小的集市上普遍流行。它在流通过程中，尽管对银元的比价逐渐下跌，但它尚未跌到它的金属含量的实际水平上。它的价格的跌落不是铜元充斥造成的。退一步说，即使铜元已经超过了流通的需要，那也只能影响铜元自身的价格，从逻辑上讲，不可能对制钱的市场价格造成大的影响。铜元与制钱相比，它的价格跌到其金属的实际水平附近是应当的，完全符合商品（金属货币也是一种商品，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的一般价值规律。铜元作为一种货币，它的价值变化尚且不取决于其本身数量的多少，那么，制钱作为另外一种自由兑换的货币（它不是铜元的真正意义上的辅币，更不是一种主币），它的价格的变化更不能以铜元数量的多少来解释。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制钱、铜元相对于银两、银元的大幅度贬值，不是制钱与铜元中的任何一种货币数量的增加所决定的。 三 清末银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在研究清末银钱比价波动问题时，人们把目光集中于铜元发行数量是错误的。我们的目光应调整一下方向，铜元与制钱对于银元与银两同时发生贬值，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银价的重新升值?这需要观察国际市场上的金属价格变化，需要研究中国社会对于白银和紫铜的需求变化。经过分析比较，大体可以肯定，清末的货币比价波动主要是由下面三个原因促成的。 第一，国际白银汇价的增昂决定了国内白银价格的相应上涨。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价格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影响它们相互之间比价的变化，也必然通过国际汇率的变化反映到国内市场上。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银价大跌落，持续了20多年后，于1902-1903年降低到了最低点，在中国市场上的“银贱钱贵”也到了极点。从1903年开始，国际市场上的银价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回升时期。具体变化情形如表11.4： 表11.4 1901-1911年中国海关两的国际汇率
资料来源：海关两与英镑的汇率摘自《申报》每年3月1日登载的汇价。海关两与美元的汇率摘自中国海关的报告。纽约的银价摘自郑友揆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市钱的价格摘自《申报》每年3月l日的报价。 表11.4说明，这次白银对于黄金的比价上涨时间短暂，幅度较小。就海关银两对于英镑的汇率来讲，由1903年的25. 875便士上涨到1907年的36. 625便士。一共上涨了11便士，上涨率为40% ；海关两与美元相比，上涨幅度较小，不过在1906年和1907年也出现了一次峰期。纽约市场上银价的变化与中国海关两对外汇率的情况完全吻合。这说明20世纪最初10年间出现的银价向上波动是世界性的。这次银价波动自然会对中国货币流通领域里的银钱比价产生直接影响，上海市钱价格的变动反映的有些迟缓，但银价的变化趋势与国际银价变化是一致的。这些变化都一致说明，清末钱价、铜元价格的下跌与国际市场上银价上涨关系密切。当然，从表中也可以看出，银钱比价的波动并不完全决定于国际市场上的银价回升。因为，当1909年海关两对外汇率向下调整时，中国的银钱比价虽然停止了上涨的势头。却没有立即跟着跌下来。再者，银钱比价上涨的幅度较大。例如，有的地区每两银价高达2000文以上，超出了同一时期国际市场银价上涨的幅度。这实际上意味着还有其他原因起着作用。 第二，清末社会对白银的需求在急剧增加。20世纪初年，由于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在中国努力扩大投资规模和扩充商品市场，由于中国民族工业在艰难的环境中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进步。对外贸易方面，1900年的通商口岸有45个，1910年增加到82个；1900年对外贸易总值为37006万海关两，1911年增加到84884万海关两，相当于1900年的2.29倍。1911年，各国投资建筑的铁路总长度为9618. 1公里，京汉、沪宁、京奉、津浦、胶济、中东、南满等铁路，分别成为华东、华中和东北的经济命脉。沿江沿海的水上航运也发展得很快。交通运输的发展，刺激了商品贸易的空前活跃，茶、丝、棉纱、粗布、大豆、芝麻、羊毛等通过各种近代化的交通工具进入国际市场,或成为沿江沿海地区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这一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又有所提高。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要求货币制度与之相适应。但当时的银两与制钱制度己经十分落后。早在乾嘉年间出现的银两排斥制钱，银元代替银两的趋势，由于国内战争破坏而延缓下来。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商品经济在恢复和发展，白银排斥制钱的运动又开始进行，同治年间的“银贵钱贱”正是这个运动的产物。然而进入光绪时期，中国又遇到世界性银价跌落的冲击，发生了“银贱钱贵”的现象，这又延缓了制钱被逐出流通渠道的时日。20世纪初年，当世界银价暂时停止了下跌的趋势，并且出现了短时期的银价增昂。在这种情况下，贵金属又成为人们热烈追求的圣杯，白银的价格便会因需求增大而略有抬高，而制钱由于价值低，体积大，不便携带运输，在流通渠道受到排斥。例如，1908年的江苏，每石大米合7000文制钱，以每枚重量为7分计算，每购买1石大米需要携带30余斤制钱上市，把这7000文制钱交给卖粮的农民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位农民如果要向官府交纳折色银两，也要花费同样长的时间，才能结算清楚。所以，携带制钱进行重要的商业活动是十分困难的。大势所趋，制钱迟早要被逐出流通渠道。清末的银价增昂主要发生在沿江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并且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越高，银价上涨幅度越大，这足以说明银钱比价上涨与商品流通加快加大有密切的关系。清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迟缓，有的地区遭到自然灾害的袭击，银钱比价没有明显变化，甚至有所下跌（例如陕西和甘肃），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银钱比价的波动与商品经济的状况有密切关系。 第三，银根紧缩加剧了“银贵钱贱”的趋势。由于各种原因，20世纪最初十年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增加，中国对外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贸易逆差在近代中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1900年以前，每年逆差大都在几千万两以下，以19世纪逆差最大的最后十年为例，每年的平均逆差额不过4000 - 5000万两。进人20世纪以后，每年贸易逆差迅速突破1亿海关两；最高的年度，如1905年，甚至超过了2亿两。 表11.5 1900-1910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情况表 （单位：千海关两）
资料来源：摘自郑友揆编《中国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335-336页。 上表所列举的贸易差额，竟然高达129305万海关两。这个巨大的差额，加上《辛丑条约》所规定的45000万海关两的赔款，共计174305万海关两。如此巨大的差额要用白银去补充，势必使国内流通渠道日渐枯涸，各海关对于白银进出口的统计就是这样。 下表显示出大量白银迅速退出中冈的流通渠道，注入国际市场。这件事正好发生在社会对白银的需求急剧增加时期，不可能不加剧中国社会对白银需求增加的矛盾。自然导致中国社会的银根空前紧缩。“银贵钱践”的呼声因而到处回荡，这又进一步刺激了社会对白银的需求心理，“银贵钱贱”，由此而加剧。虽然国内白银数量的多少并不直接决定银钱比价的变化、但在社会对白银需求量日益增加情况下，通过加剧社会洪求矛盾间接地影响银价的变动是可能的。基于这种理由，可以肯定，银根紧缩对干银价的增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表11.6 1901-1910年中国进出口白银情况 （单位：海关两）
资料来源：摘自海关贸易报告。 总之，导致清末银价增昂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20世纪初年，国际市场上银价的相对回升决定了国内流通领域里的白银价格再度增昂；同时，中国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对白银的需求不断增大，要求制钱退出流通领域，当时发生的货币改革运动，例如铸银元、铸铜元等措施都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对白银和制钱的不同需求，影响着二者比价的相应变化；对外贸易的巨大逆差和赔款则造成国内银根紧缩，银根紧缩又加剧了社会的供求矛盾，这对于银价的相对上涨又起了间接促进作用。一言以蔽之，上述三种因素，虽然有直接、间接之别，而对清末银价的波动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它们的合力促成了银价的大幅度上涨。 四 制钱制度的终结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银价下跌，铜价增昂，使清朝的制钱制度遭遇到猛烈冲击，伴随着钱价的增昂。一些不识时务的清朝官员曾试图努力规复制钱制度。他们以为铸造不足质的制钱，“使私毁者无利可图”，便可以保证制钱的绝对数量，便可以阻止银价的下跌，制钱制度由此可以得到维持。1887年，闽浙总督杨昌浚率先于福建开始铸造重量为八分五厘的制钱。此后，在清廷的督促下，各省开始启动所有造币机器和熔炉，大批生产减重的制钱。社会上很快出现了一批重量分别为一钱、八分五厘、八分、七分四厘、七分、六分、五分等官制小制钱。即使这样，由于银价的下跌，铜价相对上涨，也没有办法稳定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比价。1899年以前，各省铸币局都因铜价昂贵，铸造制钱成本过高，严重亏损。而停机停炉[32]。 1900年，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人在广东试铸铜元，投向市场后，受到社会欢迎。清廷鉴于广东、福建的成功，下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这是中国制钱制度被废止的开端。对于顽固保守的清朝大臣来说，废止一项流传两千年之久的货币是非常困难的，是难于接受的。他们虽然知道继续铸造制钱对于王朝的财政并无益处，但是，他们仍然留恋过去，仍在北京保留了宝泉局和宝源局，每年仍象征性的铸造几卯制钱。以帮助他们回忆“祖制成法”，同时也维持着财宝泉源象征性的控制。这里也充分反映了王朝衰老的心态。 1905年，度支部由于经费不支，奏请裁撤宝泉、宝源局。但仍然象征性地保留了宝泉局的西、北二厂，继续铸造六分小制钱。不过，每月所出“不足三卯”[33]。同年开始的银钱比价激烈波动，使铸造最小的制钱也变得毫无意义。 前而已经说过。清末的银价土涨，在有的省份每两白银可以兑换1800或2000文小制钱。以重量为六分的小制钱来推算，每30两白银可以在市场上换到202-205斤铜制钱（铜与铅的比例各为50% ，30两白银可易100斤铜，9两银可以买卖100斤铅)，经过销熔，出卖材料可以得到40余两白银；若以重量为五分的最小制钱计算，每30两白银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l68-188斤铜制钱，销熔后出卖币材也可以得到30-37两银子。所以，制钱的铸造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要严重亏损。这说明制钱的市场价格已经跌落到它的币材价值之下，它正在被排挤出流通渠道。制钱小到六分、五分，已经无法再小了，清廷无沦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挽救其废止的命运了。1911年元月18日，度支部尚书载泽上奏指出，改铸六分制钱，每月所铸不过三卯，但以全年计算，“铸钱工料等项，岁亏甚巨”。以节约经费，统一币制为理由，奏请将“宝泉局制造制钱即行停止”[34]。铸造制钱的活动终于停止，这标志着制钱制度的终结。 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从某种意义讲，它除了担负经济作用外，本身还带有政治的含意，具有权力的象征。拥有铸造钱币的权力，意味着一个政权的有效统治。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不在建元伊始废除旧的铸币机构，无不在新的铸币上打上具有政权特色的符号。与此同时，旧的王朝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无不丧失其铸币的权力。清王朝停止铸造制钱的当年也随之失去了政权，事属偶然，偶然的背后隐藏着必然的推手。 不过，事物是复杂的。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商品经济落后的地区，在广大农村市场上，制钱仍做为交易的一种媒介物，一直到1943年，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再一次大规模以法币收兑制钱后，制钱在市场交易中才基本消匿。 小结 （一）清末的银钱比价上涨不仅幅度大，最高时超过2000文以上，范围广，涉及大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区，而且也激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清末的银价上涨是不平衡的，商品经济愈是发达的地区，银价上涨幅度愈大；在商品经济遭受破坏的地方，银价不但没有随之上涨，反而有所下跌[35]。 （二）清末发行的铜元数量虽然很大，但尚未满足社会的总需求，铜元在乡镇的集市上尚未普遍流通。铜元价值的下跌不是铜元数最过多造成的，制钱价格的下跌与铜元数量的增加更无因果联系。 （三）清末的银钱比价上涨，主要是国际市场上银价相对回升造成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货币流通领域排斥制钱，以及银根紧缩所造成的供求矛盾，都对银价的增昂，钱价的下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的合力促成了银价的大幅度上涨。 （四）制钱制度在清末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20世纪初年的“银贵钱贱”形势使铸造制钱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严重亏损使清政府不能再继续维持其象征性的发行权，通行2000年“孔方先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寿终正寝。 [1] 《察哈尔都统诚勋奏应征厘改钱为银片》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政治官报》第105号。 [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368页。 [3] 吉林地方官吏报告：“吉省银价，光绪三十二年以后，日高一日。从前省城每银一两合钱三千一二百文，在外城已至四千左右。今日省中每两合钱五钱有奇，其外城昂贵更可想见。”《政治官报》第754号。宣统元年十月十九日。 [4] 《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奏银价益涨州县赔累更深请仍改征银解银另收公费折》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官报》第553号。 [5] 《安徽巡抚朱家宝奏请将丁漕加捐一项变通办理折》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政治官报》第793号。 [6] 《江西州县征收丁漕困难情形折》，《政治官报》第733号。 [7] 陈度：《中国近代币制汇编》第四册，第170页。 [8] 《湖南巡抚岑春煊奏请将提解州县丁漕钱价平余等项一律停免折》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官报》第548号。 [9] 《察哈尔都统诚勋奏应征厘改钱为银片》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政治官报》第105号。 [10] 《河南巡抚奏开铸当十铜元片》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政治官报》第291号。 [11] 《陕西总督升允奏设立官银钱局折》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六日，《政治官报》第364号。 [12] 《署两江总督周馥奏为江苏省银价骤涨拟请各属所收规银价暂行拨还事》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录副奏折，档号：03-9538-008. [13] 《奏银价骤涨查禁铜元并请饬筹办法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政治官报》第47号。 [14] 《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陈启泰奏银价益涨州县赔累更深请仍改征银解银另收公费折》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官报》第553号。 [15] 《山东巡抚袁树勋奏东省知县异常亏累亟应变通办理折》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九日，《政治官报》第528号。 [16] 《山东巡抚杨士骧奏为东省银价昂贵请试铸银元官民两便事》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录副奏折，档号：03-6685-069. [17]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三年九月，第5764页。 [18] 《安徽巡抚诚勋奏为安徽省铜元局采购紫铜价昂货少拟请添造黄铜元以广鼓铸事》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录副奏折，档号：03-9536-097. [19] 陈度：《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第4册，第236页。 [20]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43页。 [21] 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22页。 [22] 耿爱德（Edwanl Kann）著，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390页。 [23] 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五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26年，第35页。 [24]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册，第582页。 [25] 梁启超是按“铜之市价每担三十五两”进行推算的。他推得每龙元一枚应得169没。查阅海关统计，洋铜每担在清末9年间，只有1907年为32两白银，其余8年均为30两以下。所以，梁启超的推算结果是不正确的。参考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第43页。 [26] 《岑春煊奏湘省市面钱少吁恳增铸铜币折》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九日，《政治官报》第169号。 [27] 光绪三十三年，北洋大臣杨士骧指出：“各省试铸有利，贪多加铸，折价出售，或以一作八，以一作六七不等。”这里他虽然把铜元的贬值错误地归因于本省铜元数量的增加，但反映了铜元与制钱之间兑换的实际情形。《查禁铜元并请饬筹办法折》，《政治官报》，第41号。 [28]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84页。 [29] 徐雪筠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70页。 [30] 光绪三十年六月，江苏巡抚奏报说：“苏省铜元局每铸铜元一枚，需成本制钱六文三四毫之谱”，同年七月，两江总督又奏报说：江宁银元局开铸当十铜元，“每枚需成本制钱六文之谱”。 [31] 【法】莎伊著，陈福生、陈华驿译：《政治经济学概论》，第259页。 [32]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579-583页。 [33]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872页。 [34]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872页。 [3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25-12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