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于1984年11月3日至9日在郑州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河南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这是建国以来举行的第一次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省委理论领导小组组长刘正威同志会见了部分专家，省委理论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社联主席张树德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向来自各地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围绕着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任务、方法及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特点、地位和历史作用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有同志认为，文化不是单细胞，而是由多种学科组成的复合体。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文化， 即思想、宗教、道德、科技、艺术、文学及其制度和机构；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 文化史的定义，实质上是文化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反映。文化概念的多义性，来源于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而文化史定义的不确定并不是消极因素，更不是玄妙莫测，相反，它可以提供我们从多层次、多角度、侧向、逆向思考问题，从而用多值逻辑思维繁荣文化史的研究。 持上述观点的同志认为，按照我们平时对文化的理解，是取其狭义的内容，把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如思想史（含宗教、道德）文学史、艺术史、社会史（含机构、制度、风尚）等，这些都可以分别作为独立的专史，但又同是文化史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文化史研究的任务就是探究和揭示中国近代文化运动的历史规律。 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如果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这实际上就把文化说成是无所不包的东西了，这正好走向它的反面，恰恰取消了中国近代文化史存在的特殊地位和研究对象。 还有的同志认为，文化就是文物教化四字。 二、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有同志认为，研究文化史虽然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但对某些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就很难说明。因为有些文化现象是高度抽象的结果，离社会经济基础太远了。比如一些心理学就很难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得通。 一些同志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历史观，研究文化史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理论武器，就不可能给以科学的总结和说明。人们之所以对某些现象说明不了，是因为对这个理论武器没有很好的掌握甚至理解有偏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还有些同志提出，在研究方法上固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具体方法、手段上，可以应用一些新的方法，比如计量统计、系统论、控制论等等。有人还提出研究文化史时，要注意借用心理分析的方法。 三、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特点。 一些同志认为，中国近代文化从它开始酝酿、萌芽到初步形成和发展，始终同反帝反封建斗争紧密相连。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政治的主题，因而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史的主流始终贯串着爱国主义精神，这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精髓。 有同志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包括两个过程，即资产阶级新文化萌芽、发生、发展的过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确立的过程。因而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主要是研究资产阶级的文化。 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保留态度，对西方文化持批判态度，这才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特点。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民族矛盾的尖锐性，东西方文化的对抗性，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腐朽性，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不少是合理的，可是社会现实竞争的落后性（小农经济），必然使它产生这样的特点。 还有同志指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是中西关系，一个是古今关系，而中西关系又是主要的。中学和西学的矛盾、斗争，融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主要特征之一。也可以说中西文化斗争融合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因而应该紧紧抓住中西文化斗争融合这条主线。 四、关于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意义。 有同志认为，文化最能反映民族的特色，民族的精神，因而开展文化史的研究对发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团结，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现在，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不但为发展和繁荣我国历史科学所需要，也是全面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需要，是批判继承中国近代文化的需要，更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因为中国近代文化史始终贯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反侵略思想，到戊戌变法时期的救亡图存的新文化运动，直到“五四”时期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在在都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这个光荣传统，很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同时它对我们更好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总结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会议认为，这次学术讨论会开得很好，会议主题明确。大家从不同侧面，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特点和作用进行了探讨，从而提高了认识和研究的信心，通过几天的会议，大家互通了信息，交流了情报，对进一步组织研究力量，选择研究课题起了推动作用。这次会议既有在学术上造诣很深的老专家，也有学问基础扎实、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中年学者，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参加。会议认为，当前我们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已经开始起飞，经过三五年的刻苦努力，埋头苦干，深入细微的研究，认真的探索，我们这个队伍一定能够壮大，一定会有一批丰硕的成果问世。 （文章来源：《中州学刊》1985年01期） |